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组织《深圳商报》“非典”宣传的追忆

我感到自己一步步向危险靠近。我站在一病区门口，从玻璃门不断地开关中，我看到里面戴着氧气罩与呼吸机的病人躺在床上，这里是最危险的地方，但我只有一个念头，往里走，进去拍一张医护人员的现场照片。可是走到中途，我一下子被医护人员拉住。这时，我才发现周围的气氛凝重，进进出出的医护人员“全副武装”，我刚才经过的病房就是重症病房，窗户全是打开的，病房的空气直接从窗口对流出来。我一直走到走廊那边，心在扑扑地跳，大脑一片空白……这时，刚从病房出来的周伯平院长看到我的神情，就走到我身边告诉我：“没事的。”顿时，一股热乎乎的东西要涌出眼睛，我使劲忍住了。
 
我跟着周院长走进他的研究所。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这里成了他抗击“非典”的第二战场。每天，他和SARS（非典型性肺炎）研究组的人员把从“非典”病人体内提取的“非典”病毒带到这里进行检测和研究。他洗过手后开始吃药，并要我也吃他手中的维拉克抗病毒药物。他说，他现在就是靠吃这种药已经有了SARS抗体，而且为了避免医护人员发病，所有医护人员每天必须坚持吃药。
 
面对疾病，我感到生命的脆弱，也感受到了在这场战争中医护人员与“非典”病人一起同疫病抗争的坚强意志。
 
5月11日，护士节的前一天。为了做好护士节的报道，我在东湖医院待了5个多小时。采访从上午10点多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非典”一线的护士们许多都很年轻，最累的是她们。她们的脸每天被口罩和护目镜捂得苍白，她们的手因为每天要洗上百次而严重脱皮。然而，由于人们因恐惧而不敢接近，饿了，甚至叫不到快餐；累了，回家坐不上的士，许多委屈积压在她们心头，这种种感触在我的采访中爆发出来。
 
那种采访刻骨铭心，从未有过。护士们说着说着就哭得很凶，我也跟着流泪，我走上前去，紧紧握着她们的手。我知道此时所有劝慰的语言都是苍白的。
 
5个多小时的采访，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危险，这是我在东湖医院停留时间最长，也是最累的一次。
 
回到家后，我来不及走到卧室，刚进客厅，就倒在沙发上，头昏、头疼、发烧，几乎睁不开眼，就这样倒在沙发上睡了1个多小时。晚上6点，我醒来后，刚坐起来，又开始呕吐。想到还要交稿，我吃药后，又坐在电脑前写稿……
 
晚上11点，我终于病倒了，体温将近38度，我给当时市“非典”专家组丘晨主任打电话，他仔细了解我的病情以后，告诉我：“别担心，应该不会感染！”他要我立即服用达菲、感康、诺氟沙星3种药。这一夜，我失眠了。
 
晚上12点，头部开始针扎似的疼痛，高烧依然没有退，眼泪在自己眼眶里打转。
 
第二天早上，我跑到医院检查，医生排除了我的病情。这一天，我的头疼依然如旧，医生说是服用利巴韦林带来的副作用。从此，我改为中药、利巴韦林、达菲3种预防药交替服用。
 
但是，由于过度疲劳和紧张，免疫力明显下降。为了加强防护，也因为害怕，晚上7点，我走进北大深圳医院注射了增强免疫力的丙种球蛋白。这样的发烧经历了两次。
 
为了同事的安全，我向社领导请示后主动把自己从报社隔离出来，每天通过网络把稿子传回报社。每天把自己的采访日记记录下来。
 
整个采访“非典”的过程，我几乎每天奔波在抗击“非典”的最前线，我的压力一直很大。我不仅要努力做到比同行更出色地完成采访任务，同时还绝不能感染病毒。因为我发病了，按照当时的规定，疫情必须及时在媒体上公布，如果那样，报纸的发行量将会受到影响。当时的报社总编辑和分管这一工作的副总编辑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嘱咐我注意安全！
 
在抗击“非典”的近半年时间里，我的防护和医护人员一样，每天吃达菲、利巴韦林。每次从医院回来，我都要从头到脚清洗消毒。我的包里从来没有断过药片和口罩，每天至少要换两套衣服。每次全身清洗消毒以后，我在全身都要抹上皮肤消毒液，像医护人员一样在鼻腔、口腔喷洒干扰素喷雾剂。
 
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奔波在抗击“非典”的最前线，经历着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危险以及我一生中从没有过的极度疲劳。我翻看着自己从4月10日到5月所做的“非典”报道，写了近10万字。我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深夜2点，没有午睡，没有停顿，除了吃饭，不是在外面采访，就是在电脑前写稿。整个报道过程中，我先后两次发高烧，由于过多服用利巴韦林、达菲等预防药物，头部剧痛，肠胃不适，整个人非常难受。


上述引文，真实地记录了记者的工作过程、身体和心理感受。读后令人为之动容。
 
我之所以要如此详细地引用记者的回忆文章，是因为记者是当年一线采访的亲历者，他们的经历、感受最真实可信。作为分管这一项报道工作的报社领导，尽管光阴荏苒，当年的记忆仍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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