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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读者 贴近读者 服务读者——在深圳商报社分管群工部和舆论监督工作的体会与思考
作者：丘盘连 来源：金风集 : 一九八一年至二〇〇六年深圳特区办报纪事 责任编辑：chen 2022-12-19 人已围观
来《深圳商报》后，“群工部”是我一直分管的部门之一。
群工部——“群众工作部”的简称，有的报社称为读者来信、读者来访部等。传统的群工部主要工作就是联系通讯员、处理读者来信、发放稿费之类的事情，在大多数报社只配备几个人，由于没有硬性的工作指标，报社领导一般不重视，甚至将一些采编业务水平相对较弱的人员安排在这里，这几乎成为各报社的普遍现象。
但《深圳商报》的群工部却是个例外，通过多项职能的转变，一跃成为报社的“明星部”，人员配备多达22人。由于出色的工作，被评为中国记协城市党报舆论监督先进单位。2002年，我代表《深圳商报》出席全国省级党报群工年会，并在大会上做专题发言，介绍群工部职能转变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受到参会兄弟党报代表的一致好评。
《深圳商报》编委会对群工部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视，并把群工部职能的转变和重新定位作为新时期报纸改革的重要内容。
首先从群工部改名说起。根据职能的转变和工作的需要，我们将原来的群工部在原名称不变的基础上，增设了“社会联络部”和“新闻调查部”。3个名称一套人马—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是从新闻的改革出发，有利于新闻采访和报业发展。再从外部业态环境来看，一批都市类报纸迅速崛起。这类报纸，以报道社会新闻、都市新闻、社区新闻见长，贴近市民大众生活，可读性强，对读者吸引力大，已经对大报形成强烈冲击。可以说，大报生存危机端倪渐显！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社会新闻、都市新闻、社区新闻，要赋予新时代社会新闻更丰富的内涵，首先是要吸引读者。为了吸引读者，就要心里装着读者，选题贴近读者，报道服务读者。
关于党报遇到的挑战，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谈话中，对报业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这也许对大家正确研判当前报业形势会有所帮助。
为了创办《深圳青少年报》，1992年8月，我和该报首任总编辑谢蔚君同志前往北京，向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申请《深圳青少年报》刊号。分管此项工作的徐惟诚热情接待了我们。他的谈话大意如下：
你们创办《深圳青少年报》，我很支持。你们《深圳特区报》具备了创办一份或多份子报的条件。你们的申请会很快得到批准的。我不直接审批刊号，但下面会汇总到我这里备案。回去后，你们就可以抓紧创刊的各项准备工作。现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一股办报热，最热门的是申办晚报、都市类报纸，只要条件具备的，我都同意。但晚报的前景我不看好，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没有晚报了。香港也只剩下一份晚报，估计不长时间也会停办的。各类的晚报，估计也就风光10至20年。为什么？因为现在人们生活节奏快了，很晚才回到家，晚上大部分时间看电视，像50、60、70年代那样，晚饭后慢慢看报纸的情况几乎不存在了。另外，晚报的一些内容和功能，日报也借鉴了。过去在晚报才看得到的东西，现在日报上也看得到了。因此，晚报在报纸中最早消亡是必然的。都市类报纸的兴起，不但冲击了晚报，对各级党报也会有冲击。
从目前报纸面临的严峻形势看，不幸被徐惟诚同志言中了。
为了应对大报面临的严峻竞争态势，《深圳商报》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新设立的《深圳商报》信息中心，便是措施之一。该中心由群工部主管。每天4部热线电话接听群众来电，从中筛选鲜活新闻，当天采访，第二天见报。公开在报上刊出《有事找商报》的启事，吸引读者和市民来电。与此同步，总编室在版面上尽最大努力满足社会新闻的版面需求，开设了《24小时热线》专版每天在显著版位刊出，其他新闻则刊发在《深圳新闻》版。
为了及时倾听读者对报纸改版和新闻报道的意见，每周召开一次全市各类读者的座谈会，面对面听取读者对本周报纸的评价。《深圳商报》还是全国第一家专门开设《读者大会》专版的报社，将读者在座谈会上对报纸的看法分类归纳，以一个整版的版面刊发，对于读者的批评意见，同样原汁原味刊发在《读者大会》专版。报社的真诚，深受读者和市民的一致好评，读者争相报名，要求参加读者座谈会，并为此认真阅读报纸，精心准备发言。
三部合一的职能分解为：读者座谈会、读者投诉和来信属于群工部；读者热线、社会活动属于通联部；专题采访、跟踪报道等新闻业务属于新闻调查部。
积极策划一些大的社会活动，卓有成效地扩大读者对报纸的知晓度、不断扩大报社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是有力提升群工部在报社地位和作用的最有效途径。
对于社会类新闻，我们也做过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分纵、横两个梯度。具体来说就是：单一的社会新闻我们在采访中要了解有没有同样或类似的事情发生，这就要从“横”考虑，是不是一种社会倾向，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面对的问题，于是要求记者展开更全面的调查和采访，不能只做热闹一时的趣味性的报道。
比如，记者采访到一位早期参加深圳建设的工程兵专业司机，将自己在市区中心的房子出租，然后在边远地方租住便宜的农民房，用中间的差价，补贴去年考上大学的儿子读书。对这种深圳户籍的孩子考上大学没钱上的问题，群工部感到十分吃惊，马上多处了解，发现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两件。为此，消息见报后群工部主任亲自来到市民政局约见主要领导，经多次协商，决定由市民政局和《深圳商报》联合开展“雏鹰展翅”活动，筹集社会善款，资助深圳学子深造。这项活动一直延续多年，延续到福利彩票参与赞助，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宝安区患了严重疾病的打工妹杨超兰募捐30万元，救了打工妹的命。发动全市人民为患白血病的打工妹捐献骨髓活动等都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同样是单一的社会新闻，有时要从“纵”的方向朝深处做文章。比如我们采访深圳对口支援贵州的助教活动，程序化的报道之中，记者发现一个义务支教的典型—徐勇，靠他一个人的来回奔波，先后自费往返贵州、深圳、香港，竟然筹集善款近亿元，建成近百所希望小学。我们认为这是个重大新闻，于是先后3次派记者往返贵州采访，写成《大山深处的希望》长篇报道，一时间在深圳产生热烈反响，不少市民积极捐款，直接促成连续3年每年春节接20名贵州希望小学的孩子来深圳，进入市民家中过大年。后来徐勇也被团中央授予“全国支教英模”，参选当年中央电视台“十大感动中国人物”。
群工部每周召开专题策划会，请摄影部、总编室负责人参加，每周最少有一个重点专题报道，争取每天追踪报道，一旦专题确定，摄影记者联合采访，总编室保证落实版面。比如比较成功的有《唐京事件的追踪报道》《婚时度假揭秘》以及《国际飞镖俱乐部诈骗卧底》等，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由于报社领导重视，措施有力，部门争气，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群工部已成为全报社发稿最多、稿件质量最高、好稿最多的部门之一，一跃成为报社的一个重要的采编部门，报社同仁戏称说群工部已成为深圳商报社的“明星部”，报社总编辑王茂亮同志一次在编前会上说，如果哪一天没有群工部的稿件，《深圳商报》的可读性就逊色多啦！由此可见，群工部在报社领导和员工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大为提高。
群工部——“群众工作部”的简称，有的报社称为读者来信、读者来访部等。传统的群工部主要工作就是联系通讯员、处理读者来信、发放稿费之类的事情，在大多数报社只配备几个人，由于没有硬性的工作指标，报社领导一般不重视，甚至将一些采编业务水平相对较弱的人员安排在这里，这几乎成为各报社的普遍现象。
但《深圳商报》的群工部却是个例外，通过多项职能的转变，一跃成为报社的“明星部”，人员配备多达22人。由于出色的工作，被评为中国记协城市党报舆论监督先进单位。2002年，我代表《深圳商报》出席全国省级党报群工年会，并在大会上做专题发言，介绍群工部职能转变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受到参会兄弟党报代表的一致好评。
群工部—— 一跃成为“明星部”
《深圳商报》编委会对群工部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视，并把群工部职能的转变和重新定位作为新时期报纸改革的重要内容。
首先从群工部改名说起。根据职能的转变和工作的需要，我们将原来的群工部在原名称不变的基础上，增设了“社会联络部”和“新闻调查部”。3个名称一套人马—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是从新闻的改革出发，有利于新闻采访和报业发展。再从外部业态环境来看，一批都市类报纸迅速崛起。这类报纸，以报道社会新闻、都市新闻、社区新闻见长，贴近市民大众生活，可读性强，对读者吸引力大，已经对大报形成强烈冲击。可以说，大报生存危机端倪渐显！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社会新闻、都市新闻、社区新闻，要赋予新时代社会新闻更丰富的内涵，首先是要吸引读者。为了吸引读者，就要心里装着读者，选题贴近读者，报道服务读者。
关于党报遇到的挑战，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谈话中，对报业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这也许对大家正确研判当前报业形势会有所帮助。
为了创办《深圳青少年报》，1992年8月，我和该报首任总编辑谢蔚君同志前往北京，向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申请《深圳青少年报》刊号。分管此项工作的徐惟诚热情接待了我们。他的谈话大意如下：
你们创办《深圳青少年报》，我很支持。你们《深圳特区报》具备了创办一份或多份子报的条件。你们的申请会很快得到批准的。我不直接审批刊号，但下面会汇总到我这里备案。回去后，你们就可以抓紧创刊的各项准备工作。现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一股办报热，最热门的是申办晚报、都市类报纸，只要条件具备的，我都同意。但晚报的前景我不看好，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没有晚报了。香港也只剩下一份晚报，估计不长时间也会停办的。各类的晚报，估计也就风光10至20年。为什么？因为现在人们生活节奏快了，很晚才回到家，晚上大部分时间看电视，像50、60、70年代那样，晚饭后慢慢看报纸的情况几乎不存在了。另外，晚报的一些内容和功能，日报也借鉴了。过去在晚报才看得到的东西，现在日报上也看得到了。因此，晚报在报纸中最早消亡是必然的。都市类报纸的兴起，不但冲击了晚报，对各级党报也会有冲击。
从目前报纸面临的严峻形势看，不幸被徐惟诚同志言中了。
为了应对大报面临的严峻竞争态势，《深圳商报》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新设立的《深圳商报》信息中心，便是措施之一。该中心由群工部主管。每天4部热线电话接听群众来电，从中筛选鲜活新闻，当天采访，第二天见报。公开在报上刊出《有事找商报》的启事，吸引读者和市民来电。与此同步，总编室在版面上尽最大努力满足社会新闻的版面需求，开设了《24小时热线》专版每天在显著版位刊出，其他新闻则刊发在《深圳新闻》版。
为了及时倾听读者对报纸改版和新闻报道的意见，每周召开一次全市各类读者的座谈会，面对面听取读者对本周报纸的评价。《深圳商报》还是全国第一家专门开设《读者大会》专版的报社，将读者在座谈会上对报纸的看法分类归纳，以一个整版的版面刊发，对于读者的批评意见，同样原汁原味刊发在《读者大会》专版。报社的真诚，深受读者和市民的一致好评，读者争相报名，要求参加读者座谈会，并为此认真阅读报纸，精心准备发言。
三部合一的职能分解为：读者座谈会、读者投诉和来信属于群工部；读者热线、社会活动属于通联部；专题采访、跟踪报道等新闻业务属于新闻调查部。
积极策划一些大的社会活动，卓有成效地扩大读者对报纸的知晓度、不断扩大报社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是有力提升群工部在报社地位和作用的最有效途径。
对于社会类新闻，我们也做过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分纵、横两个梯度。具体来说就是：单一的社会新闻我们在采访中要了解有没有同样或类似的事情发生，这就要从“横”考虑，是不是一种社会倾向，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面对的问题，于是要求记者展开更全面的调查和采访，不能只做热闹一时的趣味性的报道。
比如，记者采访到一位早期参加深圳建设的工程兵专业司机，将自己在市区中心的房子出租，然后在边远地方租住便宜的农民房，用中间的差价，补贴去年考上大学的儿子读书。对这种深圳户籍的孩子考上大学没钱上的问题，群工部感到十分吃惊，马上多处了解，发现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两件。为此，消息见报后群工部主任亲自来到市民政局约见主要领导，经多次协商，决定由市民政局和《深圳商报》联合开展“雏鹰展翅”活动，筹集社会善款，资助深圳学子深造。这项活动一直延续多年，延续到福利彩票参与赞助，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宝安区患了严重疾病的打工妹杨超兰募捐30万元，救了打工妹的命。发动全市人民为患白血病的打工妹捐献骨髓活动等都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同样是单一的社会新闻，有时要从“纵”的方向朝深处做文章。比如我们采访深圳对口支援贵州的助教活动，程序化的报道之中，记者发现一个义务支教的典型—徐勇，靠他一个人的来回奔波，先后自费往返贵州、深圳、香港，竟然筹集善款近亿元，建成近百所希望小学。我们认为这是个重大新闻，于是先后3次派记者往返贵州采访，写成《大山深处的希望》长篇报道，一时间在深圳产生热烈反响，不少市民积极捐款，直接促成连续3年每年春节接20名贵州希望小学的孩子来深圳，进入市民家中过大年。后来徐勇也被团中央授予“全国支教英模”，参选当年中央电视台“十大感动中国人物”。
群工部每周召开专题策划会，请摄影部、总编室负责人参加，每周最少有一个重点专题报道，争取每天追踪报道，一旦专题确定，摄影记者联合采访，总编室保证落实版面。比如比较成功的有《唐京事件的追踪报道》《婚时度假揭秘》以及《国际飞镖俱乐部诈骗卧底》等，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由于报社领导重视，措施有力，部门争气，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群工部已成为全报社发稿最多、稿件质量最高、好稿最多的部门之一，一跃成为报社的一个重要的采编部门，报社同仁戏称说群工部已成为深圳商报社的“明星部”，报社总编辑王茂亮同志一次在编前会上说，如果哪一天没有群工部的稿件，《深圳商报》的可读性就逊色多啦！由此可见，群工部在报社领导和员工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大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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