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铮：为深圳建设“志愿者之城”贡献力量

贰
 
大家到非洲自然而然涌现出对祖国的归属感，因为在当地，中国人很受尊敬。
 
20名志愿者共赴西非
 
2009年，“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2009深圳·多哥项目实施，吸引了150多名高校毕业生、在职人员、“海归”踊跃报名。经过笔试、面试、体检等多轮严格选拔，最终确定的20名赴多哥志愿者来自深圳的不同领域，包括8名通讯专业人员、8名体育教练、2名中文教师和2名中医医生。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24岁，我也参与其中，并出任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我们去的志愿者岗位分为信息化、体育教育、语言教育、大学教育和医疗卫生。20个志愿者，每个岗位两到三个人，分为两组，一组在多哥卡拉市，一组在多哥首都洛美市，我是在洛美。人数和援助方向都是根据多哥提出的需求招募的。
 
我负责的工作是信息化，更专业的由一位中国移动的职员和一位深航电子信息的技师负责。我们主要帮他们组建办公的网络，解决计算机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帮助他们提高办公信息化的程度。
 
应对文化冲击与恶劣条件
 
西非多哥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环境非常恶劣，平均寿命较低，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疟疾、艾滋病和白血病。
 
我去的洛美市便是如此。洛美虽然是多哥首都，但基础设施比较差。雨季天天下雨，几乎没有一条路是平的。为了应对雨季，每次下雨，志愿者都要在门口挖土填坑，否则无法出门。
 
文化差异也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有一个志愿者在街上需要扔纸屑，满城市找不到一个垃圾桶，最后没办法，看到某个角落有一小堆垃圾，就放在那儿了。结果这一行为被一个非洲朋友看到，把那名志愿者批评了好久。扔垃圾不可以，但随便便溺可以。在当地街上，我们随时能看到有人在随地大小便。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对我们冲击很大，所以我们在做志愿服务时会很小心，害怕触碰到他们敏感的点。
 
我们后来才知道，由于城市没有污水处理系统，当地老百姓在家里上厕所，需要挖一个排污坑，将抽水马桶里的污水排入坑内。待污水满了，他们得租一辆很贵的抽污水的车，将污水抽干净后继续使用。对当地居民而言，这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当地医疗条件也比较差。医院只负责治病，药和医疗器械是其他公司负责，医、药分离。手术前，医生会给病人开一个清单，列出做手术和治疗需要的所有东西，病人则对照清单去购买。很多人没钱，往往在攒钱中就因病情恶化而无法医治了。多哥几乎没有工业，所以大部分工业物资都是进口的，相对较贵，看病是当地居民一项重大开支。
 
我们驻地有个非洲工人，一次他家里孩子得了疟疾，买不起药，正好我们有备用药，就直接送给他的孩子用了。他流着眼泪用法语反复跟我说，如果不是我们，他孩子肯定没钱医治。
 
在不同的志愿文化中实现志愿服务价值
 
我们国家的对外援建工作有些是项目型，比如网络搭建，我们离开之后网络还在，只要教会他们怎么用就行。有些是接力型，比如孔子学院，我们这一批离开，后面也会陆续派人过去。有些项目，比如散打，我们去培训了一批散打队员，他们当时在非洲锦标赛拿了好多个奖，退役后就当教练，自己传帮带。有些学汉语的，后来就到北京或者当地中国公司工作了。
 
医疗方面，我们不仅是治病，更是传播中医文化。非洲人有个特点，搬运东西时用头顶，三四十岁颈椎病就很厉害。刚开始我们带了1000根银针，免费针灸治疗，但没人敢试，直到有一个人忍受不了病痛试了一下，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针灸治疗大受欢迎。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找我们，我们后续又从深圳快递了2万根银针过去，很快就用完了。
 
各国之间的志愿服务形态差别也很大。我们碰到过法国、韩国、美国的志愿者，有些是“旅游式”服务，有些是“体验式”服务，有些是专项服务，各有特点。我们与他们有着比较大的区别，我们通过意见征求，受援助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招募什么样的志愿者服务。志愿者服务形态跟国家文化关系很大，中国志愿者服务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某些情况下，我们国家组织志愿服务的动员方式、对接方式效率相对比较高。
 
我觉得做志愿者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式。我们在那边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最后回来时，志愿者全都入党了，包括参加服务的留学生。大家到非洲自然而然涌现出对祖国的归属感，因为在当地，中国人很受尊敬，他们的医院全是中国人建的。同时，西非跟中国相比，无论是治安、稳定程度、繁荣程度，还是医疗环境、卫生设施，都有着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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