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淳：在心血管内“修隧道”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吴淳
 
1969年11月出生于山东临沂,中共党员，医学硕士，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全国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心血管介入医师分会常委、深圳市心血管学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心内科主任、学科带头人。1988年就读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部）临床医学系第一届七年制本硕连读班，1995年毕业，获医学硕士学位，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工作。2005年8月作为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学科带头人调入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擅长冠心病、先心病、周围血管病介入治疗，从医23载，共实施8000多台心脏病诊疗手术，挽救无数患者生命。2006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十佳员工”。2012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我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心内科的这13年，也是见证深圳医疗高速发展的13年。不仅在器材、技术方面，深圳医院在心血管介入治疗规范和有序性上也有了显著的进步，而且在探索合适的管理模式过程中又激发出了不同的模式。十几年前深圳和国内其他大城市的医疗水平还是有差距的，但是现在这种差距小了很多。
 
吴淳：在心血管内“修隧道”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壹
 
从我填志愿到选专业到每一场手术再到南下深圳，除了顺势而为，我潜意识里还有不断迎接挑战的这一种特质吧。
 
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
 
上大学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医生。
 
直到18岁，我都在家乡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白彦镇西山湾村（沂蒙山区）长大，而且我们村里面也没有医生，有也是赤脚医生，就是打个针开个药，从现在的角度看就是缺少医学常识的。平时生病就是烧点热汤，很少有其他治疗手段。
 
那时候我们虽然不怎么挨饿了，但是主餐是红薯。馒头对我们来说是比较珍贵的东西，只有过年才能吃到馒头和水饺。所以能吃上馒头，对我们来说有很大诱惑。
 
我们当时考大学的思想还是比较朴素的，对专业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概念，考大学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吃馒头的地方。我想着当医生应该也可以吃得上，所以也没有很抗拒。
 
我父母都没有念过书，对我的教育比较少，并且父亲常年不在家，只有过年时才能见到。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考上大学时，父亲和我说作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是做好两点：一个是对自己，另一个是对社会。对自己要做好两件事，其一是把父母安全地送走，其二是把孩子养大；对社会则是要做个好人。这两点我至今铭记在心。
 
1988年，我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大医学部），在临床医学系读了7年。硕士期间，我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第二医院）心内科实习，毕业之后顺利留院，一直到2005年。
 
上大学第一年，正好赶上国家医学改革，国家选了7所比较好的大学进行本硕连读尝试。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医科大学挑选了30个人组成一个班进行尝试。与普通的班级不同，我们是全英文教学，教材也是学校新编的。英文教学对我们来说难度可不小，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农村出去的。当然现在坚持下来，获益还是十分大的，比如现在看英文文献，接触一些前沿的东西就没有那么难。
 
2005年8月16日，我正式到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北大深圳医院）报到。8月的深圳特别热，我坐飞机从北京来到深圳，医院再派汽车到机场接我。
 
事实上，早在2004年7月，我就被委派到北大深圳医院支援过3个月；3个月结束之后，医院觉得我手术能力可以，就希望我能留下来。
 
深圳那时候的发展不像现在，北大深圳医院附近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北大深圳医院比较注重绿化，像一个小公园一样，周边都种了不少花草。我感觉到深圳氛围很好，是一个宽容开放、蓬勃向上的城市。
 
南下深圳入职北大深圳医院
 
我的研究生导师是蒋宝琦老师。2002年，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在深圳建立时，他就选择过来做心内科主任。有老师在前指引，所以2005年来深圳时我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障碍，而且北大深圳医院最初的管理模式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管理模式及诊疗常规基本一样，医疗设备也差不多。
 
不过，尽管如此，在医疗人员方面还是很有差距的，因为当时能够操作心脏介入手术的深圳医生很少，北大深圳医院心血管科室规模也比较小，只有8张床位。
 
2005年我来深圳的时候，我女儿上小学一年级了，家人多多少少还是对我来深圳有一些意见。最后我妻子放弃了在北京的教书工作和我一块南下来到深圳。女儿则一直留在北京由岳父岳母照顾。来深圳之后自然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减少了，但是因为从事医生这一行，平日比较忙，即使在北京也很难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回想一生的重大选择，从我填志愿到选专业到每一场手术再到南下深圳，除了顺势而为，我潜意识里还有不断迎接挑战的这一种特质吧。也许正是这种性格特点，促使我当初放弃北京优越的医疗条件，到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深圳来继续发展。
 

版权声明： 本站文章已获出版方或者作者方授权，如需转载，请保留网站地址和作者信息。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归于原作者，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很赞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