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军：制度创新打造“双创”高地

人物简介
徐友军，男，汉族，1959年9月生，北京人，1984年9月参加工作，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副教授。现任深圳市政协副主席。2011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版权局授予“中国知识产权1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称号。
 
1977年高考
 
1977年10月，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西山农场。正在“学农”摘苹果的北京五十六中的师生被告知停止学农，提前返回学校，徐友军就是其中的一名高二学生。
 
当年8～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因受“文化大革命”冲击而中断了十余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一消息让当时正在上山下乡的中国千万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也从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从返回学校到参加高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因为种种原因，包括徐友军在内的五十六中的师生当时都还不知道文科也恢复了招生，所以徐友军是在理科班备战了一个月后才转到了文科班，此时距离高考只剩下了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候的高考还是先报学校后考试，徐友军说：“我是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想法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第二志愿就是北京经济学院。”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还没有考英语，考试科目为数学、语文、史地和政治四门，徐友军便在高考中斩获了数学和史地两门满分。
 
当年全国共有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年的高考考场。他们中有农民、有工人、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应届高中生，总录取率只有4.8%。而且按照当时的政策，对于不同的报考身份还有着不一样的招收标准，其中对应届高中生的招收标准是最高的。录取结果公布，北京五十六中全校师生只有三人被录取，一位青年教师考去了清华，另一位同学上了北体，徐友军则来了北大。
 
燕园轶事
 
刚过完18岁生日的徐友军来到了燕园。此时的燕园已有12年没有招收应届高中生了，所以北大法律系77级呈现出了巨大的年龄差异。作为应届生，徐友军是班上男生中年龄最小的，所以他和另一位应届女生，被同学定位为班里的小弟弟和小妹妹。而就是这位平时在班上不大起眼的小弟弟，却在刚开学时让大家刮目相看。
 
1977年的高考是各省自主命题，录取的分数线也不一样，所以新生刚入学，学校就举办了一场入学测试来探探底。“面对入学考试，大家都高度重视，生怕到时候没考好，别人就认为你那个地区来的不行。”徐友军自然也带着不小的压力在准备。当时因为年龄比较小，也不知道去哪里搜集考试重点，徐友军就自己一个人天天跑图书馆，老师怎么讲就怎么复习，埋头苦干。最后考得也特别不错，得了一个优。当时得优的全班只有为数不多的小部分，这也让班上同学记住了他这个小弟弟。
 
徐友军平日就喜爱钻研，尤其喜欢做一些创新的尝试。在一年的五四论坛上，徐友军写了一篇题为“谈法预测学”的论文，主要从犯罪学的角度，通过建立一个模型来预测某个区域未来犯罪的情况。虽说“法预测学”这门学科直到现在也没创建，但在当时提出这样一个创新独特的论题，也让班上年长一点的同学说道：“别看你平时默默无闻，又冷不丁给大家一个惊喜。”
 
这股敢想敢做的钻研劲儿，陪着徐友军在北大度过了本硕六年。到了研究生毕业时，喜欢研究外国刑事诉讼法的徐友军便想写一篇关于比较刑事诉讼的毕业论文。由于当时资料收集比较困难，尤其是外文资料，徐友军为此是想尽了办法。在收集到的大量英文资料中，有一篇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Mirjan R. Damaska）教授的论文让他颇感兴趣。为了读到这位教授的论文，徐友军便开始在学校图书馆找，找不到就跑到北图（现国家图书馆）去找。徐友军心想：要是连北图都没有，哪儿还能有？那只能是找作者了！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徐友军还真就给远隔重洋的作者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为：“我在远隔万里的中国，是北大的研究生，非常想拜读您的大作。我要找寻的这份资料在中国怎么找也找不到，希望您能帮助我。”这封书信漂洋过海到了美国，果真引起了这位教授的注意，不仅复印了徐友军想要的资料，而且将他认为会对徐友军论文有帮助的另外一些资料也一并寄了过来。这样厚度达一本书的资料从耶鲁大学邮寄过来，在当时的北大法律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等搭架完论文框架，收集好资料，离答辩就只剩一个月了。徐友军给自己定下了任务：论文一个月必须写完，不管周六还是周日必须每天写三千字。上午一千、下午一千、晚上一千，这样十天就是三万，一个月差不多十万字左右。就这样，徐友军咬着牙坚持了下来，三万字的研究生论文让他洋洋洒洒写出了十万字。论文题目为《比较刑事程序结构》，后来这篇论文编辑成书于1992年3月出版。
   
这篇硕士毕业论文不只是篇幅达到了博士论文的长度，用徐友军自己的话来说：“这还是我的一个学术高峰。我看到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必读书目就把我这本书给列入了。所以说搞学术不在于写多少万字，不一定非要搞个五六十万字。我这本书才十万字，一个小册子，但很有含金量。”
 
北大法律系77级被称为“黄埔一期”。从这一级的83名学生中走出了国家领导人、著名教授、政商界精英……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法学人才，也是在各个领域引领我国法治建设的佼佼者。其中，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仅是徐友军的同窗好友，还是同一寝室的室友。来到北大后，李克强与徐友军被分配到同一间宿舍，他们俩都睡在下铺，床对床，中间横着一张桌子。提到这位同窗室友，徐友军回忆说：“我第一次离开北京，还多亏了李克强的推荐。”那是校团委组织的一次夏令营活动，让各班推荐优秀同学参加，前往大连与当地院校举办交流活动。当时担任学生干部的李克强就向学校极力推荐了徐友军。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这还是徐友军第一次离开北京坐船横穿渤海湾，这让他觉得非常欣喜。
   
在北大上刑事侦查学课的时候，老师要求全班同学自由组合，两人一组。李克强和徐友军便组成了一个小组，合作来完成模拟犯罪现场的拍照、画图、分析等任务。其中有一次作业是洗印照片，需要拍完照后到暗房，自己配药水冲印放大。李克强和徐友军拍了一张合影，由于刚接触洗印冲扩还不熟练，徐友军在暗房冲印照片的时候，把照片给冲印反了。本来别在左胸口的校徽洗出来却挪到了右边，这也就成了他们唯一一张“不按要求”佩戴校徽的照片。
 
“他能做到一天读一本书。”说到对这位总理室友的印象，李克强的这一读书习惯让徐友军记忆犹新。“我估计他可能也有详略之分，但他能保证一天把一本书读完。”在“文革”刚结束的那段时间教材特别少，以至于很多学科都还没有教材，所以偶尔出一本书大家都求知若渴。有一次新华书店出售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师编的《大学英语教程》，徐友军赶紧跑去买了一本。带回寝室后，李克强说：“借我看看吧。”徐友军随即借给了他，虽说外语教材不同于其他书籍可以一天一本，但也只花了一周，李克强便读完了常人本应该花一个学期才能读完的《大学英语教程》。这令徐友军十分惊讶。
 
在大学临近毕业的时候，李克强带着徐友军等六七名同学一同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毕业后他们都留在了北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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