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与文学史

在当下的“打工文学”面前驻足时，我常不由自主地想到“知青文学”。二者都是在某种偶然事件下产生的偶然的文学景观，二者都源于一段特殊的历史及与之相关联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当年的知青部落与今天的打工一族在精神气质上是基本一致的，二者都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只不过知青是从城市到农村，而打工者是从农村到城市罢了。知青部落也曾是整个社会的边缘者，在“工农兵学商”各阶层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情形就和打工一族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无法被准确定位一样。形而下的身体离乡背井和形而上的灵魂无所依归，这或许就是“知青文学”与“打工文学”共同的动机吧。而流浪与乡愁、认同与超越，也便是二者在“寻找家园”的永恒母题下的共同主题。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打工文学”的成就远不如“知青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知青文学”已在当代文学教科书上占有了重要章节，而“打工文学”至今还很难列出一份像样的作家作品名单来。这里的原因想来非常复杂，如打工作家的个人素养还有待提高：与知青作家相比，他们在文化上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农村文化背景相比于知青的城市文化背景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当年的知青在农村至少拥有文化上的优越感，而打工者在城市里永远居于边缘，文化的自卑只有比社会地位的低下更甚。打工作家的写作完全是对于生活的“不平则鸣”；他们的作品总是那么粗粝，几乎不具备精雕细琢的语言。总之，打工作家从根本上不具备进入文学史的“综合素质”，因为他们未能掌握文学游戏的那套基本规则。

所以，“打工文学”之于当下的文学史注定是一个异类。事实上，“打工者”只是民间非正式场合的称呼，而在正式的官方文件里，相同的对象是被称作“民工”“外来民工”“外来工”的，这里的“外”字显然地透露出本地文化霸权的一种不屑。我们社会在提及“民工潮”的时候，是在它给交通、卫生、社会治安等城市管理带来不便的角度上认识它的，我们在极力把它边缘化，想尽办法贬低它的意义。在以上这种无视打工者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文学史当然也不会正视“打工文学”了，这就是“打工文学”居于文学史的偶然或另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然而，在目前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形势下，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打工者( 外来工) 开始凸现出来。我们社会一直把打工者的存在看成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现象，以为当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企业退出之后，打工群体及与之有关的文化就会逐步消失。可出乎意料的是，打工者迅速地适应了新的形势，纷纷从工厂流水线转移过来，成为第三产业的一支生力军。目前，服务业、娱乐业（尤其是作为地下经济而存在的特种娱乐业)，甚至更为高级的金融业( 如保险经纪人) 和传媒业( 如“流浪记者”) 等的打工从业者已经越来越多。也许，我们的社会终将意识到：只要中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没有最后完成，打工群体便将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将不得不真正地正视他们。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打工文学”终将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史。“打工文学”目前的确还比较粗粝，但想想“知青文学”吧，它起初也是原生态的、粗粝的，只是在知青作家上大学或回城之后，才变得精致起来。最重要的是，正由于粗粝，由于和生活保持着最初始的敏感，“打工文学”将会是最活跃、最具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打工文学”的生命力之于当今的纯文学，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打工者在经济转型中的适应性之于城市下岗工人？
                                                                         原载《羊城晚报》1998 年12 月l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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