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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下的文学新潮：打工文学
作者：杨宏海 尹昌龙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打工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0 人已围观
历史进入1990 年代，当中国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却不期而然地走入新的喧哗，那就是打工文学异军突起，并以其躁动的声音回响在世纪之交的文学天空中。
还在1992 年，在沸沸扬扬的“股票热”之外，一个以文学立名的神话却意外地传播开来。安子，这个一夜之间成为明星的打工妹，她的作品《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荣登畅销书前列。据《文学报》报道，此书在上海这个东方的大都市形成热潮。“一位书摊女老板说，她这里第一个星期就卖出近百本，属于最好销的一种。”当然，安子的“神话”与深圳的诱惑密不可分。在南国这片开放的热土上，成功的安子作为象征，无疑满足了南下的移民对神话的期待。然而这神话于文学却别有一种意义，那就是，以打工文学为先导，在与商业时代相调适的过程中，文学走向了新的繁荣。
开放的时代带来了打工的生活，无数寻梦者告别了稳定而平庸的日子，走向繁华的都市，扑入汹涌的商潮，开始了漂泊而充满想象的打工生活。这里不仅有漂洋过海的留学生，也有“孔雀东南飞”的打工妹，他们的梦想和希望，挫折和磨难，欢乐和忧伤，造就了丰富而复杂的个人经历和社会体验。而打工文学无疑提供了他们借以表述的话语。于是，打工者在这片语词的世界中敞开心扉，讲述故事，并寻求慰藉和救赎。无论是就世界还是就中国而言，这些来自后发达地区的打工者、寻梦人，他们内心所承受的压迫，以及在这种压迫中所做的成就，都成为打工文学弥足珍贵的写作资源。在这种奇异的语言现象爆发之后，打工文学成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的一片奇特而茂盛的文学景观。
然而，也许是话语努力上的欠缺，或者是文学认知上的偏见，打工文学这一新型话语却一直没能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以流行。那些关于海外华人生活的文学和影视，一度热遍了北京、上海以至整个中国，我们更多地关注那些“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在纽约的“北京人”，在东京的“上海人”，以及财富在澳洲的中国移民。但是，在这些关于海外暴发者的传奇中，甚嚣尘上的是中产阶级的梦想，却唯独遗忘了旅外的华人作为打工者的不可替代的身份。事实上，无论称之为“旅外文学”也好，“海外留学生文学”也好，其表现的主流对象依然是打工的生活。无论在域外还是在国内，打工者都同样拥有一份“无法潇洒”的共同记忆，就像打工作家杨挚丽所说的：“命运给我们太多的相似，太多的创伤，只有对往事的忘却，才能使内心郁结解开。”然而，往事是无法忘却的，它们都共同地进入打工文学中，并得以复活和再现。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妨把这些文学文本统统归入打工文学这一文体类型中，并由此领略这一已然出现的完整的新潮，以及它丰富而繁杂的内涵。关于海外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已经有过热闹的评说，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把视点主要移向关于国内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来，特别是岭南、特区的打工文学将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并由此引向对打工文学相对完整而全面的理解。
安子，作为打工文学的一朵报春花，无疑传达出了某种文学春天的气息。循此，我们就会发现打工文学“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满园春色。在南国这片热土上，不仅聚集着中国最大数量的打工者，也出现了中国最大数量的打工文学作家和作品。同时，这股打工文学潮流和打工文学作家群，又因为无数打工者的存在而得以传播和弥漫。单以《佛山文艺》这样一份地方性的文学杂志来看，由于它以打工一族为服务对象，备受读者青睐，刊物发行量近百万，几乎是全国文学刊物发行量的总和。这在文学相对衰落的时代，无疑是个奇迹，它同时也表明打工文学惊人的魅力和流行的程度。而《大鹏湾》杂志则把“中国最早的打工刊物”这个荣耀的印记直接展示给社会，以反映打工题材作为内在的责任。在《大鹏湾》的版面中，不仅有“打工者说”专栏倾诉打工者的私语，也有“快照速递”专栏讲述“我的打工故事”，更有“打工文学”专栏传达“深圳屋檐下的心声”。打工文学进入传媒，迅速成为热点话题，像《深圳劳动时报》一再以大篇幅推出打工文学新人新作，从而引起打工阶层的普遍关注和介入。时至今日，在深圳、佛山以至珠江三角洲所有的报纸上，几乎都专辟了“打工世界”一类的栏目，“打工”成为此类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以至于成为流行用语、日常用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打工文学则把“打工”这一社会行为转化成丰富而完备的话语世界。从对打工文学的回顾中，我们知道，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它早在1980 年代中期就已经萌发了。1984 年在《特区文学》上就陆续出现了反映临时工生活的作品，而到1986 年才算较为明显地出现以打工者生活为独特对象去反映的文学意识。如在《特区文学》发表的作品中，像《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1986)、《老板·女工们》(1987)、《深圳临时工(1988)，等等，打工文学的创作渐趋成型，并呈蔚为壮观之势。1992 年10 月，深圳海天出版社推出“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可以说是打工文学的一次辉煌的展览，也是一份较为完整的备忘录。这套丛书中，除了《青春异彩——洋行里的女雇员》一书写的是北京白领打工者生活之外，其余不少是深圳打工作家的打工作品。这虽显偏颇，但也足以表明打工文学在岭南和特区所形成的热烈的气候。
打工文学在岭南和特区的风行、兴盛，应该说与这里的传媒界所做的宣传是分不开的。值得欣慰的是，就在它们的扶植和培育下，一批打工作家成长起来，并走向成熟。就像佛山打工作家周崇贤所说的：“我的文学创作已经由‘无意’过渡到‘自觉’了。”不仅如此，一批代表性作品也脱颖而出，像林坚《别人的城市》《有个地方在城外》，张伟明《我们INT》《下一站》，安子《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周崇贤《隐形沼泽》《那窗·那雪·那女孩》，黎志扬《禁止潇洒》《打工妹在“夜巴黎”》等等。这些打工文学作品的影响不仅是在特区，也波及特区之外，像《花城》《上海文学》等一流的文学杂志，都相继做过刊载。这些也充分显示出打工文学的功底、实力以及它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当之无愧的地位。
面对这样一种扑面而来的文学新潮，对它的忽视或冷淡，都将是批评界的一种缺席和失职。在崭新的商业社会来临之时，“打工”恰恰是介入其中的某种典型行为。而以打工生活为写作对象，也正表明我们的文学对于时代的表现愿望、表现能力和表现程度。当然，作为一种复杂而激越的文学潮流，它在对文学批评的挑战中给予我们的启示也将是诸多方面的。因此，全面、完整地把握它、理解它，尚须寓于时间之中的话语实践过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对之做出评说，而这种评说又会有助于我们不断地积累阅读经验，增强认知能力，以达到为之立名正言的理想境界。
还在1992 年，在沸沸扬扬的“股票热”之外，一个以文学立名的神话却意外地传播开来。安子，这个一夜之间成为明星的打工妹，她的作品《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荣登畅销书前列。据《文学报》报道，此书在上海这个东方的大都市形成热潮。“一位书摊女老板说，她这里第一个星期就卖出近百本，属于最好销的一种。”当然，安子的“神话”与深圳的诱惑密不可分。在南国这片开放的热土上，成功的安子作为象征，无疑满足了南下的移民对神话的期待。然而这神话于文学却别有一种意义，那就是，以打工文学为先导，在与商业时代相调适的过程中，文学走向了新的繁荣。
开放的时代带来了打工的生活，无数寻梦者告别了稳定而平庸的日子，走向繁华的都市，扑入汹涌的商潮，开始了漂泊而充满想象的打工生活。这里不仅有漂洋过海的留学生，也有“孔雀东南飞”的打工妹，他们的梦想和希望，挫折和磨难，欢乐和忧伤，造就了丰富而复杂的个人经历和社会体验。而打工文学无疑提供了他们借以表述的话语。于是，打工者在这片语词的世界中敞开心扉，讲述故事，并寻求慰藉和救赎。无论是就世界还是就中国而言，这些来自后发达地区的打工者、寻梦人，他们内心所承受的压迫，以及在这种压迫中所做的成就，都成为打工文学弥足珍贵的写作资源。在这种奇异的语言现象爆发之后，打工文学成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的一片奇特而茂盛的文学景观。
然而，也许是话语努力上的欠缺，或者是文学认知上的偏见，打工文学这一新型话语却一直没能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以流行。那些关于海外华人生活的文学和影视，一度热遍了北京、上海以至整个中国，我们更多地关注那些“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在纽约的“北京人”，在东京的“上海人”，以及财富在澳洲的中国移民。但是，在这些关于海外暴发者的传奇中，甚嚣尘上的是中产阶级的梦想，却唯独遗忘了旅外的华人作为打工者的不可替代的身份。事实上，无论称之为“旅外文学”也好，“海外留学生文学”也好，其表现的主流对象依然是打工的生活。无论在域外还是在国内，打工者都同样拥有一份“无法潇洒”的共同记忆，就像打工作家杨挚丽所说的：“命运给我们太多的相似，太多的创伤，只有对往事的忘却，才能使内心郁结解开。”然而，往事是无法忘却的，它们都共同地进入打工文学中，并得以复活和再现。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妨把这些文学文本统统归入打工文学这一文体类型中，并由此领略这一已然出现的完整的新潮，以及它丰富而繁杂的内涵。关于海外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已经有过热闹的评说，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把视点主要移向关于国内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来，特别是岭南、特区的打工文学将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并由此引向对打工文学相对完整而全面的理解。
安子，作为打工文学的一朵报春花，无疑传达出了某种文学春天的气息。循此，我们就会发现打工文学“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满园春色。在南国这片热土上，不仅聚集着中国最大数量的打工者，也出现了中国最大数量的打工文学作家和作品。同时，这股打工文学潮流和打工文学作家群，又因为无数打工者的存在而得以传播和弥漫。单以《佛山文艺》这样一份地方性的文学杂志来看，由于它以打工一族为服务对象，备受读者青睐，刊物发行量近百万，几乎是全国文学刊物发行量的总和。这在文学相对衰落的时代，无疑是个奇迹，它同时也表明打工文学惊人的魅力和流行的程度。而《大鹏湾》杂志则把“中国最早的打工刊物”这个荣耀的印记直接展示给社会，以反映打工题材作为内在的责任。在《大鹏湾》的版面中，不仅有“打工者说”专栏倾诉打工者的私语，也有“快照速递”专栏讲述“我的打工故事”，更有“打工文学”专栏传达“深圳屋檐下的心声”。打工文学进入传媒，迅速成为热点话题，像《深圳劳动时报》一再以大篇幅推出打工文学新人新作，从而引起打工阶层的普遍关注和介入。时至今日，在深圳、佛山以至珠江三角洲所有的报纸上，几乎都专辟了“打工世界”一类的栏目，“打工”成为此类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以至于成为流行用语、日常用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打工文学则把“打工”这一社会行为转化成丰富而完备的话语世界。从对打工文学的回顾中，我们知道，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它早在1980 年代中期就已经萌发了。1984 年在《特区文学》上就陆续出现了反映临时工生活的作品，而到1986 年才算较为明显地出现以打工者生活为独特对象去反映的文学意识。如在《特区文学》发表的作品中，像《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1986)、《老板·女工们》(1987)、《深圳临时工(1988)，等等，打工文学的创作渐趋成型，并呈蔚为壮观之势。1992 年10 月，深圳海天出版社推出“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可以说是打工文学的一次辉煌的展览，也是一份较为完整的备忘录。这套丛书中，除了《青春异彩——洋行里的女雇员》一书写的是北京白领打工者生活之外，其余不少是深圳打工作家的打工作品。这虽显偏颇，但也足以表明打工文学在岭南和特区所形成的热烈的气候。
打工文学在岭南和特区的风行、兴盛，应该说与这里的传媒界所做的宣传是分不开的。值得欣慰的是，就在它们的扶植和培育下，一批打工作家成长起来，并走向成熟。就像佛山打工作家周崇贤所说的：“我的文学创作已经由‘无意’过渡到‘自觉’了。”不仅如此，一批代表性作品也脱颖而出，像林坚《别人的城市》《有个地方在城外》，张伟明《我们INT》《下一站》，安子《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周崇贤《隐形沼泽》《那窗·那雪·那女孩》，黎志扬《禁止潇洒》《打工妹在“夜巴黎”》等等。这些打工文学作品的影响不仅是在特区，也波及特区之外，像《花城》《上海文学》等一流的文学杂志，都相继做过刊载。这些也充分显示出打工文学的功底、实力以及它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当之无愧的地位。
面对这样一种扑面而来的文学新潮，对它的忽视或冷淡，都将是批评界的一种缺席和失职。在崭新的商业社会来临之时，“打工”恰恰是介入其中的某种典型行为。而以打工生活为写作对象，也正表明我们的文学对于时代的表现愿望、表现能力和表现程度。当然，作为一种复杂而激越的文学潮流，它在对文学批评的挑战中给予我们的启示也将是诸多方面的。因此，全面、完整地把握它、理解它，尚须寓于时间之中的话语实践过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对之做出评说，而这种评说又会有助于我们不断地积累阅读经验，增强认知能力，以达到为之立名正言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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