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下的文学新潮：打工文学

1. 都市的异乡人
从对打工者的身份考察中，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来自不发达地区，而这其中又以农村为主。对于他们来说，都市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它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欲望。于是走出乡村，进入城市就成为面对诱惑的寻梦过程，这些打工者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理前提和社会格局下得以讲述的。然而无论是就情感方式还是价值方式而言，城市作为外在的诱惑，同时也成了打工者的“他者”，一个难以被编码的符号。无论是在“魔方般的工业区”(《我不能家》)，还是在“宽敞而气派的客厅”(《别人的城市》)，打工者都成了“像
野狐般”的边缘人(《我不能回家》)，游走于城市的缝隙之中。城市以及它所代表的文明始终难以进入打工者的内心之中并被接受为一体。对打工者来说，城市是“别人的”，它似乎与“我”无关。然而悲剧性的是，一旦真的离城回乡，却发现故乡已变成外在的了。林坚对此深有感触，“在这期间，我们也来来回回地回过几趟家。我们有时还动摇过‘相信家乡才是最好的’的念头。但事情远不是样，随着离开故乡的时间越久，我们感觉到故乡的一切在变得越来越遥远，甚至与家人朋友谈论的话题都越来越少”。于是，20 世纪上半叶一个早逝的诗人叶赛宁，他的忧伤的独白，成了这些打工者不幸的“谶语”：“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生存因此成了“流浪”的过程，一种远离意义、远离记忆的漂泊。这种“自我流放”构成了打工者内心世界中最痛切的体验：孤独而没有依傍。从一方面来看，这表明在商业浪潮冲击下，这些得风气之先的打工者在价值选择中最初的惶惑和尴尬；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生存状态，这种打工生活可以作为一种象征，一种在“等待戈多”中的意义延宕过程，一种怀着乡愁的冲动寻找家园而不得的内心事件。张伟明引用的技术性词语“INT”( 接触不良)，可以说最为贴切地表述出这种疏离和放逐的状态。在20 世纪末叶，当人类文明走向崩溃和转折的时分，打工作家内心的这种近乎分裂的体验，无疑可视为对人类境遇的一种理解。

2. 来自身边的报告
当一个古老的民族在经受商业大潮的冲击之时，那种动荡的生活和挫折的心境，使来自历史深处和乡村生活的记忆，成为一根浮木，一根告慰灵魂的暂时的浮木。于是，在“寻根”的口号下，当代中国文学持续地走入了一个怀旧的胡同。乡村牧歌或历史挽歌出现了。“1984 年的月光”照耀着废墟之上的抒情，而文学因为与当下的商业社会、大众生活的隔膜，走上了越来越窄的路。也正是在这种文学颓败的时候，在“暮气沉沉”的文学风景线上，打工文学成为最亮丽的景观。当《佛山文艺》《大鹏湾》这些来自民间和底层的文学杂志陆续出现的时候，便得到了极其热烈的响应。打工一族相信，那些“打工者语”，说出了他们自己想说的话，讲出了他们自己珍藏于内心的私人故事。当他们满含热泪地读完了这些来自身边的报告之后，他们认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代言人，而打文学同时就成了“别人的城市”中自己的文学。那本被列入“打工文学系列丛书”中的《青春寻梦——广东打工潮追击》，其命名方式可以说是最为准确地表明了打工文学出现之初的话语面貌。那就是，以追踪式的笔法写正在经历的故事，仿佛一种近距离的镜头，亲切地掠过那些以青春和生命来塑造的打工生活。该书中无论是《来自女儿国的报告》，还是《打工族面面观》，或是《外来工冲击波》，都体现出打工文学的“报告性”特征。那些原生态的打工生活，似乎未经粉饰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打工文学的文本世界中。那种真实，粗糙而又尖锐，验证了罗伯·格利耶的话：“它存在着，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袭击着我们。”这些朴素的写作，真实到残忍的地步，真实到渗入血肉的程度。它本身就成为面向我们的质问，如同《来自女儿国的报告》一文所说的：这些打工者“在这赖以生存的环境中有多少欢乐、苦恼，展露过多少笑颜，流下了多少泪水，能有几人了解呢”？而打工文学，这些来自身边的报告，恰恰在最严肃的意义上回答着这一质问，完成着文学根深蒂固的使命，那就是，对时代的认知，对大众的关怀，对社会的忧患。它展露的是真实，然而正是这种真实，带来了人们心灵上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颤动。虽然从文学性上来说，它在急切的讲述中，也许不够精致，缺乏深度，但它所讲述的鲜活的当代经验，其意义又显然超乎文学之上，况且随着写作实践的推进，更为成熟的文学已经或必将出现。

3. 第三世界的精神谱系
国门打开之后，无论是走向沿海，还是走向海外，世界性的对话或对抗就已初步形成。“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洋行里的女雇员”“外企中的打工仔”都同样面临着两种发展不平衡的文明所带来的打击与承受、压迫与反抗之间的紧张关系。当一些外企雇主在经济优势的支撑下，对打工者行使话语霸权甚至加以体罚的时候，一种民族自尊使这些打工者形成了最初的反抗意识，对民族人权的争取融入了某种政治学的命题中，甚至劳企关系这一经济管理学的问题也变成了民族政治学的问题。经济方式通过民族感情这一触媒化约成了政治方式，打工者的个人经历也因此成了整个民族经历的某种缩影。杰姆逊在谈及被压迫民族或后发达国家的文学时曾经指出，某些第三世界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是“民族的寓言”，它们体现了民族抗争中的“政治无意识”。这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第三世界文学的独异的个性。而将当代中国的打工文学放置在这一整体背景下，亦可视之为第三世界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如果说鲁迅当时面对西方势力的压迫而发出“铁屋中的呐喊”的话，那么照此类推，这些打工作家捍卫尊严的“车间中的宣言”，则可看作“五四”以来民族精神的一脉相承。

在张伟明的《下一站》中，吹雨对“香港婆”潇洒的回敬，可算是“车间中的宣言”里最动人的部分。当“香港婆”杜丽珠以“马仔”的称呼呵斥打工仔吹雨时，吹雨不惧扣除工钱的要挟，“把手指戳到正变得恼羞成怒的杜丽珠的鼻梁上，一字一顿地说：‘告诉你，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然后转身离去。“一九九七”作为一种时间概念，已然成为一种意义框架了。它在这种讲述中所传达出来的，正是对主权的自觉，个人的主权在民族的主权中找到了“依靠”。对这一符号的借用，或以之来自我命名，恰恰是要强调一种似乎被遗忘的民族尊严。当然，“一九九七”作为一种情结是复杂的。当曾经同样置身岭南的流行歌手艾敬以一曲《我的一九九七》唱红全国的时候，歌中的香港又成为一个希望和诱惑之地。这种复杂恰恰体现了后发达民族面对发达文明时难以名状的体验。媚洋与自尊，拜金与爱国，使两种价值方式一再错位，又一再被缝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打工文学中，当那些亮丽的打工妹，以青春的身体与外商的金钱交换时，一种性的因素的介入使民族感情再次受到刺激。性与金钱的问题转化成了性与政治的问题。性的不平等成了民族不平等的表现形式，而因此所做的交换在打工作家那里受到了最为愤怒的鄙夷和拒斥。在小说《打工妹在“夜巴黎”》中，打工妹容妮为生计所迫，置身舞厅“炒更”。当秃头香港佬对其进行性骚扰时，“容妮的身子剧烈地颤抖，她的愤怒由此点燃”。于是被点燃的愤怒转化成反抗的暴力，“她霍地立起，双手抓住秃头的双肩，扬起脚就是那么一踹”。在港商“捂着裤裆，落荒而逃”的时候，我们的女主角容妮正昂扬地走过繁华的街头。本文中的女主角是个普通的打工妹，但在打工作家黎志扬的笔下却通过戏剧化的过程，成为第三世界的英雄。而相反地，作为经济压迫者或性虐待者的港商，却被漫画化为一个秃头的“嫖客”。这正是打工文学中民族义愤的潜意识中的流露。而当另一个打工作家周崇贤从心底里喊出“祖国，我是您寂寞而羸弱的儿子，但是，我爱您”时，这一独白的时刻让我们体会到的，正是这些第三世界的作家们借以支撑创作的那种深刻的动力。落后与尊严，构织了这些打工一族忧伤而不屈的内心体验。

当然，打工文学的特性和意义远远不止这些。它存在着，发展着，同时期待着更为深远的解读。本篇文章的分析作为一种努力，正企盼能抛砖引玉，引发新解和灼见。打工作家周崇贤在谈及打工文学时曾经指出，“打工文学兴起，却一直未成气候”。尽管他把这种可能存在的遗憾归咎于创作的一面：“没有叫响的东西出世”。但我们认为，批评界或理论界对之关注不够或研究不足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当打工作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陆续推出一批结构颇为完整、语言颇为练达的长篇小说时，打工文学应该说已经趋于成熟了。现在需求更为迫切的是批评方面的努力，当创作的缺憾逐步得到弥补，批评的到位也就成为必然的呼唤了。
                                                                               原载《广州文艺》1996 年第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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