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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客家的人文脉络：耕读传家，学籍之争
作者：杨宏海 来源：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 责任编辑：yezi 2023-04-20 人已围观
从山地来到滨海的客家人，除了奋力开荒垦殖、经商务农之外，不忘“崇文重教”的传统。他们广建祠堂私塾，为子弟的学籍奋力抗争。迄至西风东渐，他们以开放的姿态融汇新学，建起中国第一间用客家话授课的大学，形成深圳第一个书香世家。尔后学堂林立，人文蔚起，弦歌不断，英才辈出，构筑起滨海客家人的光荣和梦想。
滨海客家自清代逐渐形成以来，从为学籍的奋力抗争，到文化权益的胜利取得，极大地提振了民众的信心，滨海客家的文教因此勃兴。至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学堂林立，俊秀百出，一派人文繁荣景象。
第一节.耕读传家，学籍之争
客家文化传承了儒家重视教育的精神，客家地区广泛流传着这样的童谣：“蟾蜍罗，哥咯哥，唔读书，无老婆”“生子不读书，不如养条猪”。客家人主要生活在山区，经济相对落后，兴学校、办教育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然而，他们利用祠堂众多的得天独厚优势，办起了一所所学校。法国神父赖里查斯在《客法词典》中描写道：“在嘉应州，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市，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校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也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因为客家人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是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赖里查斯虽然描写的是嘉应州祠堂办学的情况，事实上其他客家地区情形也大致相同。据粗略估计，曾经成为办学场所的客家祠堂应有数千座之多。
滨海客家人把崇文重教的思想融进了日常起居中，抬眼所见的楹联和触目可及的家训中，处处体现着文脉的传承。楹联不但追怀祖德、敦族睦谊，还能教化子孙后代行善积德、诗书传家，是一种独特的“客家家训”，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特种教科书”。如陈姓的堂号有颍川堂、汝南堂、广陵堂等。通用祠联为：颍川世泽，太史家声；名高七彦，才擅六奇；汝南世德，御史家声；等等。坪山坑梓回龙世居正门前的对联是：回抱春山秀，龙蟠吉第高。上下联的第一个字暗合宅号。“蟠”，盘伏；“吉第”即“及第”，科举考试中选。对联寓意为大屋选址甚佳，宅内黄氏子弟有如盘龙，科举考试皆能名列前茅。过去客家祠堂都有祠产，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叫作“公堂田”。公堂田的收获除用来举办祭祖仪式之外，相当一部分用来助学奖学，称为“学谷”，根据子弟考取的功名给予相应的奖励。滨海客家之所以人文兴盛、人才辈出，与其弘扬崇文重教精神，积极办学、助学奖学分不开。以龙岗为核心区聚族而居的深圳客家人，在闽粤赣传统客家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辉煌的历史文化，表现为耕读传家、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的滨海客家人文特色。
滨海客家族群意识的萌生与争取参加科举考试权利的集体行动有关。清乾隆十七年到嘉庆七年（1752—1802年）间，新安县客家人受到原住民排挤，被拒斥于科举考场之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才重新取得参加科举的权利，得以踏进考场。
香港新界鹿颈村陈姓，保存着1828年由陈瑞章修订的族谱，其中记载有《新安客籍例案录》（以下简称《例案录》）1.5万字，完整地记录了这个过程，再现了这段历史。《例案录》中说，客家人起初是由于承垦军田迁至新安县的。“迁海复界”以后，新安县东莞、大鹏两所军屯的土地大都被废弃，而本地人力不足，清政府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发文招徕外地人前来垦复土地。于是，广东本省、福建、江西都有人应召前来垦荒。后来，在嘉庆六年（1801年）上京告御状的童生梁德恭的祖父梁自宏，就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从长乐迁至新安耕种军田的。这一时期招徕的客家人大约有400户。
为了照顾客籍学童的仕进，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政府专门为之设立军籍学额，专门安排了文、武共4个秀才的名额。在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十三年（1716—1735年）的19年间，军籍客户一共考取了27名秀才。其中，武秀才7人，文秀才19人，另外1人不明。而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这种专门安排的学额被取消了，原因是科举考试制度改革，按政府的说法是“军民通考”。当时省里王姓学官主持了这次改革，让本地籍的附生为客籍生童作保，其时还有3名客籍学童考进。这种安排的直接结果就是学额紧张，进而导致土客纠纷。土著和客家人原本各有自己的学额，军籍学额被取消以后，土著原来的8个学额一下子变成土客共同分享了。这种改变使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冲突。
土著利益受损，就想办法阻挠客籍学童参加考试。乾隆十六年至乾隆十七年（1751—1752年）期间，新安县土著人士郑观成和文蔚等人带头反对客籍学童参加朝廷考试，理由是客籍学童可能同时参加客居地新安的考试和原籍地的考试。这两个人中，居梅林的郑观成早在乾隆三年（1738年）戊午科考得贡生，是有功名的人士，在地方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居白石下的文蔚则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乙未科考中贡生，与此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的发难，代表了本地人的利益，受到地方官的重视。于是，新安客籍学童被排斥于科举考场之外。从“军民通考”后客籍学童只有3名考中来看，大约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或稍后，客籍学童可能就已经不能参加考试了。
无路可走的客籍学童开始踏上了告状之路。新安县的几位县令都表示同情，并奉文进行调查。包括乾隆十六年（1751年）任知县的陕西兴平举人赵长民，乾隆十八年（1753年）任知县的江南吴县人沈永宁，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两任新安知县的江南娄县人杨士机。他们调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这些客籍童生都没有原籍可回去考试，应该让他们在新安考试，但此事一直未得定案。
当初禁止客籍学童参加考试可能是就事处理，时弛时禁，但已对客籍学童造成了巨大影响。雍正十三年（1735年）合并考试后，客籍仅有3名学童进学，就足以说明此点。随着客籍人口增加和本地人进学要求的呼吁逐渐强烈，这种压制就慢慢发展到政令公开。乾隆三十三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8—1769年），大涌的一位廪生吴廷玉和一批土著人士劝说当时的知县郑尚桂（直隶宛平人），仿照省内新宁县处理客童案的办法，明令禁止客籍学童在当地参加考试。结果这位郑县令正式宣布新安客籍学童应拨归原籍应考。由于新安客籍学童在原籍地已经没有户籍和联系，不能回原籍应考，因此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客籍考生实际上被剥夺了参加考试的资格，在此后的三十三年里徘徊在考场之外。官府文书中说，郑县令的举措是得到省里批准的。此后十多年，客籍人士一直在请愿，而土著则采取了反制动作，使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新宁县客童案有了新结果，朝廷指示都察院，让客籍人士登记为当地居民参加考试。据当时广东巡抚图萨布奏章上说，当初新宁县沿海地宽，雍正年间及乾隆五、六等年，有惠、潮各属及闽省人民曾、廖等姓陆续就耕，屡请入籍，皆为土著所阻。现在客家人共2204户，内有田粮庐墓，已符年例，难以回归原籍共404名，以文艺粗通者百有余名，请附籍新宁应试，仿照商籍及江西棚民、四川眉州等属之例，酌加文童2名、武童1名，另编客籍字号录取。图萨布所奏为朝廷批准。
新宁客籍人士的成功使新安客籍人士看到了希望。客籍学童梁国勋、叶乔桂、张有容等人也随后向总督和巡抚上书，恳求援引新宁的办法，让新安客籍人士登记入籍参加考试。理由是，原来让他们回原籍考试就是援引新宁的成例，现在也应该按照新宁的办法来处理。
这一次，地方官员予以重视，一连几位新安知县相继展开调查。他们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任县令的直隶保安举人朱起，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任知县的浙江海宁举人陈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任知县的江苏青浦监生胡传书。官员们查看房屋、坟墓、土地契约和税项记录，查明客户有4000多户，其中有472名考生符合标准，可被视为当地人。同时还查明他们没有近亲或产业留在原籍，也没有发现有客籍学童同时参加新安和原籍地的考试，建议让客籍学童在新安赴考且得到了批准，并且进行了闭门试考。但事情仍然得不到解决。知县换了一个又一个，客籍人士一连5次请愿，由于土著人士动用各种方法施压，事情过了十多年还无法定案。当省内其他地方如龙门、增城、清远、花县的客籍学童都能参加考试时，新安的400多客籍考生依然被排斥在考场之外。
据后来办结此案的广州和南雄两位知府说，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新安县把材料报到广州府，但因为本省的丰顺、永安等县和福建、江西所属平和、晋江等县的官员没有按照要求查明事实、回复公文，以致材料不全遭到驳饬，被打了回来。当时要求按人头调查并补齐材料，开明各客童原籍住址。但这些事情一直没有被办好，所以案件就一直拖着。
经历长久失望煎熬的客家人再次团结起来，他们意识到非得进京告御状不可。《例案录》邓超然序中对此有相关记载：“嘉庆六年（1801年）， 诸君有叩阍之议。”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选出“首事”若干人来负责后勤支援，进行募捐，向请愿者提供协助。《例案录》收录了一份当时主事人的名单，有17人之多，计开各乡“首事”姓名：徐芳远、沈联芳、钟天球、梁锦新、陈文凤、梁超成、傅人钦、叶章、邓以尧、叶开超、周文郁、池天、叶乔然、李廷薁、邓超然、曾光华等。最终42岁的客家童生梁德恭被委以重任，作为维权领袖亲赴北京告御状，将状纸递到了九门提督衙门。在邓超然等人设宴饯行时，梁德恭还做了意气激昂的讲话：“昔者愚公心诚，可以移山，壮士长歌，犹将贯日。”以此表达事功必成的决心。
嘉庆六年（1801年）七月二十三日，诉状进呈。九门提督接案后在短短几天内就做出了反应，行文请两广总督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汇报结果。四个月后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新安县客籍人士陈文凤、江滋生等直接上书两广总督，要求答复。两广总督四天后做出批示，请广东布政司处理此案。两天后，江滋生、陈文凤又上书布政使，恳请入籍准考。十二月三日，布政司做出批示：“候行催委员会审，拟议详夺。”
省布政司委派广州和南雄两位知府调查案件，提出办法。两位知府提出以下建议：援引新宁的成例，让客籍考生入籍，就近考试；借鉴福建南屏的办法，让考生在试卷上注明“客童”字样；按照东莞的办法，专门为客童增加文、武各2名学额，拨入广州府学，让客籍生员与本地生员分开，不致生事；仿照卫学、苗学的办法，到考试时让客籍学童相互担保，等到有人考中生员，就让他们为赴考的学童做担保。最后还建议，新安县考生很多，有时甚至有500多人应考，8个学额本来就紧张，最好不要从中扣除这 4个名额。
收到调查报告后，广东布政司常龄马上向总督汇报调查情况和处理方案，还附上判断居民身份的标准：必须有房屋、田产契照，而且必须缴税、完粮满20年，才准许入籍。报告指出，在县内的客居人户中，有3935户未能拿出符合条件的契照，而其余491户中，有472名考生已于早先登记，还有后来增加的61人尚未登记，应当批准这些人入籍考试 。
而根据梁德恭等人的请愿书，新安客家人户实际已增加到5000余户。调查报告建议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旧案，一方面说告状的考生并非告事不实，亦非包揽词讼，“均请免其置议”；一方面为前任官员开脱，说事隔多年，承办人有的退役，有的病故，无从传讯，而且他们是因为考生原籍的核查资料未到，没有凭据办结，并非耽搁延误，“亦毋庸议”。对两头都话里有话、有拉有压，使各方既有好处也有顾忌，只好俯首听命。加之处理办法方方兼顾，合情合理，于朝廷惠而不费，于前任回护结缘，于客籍恩同再造，于土著利益无伤，因此所拟易于通过。如此老到手法，非资深宦海兼且心有福田，无以臻此。
两广总督罗吉采纳了布政司的意见，上奏嘉庆皇帝，奏章并抄送兵部、礼部、户部、九门提督及其他相关部门。嘉庆皇帝看后批示礼部议处。礼部拟订处理办法上奏皇帝，很快得到批准，指示地方官员遵照执行。嘉庆七年（1802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广东提学的督办文件到达广州府：“广东新安县客籍童生，准其岁科两试，文武各取进二名。其原额八名，并加恩免其裁减，余依议，钦此。钦遵到部，相应抄录原奏，札知广东学政可也。”
至此，客籍人士有了自己专门的学额。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的《新安县志》记载：“迨嘉庆七年，奉旨另设客籍学额，岁试取进文武各二名，科试取进文学二名，拨入广州府学。”鹿颈陈氏族谱的附录中，收有《新安客籍拨府进庠诸生题名录》，记录了从嘉庆九年到道光九年（1804—1829年）新安客籍考中的秀才名单：
嘉庆九年甲子姚宗师讳文田科考取入，文生2名：王嘉猷住王母洞，吴芳住大南坑。
嘉庆十年乙丑茅宗师讳元铭岁考取入，文生2名：叶作培住官田，叶可大住官田；武生2名：池显章住塘头，梁景芳住炘莆子。
嘉庆十一年丙寅陈宗师讳嵩庆科考取入，文生2名：张清澜住王母洞，叶可高住官田。
嘉庆十三年戊辰胡宗师讳长龄岁科取入，文生2名：徐敬仁住苦炘洞，洪栋材住李蓢；武生2名：曾步云住木棉湾，陈荣光住松元厦。
嘉庆十四年己巳胡宗师讳长龄科考取入，文生2名：邓辅清住横台山，池见龙住塘头。
嘉庆十六年辛未程宗师印国仁岁考取入，文生2名：钟震离住乌石岩，周璘住麻布；武生2名：叶逢春住板田，叶开住官田。
嘉庆十七年壬申程宗师印国仁科考取入，文生2名：梁逢亨住草莆，叶重华住莲麻坑。
（疑有阙文），文生2名：陈凤光住鹿颈，何凤喈住盐田。
道光六年丙戌翁宗师印心存岁考取入，文生2名：叶成章住莲麻坑，彭锡龄住盐田；武生2名：陈名扬住松元厦，叶荣光住官田。
道光七年丁亥翁宗师印心存科考取入，文生2名：钟培基住下横蓢，池咸亨住塘头。
道光九年己丑徐宗师讳士棻岁考取入，文生2名：叶琼花住莲麻坑，赖腾标住布心；武生2名：廖国光住坭岗，池炳南住塘头。
学籍之争是新安客家人首次集体行动，经过四十多年努力终获成功。这次成功对客家人有巨大的影响，滨海客家人作为一个族群，最初的集结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次行动的成功，为客家人的团结一致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官方的解决方案，客观上为客家人的抱团提供了助力。政府规定，参加考试的客籍学童要互相担保，客籍学童中有人考上秀才以后，就由他们来为赴考的客童做担保。这一规定令客家人，至少是他们中的精英结成利益共生群体，为日后客家族群凝聚力的提升提供了机制保障。这次集体行动为滨海客家人积聚了诸多促进族群发展的积极因素。
首先是他们的身份认同。《例案录》说：“念余等客人，隶籍新安，前代进庠，相安无事，一旦为土著所阻，不获观光者三十余年。”协同行动的是“余等客人”，这是对共同的移民身份的强调，“余等”是第一人称，表明参加集体行动的人们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行动的，都是自己人。而行动的对立面是“土著”，“客人”共同的利益因为“土著”的行动受损。双方的社会身份的界面非常清楚。
其次是他们的文化认同。新安客家人来自江西、福建和广东的嘉潮惠地区，居于主体地位的是嘉潮惠地区移民，他们的先祖又多数来自江西和福建。上述这些地区正是客方言群的主要栖居地，因而绝大部分客家人既有共同的来源地背景，又有大致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这样的移民群体因共同利益受损，坚持了几十年的集体行动，建立了协同运作的组织和后勤支持系统，再加上官方在善后中无意识造成的维护这一群体的制度措施，以及集体行动取得成功后的社会心理宽慰，这就成为客家族群认同萌生的土壤。可以说，滨海客家的族群意识正是从这次集体行动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庆贺这次行动的成功，滨海客家人在此之后筹办了两大盛事。一是嘉庆十五年（1810年），组织编写了《新安客籍例案录》，将这次行动的有关文件全部收录在内，以资纪念。书卷前有邓超然和曾光华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序文，曾序后是“计开各乡首事姓氏”，然后是题为“曾南垣编次”的《客籍案例录》目次，列有此次行动过程的4篇上书、官府的6篇公文以及4个附录，共14篇文件。这14个文件的原文编成付梓后广为流传，还被收入新安客籍宗族的族谱。
二是道光九年（1829年），滨海客家人在广州修筑了同德堂文馆。这是一座并排两开间三进的建筑，第一进左为大门，右边有小门。经过天井是第二进，左为正厅，上额文昌楼，供奉文昌神位；右为附厅，上额禄位楼，供奉做出过特别贡献的人士的禄位。文馆的第三进是天井和后楼。同德堂文馆是全体新安客家人共同出资专门为考生建立的旅舍，供客家考生参加省试时落脚。文馆开张时，《新安客籍例案录》出版了续刊，增加了《建立文馆序》。同德堂文馆的建立表明，在争取科举考试权利成功后，客家人对集体行动保持着某种认同，并以欣赏的眼光看待每一次集体行动的成果。
滨海客家自清代逐渐形成以来，从为学籍的奋力抗争，到文化权益的胜利取得，极大地提振了民众的信心，滨海客家的文教因此勃兴。至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学堂林立，俊秀百出，一派人文繁荣景象。
第一节.耕读传家，学籍之争
客家文化传承了儒家重视教育的精神，客家地区广泛流传着这样的童谣：“蟾蜍罗，哥咯哥，唔读书，无老婆”“生子不读书，不如养条猪”。客家人主要生活在山区，经济相对落后，兴学校、办教育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然而，他们利用祠堂众多的得天独厚优势，办起了一所所学校。法国神父赖里查斯在《客法词典》中描写道：“在嘉应州，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市，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校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也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因为客家人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是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赖里查斯虽然描写的是嘉应州祠堂办学的情况，事实上其他客家地区情形也大致相同。据粗略估计，曾经成为办学场所的客家祠堂应有数千座之多。
滨海客家人把崇文重教的思想融进了日常起居中，抬眼所见的楹联和触目可及的家训中，处处体现着文脉的传承。楹联不但追怀祖德、敦族睦谊，还能教化子孙后代行善积德、诗书传家，是一种独特的“客家家训”，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特种教科书”。如陈姓的堂号有颍川堂、汝南堂、广陵堂等。通用祠联为：颍川世泽，太史家声；名高七彦，才擅六奇；汝南世德，御史家声；等等。坪山坑梓回龙世居正门前的对联是：回抱春山秀，龙蟠吉第高。上下联的第一个字暗合宅号。“蟠”，盘伏；“吉第”即“及第”，科举考试中选。对联寓意为大屋选址甚佳，宅内黄氏子弟有如盘龙，科举考试皆能名列前茅。过去客家祠堂都有祠产，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叫作“公堂田”。公堂田的收获除用来举办祭祖仪式之外，相当一部分用来助学奖学，称为“学谷”，根据子弟考取的功名给予相应的奖励。滨海客家之所以人文兴盛、人才辈出，与其弘扬崇文重教精神，积极办学、助学奖学分不开。以龙岗为核心区聚族而居的深圳客家人，在闽粤赣传统客家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辉煌的历史文化，表现为耕读传家、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的滨海客家人文特色。
滨海客家族群意识的萌生与争取参加科举考试权利的集体行动有关。清乾隆十七年到嘉庆七年（1752—1802年）间，新安县客家人受到原住民排挤，被拒斥于科举考场之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才重新取得参加科举的权利，得以踏进考场。
香港新界鹿颈村陈姓，保存着1828年由陈瑞章修订的族谱，其中记载有《新安客籍例案录》（以下简称《例案录》）1.5万字，完整地记录了这个过程，再现了这段历史。《例案录》中说，客家人起初是由于承垦军田迁至新安县的。“迁海复界”以后，新安县东莞、大鹏两所军屯的土地大都被废弃，而本地人力不足，清政府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发文招徕外地人前来垦复土地。于是，广东本省、福建、江西都有人应召前来垦荒。后来，在嘉庆六年（1801年）上京告御状的童生梁德恭的祖父梁自宏，就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从长乐迁至新安耕种军田的。这一时期招徕的客家人大约有400户。
为了照顾客籍学童的仕进，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政府专门为之设立军籍学额，专门安排了文、武共4个秀才的名额。在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十三年（1716—1735年）的19年间，军籍客户一共考取了27名秀才。其中，武秀才7人，文秀才19人，另外1人不明。而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这种专门安排的学额被取消了，原因是科举考试制度改革，按政府的说法是“军民通考”。当时省里王姓学官主持了这次改革，让本地籍的附生为客籍生童作保，其时还有3名客籍学童考进。这种安排的直接结果就是学额紧张，进而导致土客纠纷。土著和客家人原本各有自己的学额，军籍学额被取消以后，土著原来的8个学额一下子变成土客共同分享了。这种改变使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冲突。
土著利益受损，就想办法阻挠客籍学童参加考试。乾隆十六年至乾隆十七年（1751—1752年）期间，新安县土著人士郑观成和文蔚等人带头反对客籍学童参加朝廷考试，理由是客籍学童可能同时参加客居地新安的考试和原籍地的考试。这两个人中，居梅林的郑观成早在乾隆三年（1738年）戊午科考得贡生，是有功名的人士，在地方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居白石下的文蔚则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乙未科考中贡生，与此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的发难，代表了本地人的利益，受到地方官的重视。于是，新安客籍学童被排斥于科举考场之外。从“军民通考”后客籍学童只有3名考中来看，大约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或稍后，客籍学童可能就已经不能参加考试了。
无路可走的客籍学童开始踏上了告状之路。新安县的几位县令都表示同情，并奉文进行调查。包括乾隆十六年（1751年）任知县的陕西兴平举人赵长民，乾隆十八年（1753年）任知县的江南吴县人沈永宁，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两任新安知县的江南娄县人杨士机。他们调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这些客籍童生都没有原籍可回去考试，应该让他们在新安考试，但此事一直未得定案。
当初禁止客籍学童参加考试可能是就事处理，时弛时禁，但已对客籍学童造成了巨大影响。雍正十三年（1735年）合并考试后，客籍仅有3名学童进学，就足以说明此点。随着客籍人口增加和本地人进学要求的呼吁逐渐强烈，这种压制就慢慢发展到政令公开。乾隆三十三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8—1769年），大涌的一位廪生吴廷玉和一批土著人士劝说当时的知县郑尚桂（直隶宛平人），仿照省内新宁县处理客童案的办法，明令禁止客籍学童在当地参加考试。结果这位郑县令正式宣布新安客籍学童应拨归原籍应考。由于新安客籍学童在原籍地已经没有户籍和联系，不能回原籍应考，因此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客籍考生实际上被剥夺了参加考试的资格，在此后的三十三年里徘徊在考场之外。官府文书中说，郑县令的举措是得到省里批准的。此后十多年，客籍人士一直在请愿，而土著则采取了反制动作，使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新宁县客童案有了新结果，朝廷指示都察院，让客籍人士登记为当地居民参加考试。据当时广东巡抚图萨布奏章上说，当初新宁县沿海地宽，雍正年间及乾隆五、六等年，有惠、潮各属及闽省人民曾、廖等姓陆续就耕，屡请入籍，皆为土著所阻。现在客家人共2204户，内有田粮庐墓，已符年例，难以回归原籍共404名，以文艺粗通者百有余名，请附籍新宁应试，仿照商籍及江西棚民、四川眉州等属之例，酌加文童2名、武童1名，另编客籍字号录取。图萨布所奏为朝廷批准。
新宁客籍人士的成功使新安客籍人士看到了希望。客籍学童梁国勋、叶乔桂、张有容等人也随后向总督和巡抚上书，恳求援引新宁的办法，让新安客籍人士登记入籍参加考试。理由是，原来让他们回原籍考试就是援引新宁的成例，现在也应该按照新宁的办法来处理。
这一次，地方官员予以重视，一连几位新安知县相继展开调查。他们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任县令的直隶保安举人朱起，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任知县的浙江海宁举人陈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任知县的江苏青浦监生胡传书。官员们查看房屋、坟墓、土地契约和税项记录，查明客户有4000多户，其中有472名考生符合标准，可被视为当地人。同时还查明他们没有近亲或产业留在原籍，也没有发现有客籍学童同时参加新安和原籍地的考试，建议让客籍学童在新安赴考且得到了批准，并且进行了闭门试考。但事情仍然得不到解决。知县换了一个又一个，客籍人士一连5次请愿，由于土著人士动用各种方法施压，事情过了十多年还无法定案。当省内其他地方如龙门、增城、清远、花县的客籍学童都能参加考试时，新安的400多客籍考生依然被排斥在考场之外。
据后来办结此案的广州和南雄两位知府说，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新安县把材料报到广州府，但因为本省的丰顺、永安等县和福建、江西所属平和、晋江等县的官员没有按照要求查明事实、回复公文，以致材料不全遭到驳饬，被打了回来。当时要求按人头调查并补齐材料，开明各客童原籍住址。但这些事情一直没有被办好，所以案件就一直拖着。
经历长久失望煎熬的客家人再次团结起来，他们意识到非得进京告御状不可。《例案录》邓超然序中对此有相关记载：“嘉庆六年（1801年）， 诸君有叩阍之议。”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选出“首事”若干人来负责后勤支援，进行募捐，向请愿者提供协助。《例案录》收录了一份当时主事人的名单，有17人之多，计开各乡“首事”姓名：徐芳远、沈联芳、钟天球、梁锦新、陈文凤、梁超成、傅人钦、叶章、邓以尧、叶开超、周文郁、池天、叶乔然、李廷薁、邓超然、曾光华等。最终42岁的客家童生梁德恭被委以重任，作为维权领袖亲赴北京告御状，将状纸递到了九门提督衙门。在邓超然等人设宴饯行时，梁德恭还做了意气激昂的讲话：“昔者愚公心诚，可以移山，壮士长歌，犹将贯日。”以此表达事功必成的决心。
嘉庆六年（1801年）七月二十三日，诉状进呈。九门提督接案后在短短几天内就做出了反应，行文请两广总督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汇报结果。四个月后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新安县客籍人士陈文凤、江滋生等直接上书两广总督，要求答复。两广总督四天后做出批示，请广东布政司处理此案。两天后，江滋生、陈文凤又上书布政使，恳请入籍准考。十二月三日，布政司做出批示：“候行催委员会审，拟议详夺。”
省布政司委派广州和南雄两位知府调查案件，提出办法。两位知府提出以下建议：援引新宁的成例，让客籍考生入籍，就近考试；借鉴福建南屏的办法，让考生在试卷上注明“客童”字样；按照东莞的办法，专门为客童增加文、武各2名学额，拨入广州府学，让客籍生员与本地生员分开，不致生事；仿照卫学、苗学的办法，到考试时让客籍学童相互担保，等到有人考中生员，就让他们为赴考的学童做担保。最后还建议，新安县考生很多，有时甚至有500多人应考，8个学额本来就紧张，最好不要从中扣除这 4个名额。
收到调查报告后，广东布政司常龄马上向总督汇报调查情况和处理方案，还附上判断居民身份的标准：必须有房屋、田产契照，而且必须缴税、完粮满20年，才准许入籍。报告指出，在县内的客居人户中，有3935户未能拿出符合条件的契照，而其余491户中，有472名考生已于早先登记，还有后来增加的61人尚未登记，应当批准这些人入籍考试 。
而根据梁德恭等人的请愿书，新安客家人户实际已增加到5000余户。调查报告建议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旧案，一方面说告状的考生并非告事不实，亦非包揽词讼，“均请免其置议”；一方面为前任官员开脱，说事隔多年，承办人有的退役，有的病故，无从传讯，而且他们是因为考生原籍的核查资料未到，没有凭据办结，并非耽搁延误，“亦毋庸议”。对两头都话里有话、有拉有压，使各方既有好处也有顾忌，只好俯首听命。加之处理办法方方兼顾，合情合理，于朝廷惠而不费，于前任回护结缘，于客籍恩同再造，于土著利益无伤，因此所拟易于通过。如此老到手法，非资深宦海兼且心有福田，无以臻此。
两广总督罗吉采纳了布政司的意见，上奏嘉庆皇帝，奏章并抄送兵部、礼部、户部、九门提督及其他相关部门。嘉庆皇帝看后批示礼部议处。礼部拟订处理办法上奏皇帝，很快得到批准，指示地方官员遵照执行。嘉庆七年（1802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广东提学的督办文件到达广州府：“广东新安县客籍童生，准其岁科两试，文武各取进二名。其原额八名，并加恩免其裁减，余依议，钦此。钦遵到部，相应抄录原奏，札知广东学政可也。”
至此，客籍人士有了自己专门的学额。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的《新安县志》记载：“迨嘉庆七年，奉旨另设客籍学额，岁试取进文武各二名，科试取进文学二名，拨入广州府学。”鹿颈陈氏族谱的附录中，收有《新安客籍拨府进庠诸生题名录》，记录了从嘉庆九年到道光九年（1804—1829年）新安客籍考中的秀才名单：
嘉庆九年甲子姚宗师讳文田科考取入，文生2名：王嘉猷住王母洞，吴芳住大南坑。
嘉庆十年乙丑茅宗师讳元铭岁考取入，文生2名：叶作培住官田，叶可大住官田；武生2名：池显章住塘头，梁景芳住炘莆子。
嘉庆十一年丙寅陈宗师讳嵩庆科考取入，文生2名：张清澜住王母洞，叶可高住官田。
嘉庆十三年戊辰胡宗师讳长龄岁科取入，文生2名：徐敬仁住苦炘洞，洪栋材住李蓢；武生2名：曾步云住木棉湾，陈荣光住松元厦。
嘉庆十四年己巳胡宗师讳长龄科考取入，文生2名：邓辅清住横台山，池见龙住塘头。
嘉庆十六年辛未程宗师印国仁岁考取入，文生2名：钟震离住乌石岩，周璘住麻布；武生2名：叶逢春住板田，叶开住官田。
嘉庆十七年壬申程宗师印国仁科考取入，文生2名：梁逢亨住草莆，叶重华住莲麻坑。
（疑有阙文），文生2名：陈凤光住鹿颈，何凤喈住盐田。
道光六年丙戌翁宗师印心存岁考取入，文生2名：叶成章住莲麻坑，彭锡龄住盐田；武生2名：陈名扬住松元厦，叶荣光住官田。
道光七年丁亥翁宗师印心存科考取入，文生2名：钟培基住下横蓢，池咸亨住塘头。
道光九年己丑徐宗师讳士棻岁考取入，文生2名：叶琼花住莲麻坑，赖腾标住布心；武生2名：廖国光住坭岗，池炳南住塘头。
学籍之争是新安客家人首次集体行动，经过四十多年努力终获成功。这次成功对客家人有巨大的影响，滨海客家人作为一个族群，最初的集结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次行动的成功，为客家人的团结一致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官方的解决方案，客观上为客家人的抱团提供了助力。政府规定，参加考试的客籍学童要互相担保，客籍学童中有人考上秀才以后，就由他们来为赴考的客童做担保。这一规定令客家人，至少是他们中的精英结成利益共生群体，为日后客家族群凝聚力的提升提供了机制保障。这次集体行动为滨海客家人积聚了诸多促进族群发展的积极因素。
首先是他们的身份认同。《例案录》说：“念余等客人，隶籍新安，前代进庠，相安无事，一旦为土著所阻，不获观光者三十余年。”协同行动的是“余等客人”，这是对共同的移民身份的强调，“余等”是第一人称，表明参加集体行动的人们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行动的，都是自己人。而行动的对立面是“土著”，“客人”共同的利益因为“土著”的行动受损。双方的社会身份的界面非常清楚。
其次是他们的文化认同。新安客家人来自江西、福建和广东的嘉潮惠地区，居于主体地位的是嘉潮惠地区移民，他们的先祖又多数来自江西和福建。上述这些地区正是客方言群的主要栖居地，因而绝大部分客家人既有共同的来源地背景，又有大致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这样的移民群体因共同利益受损，坚持了几十年的集体行动，建立了协同运作的组织和后勤支持系统，再加上官方在善后中无意识造成的维护这一群体的制度措施，以及集体行动取得成功后的社会心理宽慰，这就成为客家族群认同萌生的土壤。可以说，滨海客家的族群意识正是从这次集体行动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庆贺这次行动的成功，滨海客家人在此之后筹办了两大盛事。一是嘉庆十五年（1810年），组织编写了《新安客籍例案录》，将这次行动的有关文件全部收录在内，以资纪念。书卷前有邓超然和曾光华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序文，曾序后是“计开各乡首事姓氏”，然后是题为“曾南垣编次”的《客籍案例录》目次，列有此次行动过程的4篇上书、官府的6篇公文以及4个附录，共14篇文件。这14个文件的原文编成付梓后广为流传，还被收入新安客籍宗族的族谱。
二是道光九年（1829年），滨海客家人在广州修筑了同德堂文馆。这是一座并排两开间三进的建筑，第一进左为大门，右边有小门。经过天井是第二进，左为正厅，上额文昌楼，供奉文昌神位；右为附厅，上额禄位楼，供奉做出过特别贡献的人士的禄位。文馆的第三进是天井和后楼。同德堂文馆是全体新安客家人共同出资专门为考生建立的旅舍，供客家考生参加省试时落脚。文馆开张时，《新安客籍例案录》出版了续刊，增加了《建立文馆序》。同德堂文馆的建立表明，在争取科举考试权利成功后，客家人对集体行动保持着某种认同，并以欣赏的眼光看待每一次集体行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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