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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梦”的面前回应挑战 ——“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的再思考
作者：张颐武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打工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0 人已围观
最近，“底层”问题一时间成了文学讨论的热点。虽然这一讨论还没有引发广泛的社会关切，但它显然是一个与当下社会焦点有密切关联的议题。文学界开始探讨“底层”被损害的困局，期望“底层”的命运被改变，尤其是尝试用文学创作和理论思考关注“底层”生活，反映“底层”现状。这些探讨和思考都有相当的意义，也显示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
现在有关“底层文学”的思考的展开多停留在对于这种文学的意义的强调上。最近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对于“底层”的被“忽视”的严重的愤怒，对于“底层”在文学中的呈现并不充分的强烈不满。但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引起讨论的表现“底层”具有重要性的问题上。将“底层文学”具有的重大意义和“中等收入者”文学的“空洞”“无聊”作戏剧化的、尖锐的对比，由此得出“底层文学”意义重大的结论。
这些讨论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有必要指出，实际上“底层”在文学中并没有被遗忘和忽视，反而一直是当代文学关切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底层”的命运从来也没有淡出过文学的关切。20 世纪80 年代文学中的不少关于农村题材、城市普通人生活的作品，90 年代小说中的“社群文学”以及梁晓声、白连春等人今天的作品等等，都对于“底层”，或者在中国急剧变化中受到损害的阶层有相当深入的表现。但这些作品都没有提出对当下现实和中国发展路向的新的思考和深切的质疑，而仅仅是对“底层”的现实的关切和对贫困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的基础在于这些作品仍然相信这个社会有能力对贫困问题进行积极的回应，也相信处于“底层”的人们的历史创造力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主动性。但在这些作品里，弱势群体根本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力量去创造自己的发展空间。他们是无能为力地停留在回忆和抱怨中的人，是被动地、无力地被历史的潮流席卷而去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历史主动性，仅仅处于困境之中，而不可能有个人的改变命运的可能。他们似乎除了被损害和被忽视之外就一无所有了，除了我们从外部对加以反复渲染，对于贫困问题进行了非常简单的表现，似乎贫困仅仅是社会变化的结果，中国近年的高速发展，除了给“底层”带来苦难的结果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这些想象似乎除了将“底层”构造成一个关怀和同情的对象之外，也就别无意义了。这种文学的关键之处其实在于它的某种消极性的存在。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再思考。首先，这里有一项难以解释的矛盾是在有关“底层”的讨论中似乎从未被提及的，那就是中国急剧的经济成长使得中国的贫困状况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无论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还是国际性的统计资料都显示，中国的反贫困在最近二十年中的成果是异常坚实的。由此看来，似乎贫困问题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重。文学的焦虑和当下所显示的现实之间的反差确实是一个现实存在而且不能忽视的问题。按照我们的文学所呈现的景观，底层的存在乃是一种绝对的、具有异常高度意义的表征，但是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却似乎变得并没有当年重要。这一文学和现实之间的裂痕从未得到有效的弥合。其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已经有了和百年的屈辱及悲情告别的历史机遇。过去在我们的“新文学”传统中，贫穷和“底层”生活都不会仅仅是一个阶层或一些个体的命运，而是中国的悲剧命运的投射，每一个“底层”群体的命运都是中国命运的象征。但在今天，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背景之下，“底层”的生活好像已经和民族的困境脱钩，变成了一个特定阶层或特定个人的命运。它是一个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不再是民族屈辱的象征性问题。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正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奋斗和争取的努力目标，“底层”的痛苦当然必须引起所有人的关切和真诚的帮助，引起社会对此的高度注意，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仅仅是让少数富人掠夺更多财产，也并不能说明三十年来中国积累的财富仅仅是肥了富裕阶层。这场让几亿中国人告别了贫困命运的变革，这场让中国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的变革，不能被这样漫画化和片面化。这样的描述是对中国人民的奋斗和努力的不公正，是对中国人民的梦想和追求的扭曲和片面化。这些外部思考的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大家的真正关注。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在想象“底层”的时候，并不关心“底层”真正的所思所想，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和真切的把握。于是，我们仅仅看到了生活的苦和难，看到了无助和无奈，除了简单地呼唤关切他们之外，却没有他们自己灵魂的表现。“底层”往往是我们惯性思维中的那种固定而刻板的形象，一种我们在文学史中耳熟能详的形象。“底层”确实通过文学发出了声音，但这是他人想象中的声音，是一种从外面观察和探究的声音。
另一类的有关“底层”的表达同样值得我们大家关切，那就是打工文学。所谓打工文学，是由打工者自己写作的作品。这种书写打工者的心声，表达打工者的感情的创作已经在南方的一些都市如深圳和广州等地有了十几年的传统，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种文学的好处是打工者写自己的生活，它所展现的世界似乎和我们看到的作家写作的“底层文学”大不相同。这些作品由于出自打工者之手，其文学价值和表现深度往往参差不齐，但十多年来打工文学的势头不衰，打工文学的作家也有了好几代。
这些打工文学作品当然也深入地写到了打工生活的苦和累，写到了生存的不易和对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的抨击。但这些作品却也有最为强烈的渴望和最为实在的梦想。这些打工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无法忍受，相反，他们仍然对生活怀有信念，对世界有一份坚定和乐观的抱负。他们相信凭自己艰苦的劳作和机敏的争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开创一个美丽的未来。他们并不想绝望地走向社会的反面，也并不激烈地抨击当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难中互相慰勉，在挑战中从容面对。在打工小说、诗歌和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最为常用的词就是——梦想。
在我看来，打工文学凸现了我们在思考“底层”或弱势群体的问题时的一个关键盲点。我们常常忽视，二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一个依靠自己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个新的“中国梦”是一个成功的梦想，一个凭自己的勇气、智慧、创造精神争取美好生活的梦，一个充满希望的梦想。这是一个强者的梦想，一个个人冲向未来的梦想。这正是中国社会尽管面临巨大挑战却仍然能够凝结成一个社群，而没有分崩离析的基本前提。这个梦想的能量今天还远未枯竭，才使得中国仍然具有认同和团结的力量。
这说明有时我们的判断未必切合实际。我们有时容易用一种民粹主义式的想法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简单地强调民粹式的对于社会问题的简单化解决而不是创造性的解决；简单地强调中国内部的阶层的矛盾和冲突而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渴望；简单地将社会福利与发展的可能对立起来处理，认为发展不可能带来社会进步而将平均主义式的想象再度强化，从而忽视了发展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巨大作用。毫无疑问，对于发展带来的问题，必须有高度的认识和清醒的批判性思考，应该有新的发展观和新的思路，同时也决不能忽视发展的作用和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打工文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我觉得20 世纪90 年代的“社群”文学所表现的那种“守望相助，互相扶持”，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寻找沟通和对话，创造和谐而不是分裂，上进而不是悲情，面向未来而不是营造怨恨的可能，似乎更加值得我们所有关心中国的文学和中国本身发展的人们关切。
这让我想到了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傻根，这个年轻人通过异常艰辛的劳作挣得了钱，踏上了回乡之路。他在火车上大部分时间在睡觉，但他对于自己的信心，对于未来的期望，使得他成为这趟列车上最具魅力的中心。这趟列车其实是朝向他的梦的核心驶去的。傻根其实异常阳光、天真和自信，辛苦地劳作，辛苦地奋斗，相信自我不断争取的价值。这种坚韧和个人奋斗不正是新世纪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中国告别昔日悲情的过程的展开吗？傻根感动那两个良心未泯的贼的地方不正是这种单纯的梦想吗？《天下无贼》中没有那种无可奈何的悲鸣，有的却是一个“新新中国”的未来，有的是中国新的价值的被肯定。这里有一个真切的“中国梦”的活力和期望，也是中国人民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选择的必然。无论如何，我们有了比三十年前梦开始的时候更多的力量、更强的信心和更坚实的基础。
劳动和梦想同样是美丽的。
原载《中关村》2006 年第8 期
现在有关“底层文学”的思考的展开多停留在对于这种文学的意义的强调上。最近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对于“底层”的被“忽视”的严重的愤怒，对于“底层”在文学中的呈现并不充分的强烈不满。但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引起讨论的表现“底层”具有重要性的问题上。将“底层文学”具有的重大意义和“中等收入者”文学的“空洞”“无聊”作戏剧化的、尖锐的对比，由此得出“底层文学”意义重大的结论。
这些讨论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有必要指出，实际上“底层”在文学中并没有被遗忘和忽视，反而一直是当代文学关切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底层”的命运从来也没有淡出过文学的关切。20 世纪80 年代文学中的不少关于农村题材、城市普通人生活的作品，90 年代小说中的“社群文学”以及梁晓声、白连春等人今天的作品等等，都对于“底层”，或者在中国急剧变化中受到损害的阶层有相当深入的表现。但这些作品都没有提出对当下现实和中国发展路向的新的思考和深切的质疑，而仅仅是对“底层”的现实的关切和对贫困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的基础在于这些作品仍然相信这个社会有能力对贫困问题进行积极的回应，也相信处于“底层”的人们的历史创造力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主动性。但在这些作品里，弱势群体根本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力量去创造自己的发展空间。他们是无能为力地停留在回忆和抱怨中的人，是被动地、无力地被历史的潮流席卷而去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历史主动性，仅仅处于困境之中，而不可能有个人的改变命运的可能。他们似乎除了被损害和被忽视之外就一无所有了，除了我们从外部对加以反复渲染，对于贫困问题进行了非常简单的表现，似乎贫困仅仅是社会变化的结果，中国近年的高速发展，除了给“底层”带来苦难的结果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这些想象似乎除了将“底层”构造成一个关怀和同情的对象之外，也就别无意义了。这种文学的关键之处其实在于它的某种消极性的存在。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再思考。首先，这里有一项难以解释的矛盾是在有关“底层”的讨论中似乎从未被提及的，那就是中国急剧的经济成长使得中国的贫困状况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无论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还是国际性的统计资料都显示，中国的反贫困在最近二十年中的成果是异常坚实的。由此看来，似乎贫困问题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重。文学的焦虑和当下所显示的现实之间的反差确实是一个现实存在而且不能忽视的问题。按照我们的文学所呈现的景观，底层的存在乃是一种绝对的、具有异常高度意义的表征，但是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却似乎变得并没有当年重要。这一文学和现实之间的裂痕从未得到有效的弥合。其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已经有了和百年的屈辱及悲情告别的历史机遇。过去在我们的“新文学”传统中，贫穷和“底层”生活都不会仅仅是一个阶层或一些个体的命运，而是中国的悲剧命运的投射，每一个“底层”群体的命运都是中国命运的象征。但在今天，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背景之下，“底层”的生活好像已经和民族的困境脱钩，变成了一个特定阶层或特定个人的命运。它是一个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不再是民族屈辱的象征性问题。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正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奋斗和争取的努力目标，“底层”的痛苦当然必须引起所有人的关切和真诚的帮助，引起社会对此的高度注意，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仅仅是让少数富人掠夺更多财产，也并不能说明三十年来中国积累的财富仅仅是肥了富裕阶层。这场让几亿中国人告别了贫困命运的变革，这场让中国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的变革，不能被这样漫画化和片面化。这样的描述是对中国人民的奋斗和努力的不公正，是对中国人民的梦想和追求的扭曲和片面化。这些外部思考的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大家的真正关注。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在想象“底层”的时候，并不关心“底层”真正的所思所想，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和真切的把握。于是，我们仅仅看到了生活的苦和难，看到了无助和无奈，除了简单地呼唤关切他们之外，却没有他们自己灵魂的表现。“底层”往往是我们惯性思维中的那种固定而刻板的形象，一种我们在文学史中耳熟能详的形象。“底层”确实通过文学发出了声音，但这是他人想象中的声音，是一种从外面观察和探究的声音。
另一类的有关“底层”的表达同样值得我们大家关切，那就是打工文学。所谓打工文学，是由打工者自己写作的作品。这种书写打工者的心声，表达打工者的感情的创作已经在南方的一些都市如深圳和广州等地有了十几年的传统，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种文学的好处是打工者写自己的生活，它所展现的世界似乎和我们看到的作家写作的“底层文学”大不相同。这些作品由于出自打工者之手，其文学价值和表现深度往往参差不齐，但十多年来打工文学的势头不衰，打工文学的作家也有了好几代。
这些打工文学作品当然也深入地写到了打工生活的苦和累，写到了生存的不易和对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的抨击。但这些作品却也有最为强烈的渴望和最为实在的梦想。这些打工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无法忍受，相反，他们仍然对生活怀有信念，对世界有一份坚定和乐观的抱负。他们相信凭自己艰苦的劳作和机敏的争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开创一个美丽的未来。他们并不想绝望地走向社会的反面，也并不激烈地抨击当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难中互相慰勉，在挑战中从容面对。在打工小说、诗歌和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最为常用的词就是——梦想。
在我看来，打工文学凸现了我们在思考“底层”或弱势群体的问题时的一个关键盲点。我们常常忽视，二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一个依靠自己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个新的“中国梦”是一个成功的梦想，一个凭自己的勇气、智慧、创造精神争取美好生活的梦，一个充满希望的梦想。这是一个强者的梦想，一个个人冲向未来的梦想。这正是中国社会尽管面临巨大挑战却仍然能够凝结成一个社群，而没有分崩离析的基本前提。这个梦想的能量今天还远未枯竭，才使得中国仍然具有认同和团结的力量。
这说明有时我们的判断未必切合实际。我们有时容易用一种民粹主义式的想法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简单地强调民粹式的对于社会问题的简单化解决而不是创造性的解决；简单地强调中国内部的阶层的矛盾和冲突而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渴望；简单地将社会福利与发展的可能对立起来处理，认为发展不可能带来社会进步而将平均主义式的想象再度强化，从而忽视了发展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巨大作用。毫无疑问，对于发展带来的问题，必须有高度的认识和清醒的批判性思考，应该有新的发展观和新的思路，同时也决不能忽视发展的作用和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打工文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我觉得20 世纪90 年代的“社群”文学所表现的那种“守望相助，互相扶持”，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寻找沟通和对话，创造和谐而不是分裂，上进而不是悲情，面向未来而不是营造怨恨的可能，似乎更加值得我们所有关心中国的文学和中国本身发展的人们关切。
这让我想到了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傻根，这个年轻人通过异常艰辛的劳作挣得了钱，踏上了回乡之路。他在火车上大部分时间在睡觉，但他对于自己的信心，对于未来的期望，使得他成为这趟列车上最具魅力的中心。这趟列车其实是朝向他的梦的核心驶去的。傻根其实异常阳光、天真和自信，辛苦地劳作，辛苦地奋斗，相信自我不断争取的价值。这种坚韧和个人奋斗不正是新世纪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中国告别昔日悲情的过程的展开吗？傻根感动那两个良心未泯的贼的地方不正是这种单纯的梦想吗？《天下无贼》中没有那种无可奈何的悲鸣，有的却是一个“新新中国”的未来，有的是中国新的价值的被肯定。这里有一个真切的“中国梦”的活力和期望，也是中国人民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选择的必然。无论如何，我们有了比三十年前梦开始的时候更多的力量、更强的信心和更坚实的基础。
劳动和梦想同样是美丽的。
原载《中关村》2006 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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