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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中的广东打工文学
作者：杨宏海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打工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0 人已围观
20 世纪90 年代，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先走一步”的广东，伴随着“百万移民下珠江”的大潮，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打工文学”迅速崛起。它受到广大打工一族的欢迎，以打工一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文学刊物，一直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可以说，在90 年代的中国文坛，打工文学不仅成为广东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当代中国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一、心灵的呼唤：打工文学的产生动因
从广义上来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作一个稍为严格的界定，那么，我认为，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底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范围主要在中国南方沿海开放城市。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大批投资者蜂拥而至。紧邻港澳，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珠江三角洲，率先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南粤大地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寻梦者”。于是，流传起这样的民谣：“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几乎每一趟南下的列车，都载来一批到广东闯世界的外乡人。这些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的年轻人，多数来自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打工阶层”，他们的生活构成珠江三角洲及经济特区生活的一个富有时代和地方特色的层面。
文学总是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只要她脚下拥有肥沃而宽厚的生活领地，总会长出枝繁叶茂的大树。随着打工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发展，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应运而生。当时，在深圳盛行一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对打工者来说，意味着匆匆上班—打卡—匆匆下班—吃饭，整天在流水线作业，他们的身心极度疲乏。早期在深圳蛇口工业区“三资”企业里曾流传过这样一首顺口溜：“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这虽有夸张之处，但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打工者紧张的工作节奏和单调的生活内容。这可以看作是打工族中“哼唷哼唷”派的即兴之作，可视之为来自民间最早的口传打工文学。在工作紧张、身心疲惫、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的环境中，一些来自打工一族的文学爱好者，率先拿起笔来抒写自己的生活和诉求，立马受到打工族的热烈欢迎。
最早的打工文学是打工者的自我宣泄，或称之为“心灵的呼唤”。曾在《花城》发表处女作的打工妹作者吴海珠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打工生活的磨炼与对文学的爱好，使我产生了要写小说的强烈冲动。我觉得，打工者写打工文学是一种心灵的呼唤。当你有了创作冲动时，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一种急于把感受变成文字向读者倾诉的感觉，似乎不写就会疯了。”另据报道，1993年4 月号的《诗歌报月刊》刊登了一张寄自深圳的一个打工者文学社团的手抄报影印件，并选载了其中的两篇诗文，引起了反响。手抄报上有这样两句“宣言”：“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的加班，现在我们为自己的命运加班！” 这个打工“宣言”，就是由宝安区石岩镇“加班文学社”几个流水线上的文学青年发出的命运的呐喊。由此可见，“渴望倾诉”“自我关怀”乃至发自“心灵的呼唤”是打工文学创作的最初动因。
发端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崛起于90 年代的广东打工文学，涌现了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黄秀萍、谭伟文、郭海鸿、海珠、罗迪、缪永等大批打工作家，他们的作品推进了打工文学的发展，也开始引起传媒与影视界的关注。最早提出以反映打工仔生活为己任的是宝安的《大鹏湾》杂志，此后，《特区文学》《花城》《广州文艺》《珠海》《佛山文艺》等刊物都陆续刊登这类题材的作品。许多报纸和电台或开设“打工征文”专栏，或推出“打工天地”节目。由影视制作人创作拍摄的《特区打工妹》《外来妹》，由剧作家创作上演的舞剧《深圳故事• 追求》等作品，用屏幕和舞台形象扩大了打工文学的影响，引起社会各阶层对打工一族的关注与思考。
打工文学初创之期，由于所涉及的是我国大部分读者比较陌生的生活领域，那漂泊奔波的生活，劳资双方的冲突，中外文化的碰撞，竞争机制的严酷，生活方式的嬗变，展现出一片“美丽的混乱”的迷人风景，给人们带来许多新奇的阅读效应，契合了当代读者关注信息、追求近距离观照生活的审美心理，因而颇受读者青睐。面对方兴未艾的打工文学，1992 年7 月29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打工文学”异军突起》一文，称其“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许多报刊、传媒纷纷把目光投向打工阶层，海天出版社不失时机地推出《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青春之旅——深圳打工仔映画》《青春寻梦——广东打工潮追击》《青春絮语——打工仔打工妹情简》《青春异彩——洋行里的女雇员》等“打工文学系列丛书”。
一批文化商也组织撰写、出版“特区寻梦”一类的打工题材的作品；报纸、广播电台也纷纷开辟“打工”节目；在许多书店和大街小巷的地摊上，都摆满了冠以“打工”之名的杂志。一时间，“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兴起了一股热潮。
二、精彩与无奈：打工文学的文化性格
打工的世界很精彩，打工的世界也很无奈，正是这种精彩与无奈，体现了打工文学的文化性格。打工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本人大都是打工的，他们对打工生活熟稔于心，素材丰富活泼，他们对这种情感有独到的体认，创作时信手拈来，无需为文造情去编排玲珑剔透、千回百转的故事。而且随着生活场景的转换，他们也在创造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综观这些作品，它们在真切地表现“精彩与无奈”中体现了以下几个主题：
1. 城市想象。面对城市这种崭新的生活空间，打工者必然要以其特有的想象方式将城市内在化。一是用“乡村美、都市恶”的心态观照城市，以农业文明来反衬工业文明的异化，并对之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张伟明的小说较为典型，如《我们INT》和《对了，我是打工仔》都流露出身处城市的异化感和幻灭感。二是对城市采取拥合静观的态度，认为尽管城市在道德上有堕落的一面，但相对于沉滞而贫穷的内地乡村来说，仍然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在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中，其人物形象体现了一种城市文化的新质。三是以“微笑看世界”的视角，对城市采取完全认同的态度。如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展现了其在“都市寻梦”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喜悦。应该说，无论是对城市还是对乡村，打工文学的批判锋芒都还没能透入表里，因此打工文学中所展现的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只是一个纷繁复杂不断变幻的图景而已。
2. 身份认同问题。身份认同的焦虑是打工文学中一个极其显眼的问题。一方面打工者要通过城市想象来建构一个都市人的身份，但另一方面都市却以其巨大的压迫形成反向塑造，将打工者边缘化，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了复杂的身份认同上的危机。大部分打工文学作家虽然根在乡村，却接受过较好的教育，有些还受过高等教育。这就是何以在他们笔下会频频出现愤怒而迷惘的知识打工者形象的原因所在。如黄秀萍的小说《这里没有港湾》，打工妹“只不过是深圳这片繁华之地的过客而已”。她们在这座城市里拼搏，渴望这座城市能接纳她们，希冀在“万盏灯光中有属于自己的一盏”( 麦知妹《花开花落》)。可是，打工妹犹如风浪中漂浮的一叶孤舟，找不到停泊的港湾，在她们对自我的想象和实际的遭遇之间出现了裂缝时，在外部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下，自我开始走向崩溃。梦溺的《敬你一杯苦酒》里的三个女子的自我迷失就典型地反映了打工者可能遭遇的认同危机。
尽管张伟明笔下时有“东家不打打西家，潇洒走向下一站”的描写，但这种“潇洒”其实是“沉重的潇洒”，因为它丝毫不能改变自己被迫出卖劳力的生活现实，而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强化自己的尴尬境遇。就像20 世纪上半叶诗人叶赛宁的独白，“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对于经过城市文明洗礼的打工者而言，城市是别人的，故乡也仿佛是别人的，已是回不去的地方了。
3. 性与政治。打工者与老板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打工文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尽管在大多数打工文学作品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刻的揭示。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权力关系，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金钱权力往往会越出合理的范围，腐蚀到更加私密化的个人生活空间。一方面，性是展示金钱权力的标尺，对性的永不餍足的玩弄和追求被看作老板们的身份标签之一；另一方面，性作为身体政治的内容，成为反抗权力的斗争形式，对于被玩弄的雇员来说，性也是用来嘲讽和报复无耻的老板们的重要手段。也可以说，性提供了一个幻想的空间，在此空间里，现实中的主客关系被颠倒过来，从而宣泄了打工者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愤懑。在张伟明的《我们INT》里，“我”在梦中对香港总管小姐的占有包含着一些耐人寻味的内容，资本家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关系被性关系( 想象或现实的）部分地改写了，然而，作为弱者的被雇佣者只能通过性的想象来挽回失去的尊严这一事实，一方面更加凸现了现实中的权力格局，另一方面，虚幻的自我慰藉将进一步削弱打工者直面自我与现实并进而寻求变革的勇气和能力。
上述所引的作品，大都来自打工文学的发源地——深圳，这是因为深圳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移民，打工文学创作也最具规模。也许是由于外来思想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环境，这个地方的打工青年在“精彩与无奈”的生存状态中更具备比较放松的心态。诚如广东评论家钟晓毅所说：“深圳的更年轻的作家，倒是率性得多，生存的各种欲望在他们笔下被搅拌成一盘五彩缤纷、酸甜苦辣的‘杂锦’，他们不仅发现了那个早被伟人揭示出来的最基本的道理——人首先要生存，而且更深化了一步，即还要生存得好一点。”
一、心灵的呼唤：打工文学的产生动因
从广义上来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作一个稍为严格的界定，那么，我认为，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底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范围主要在中国南方沿海开放城市。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大批投资者蜂拥而至。紧邻港澳，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珠江三角洲，率先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南粤大地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寻梦者”。于是，流传起这样的民谣：“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几乎每一趟南下的列车，都载来一批到广东闯世界的外乡人。这些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的年轻人，多数来自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打工阶层”，他们的生活构成珠江三角洲及经济特区生活的一个富有时代和地方特色的层面。
文学总是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只要她脚下拥有肥沃而宽厚的生活领地，总会长出枝繁叶茂的大树。随着打工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发展，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应运而生。当时，在深圳盛行一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对打工者来说，意味着匆匆上班—打卡—匆匆下班—吃饭，整天在流水线作业，他们的身心极度疲乏。早期在深圳蛇口工业区“三资”企业里曾流传过这样一首顺口溜：“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这虽有夸张之处，但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打工者紧张的工作节奏和单调的生活内容。这可以看作是打工族中“哼唷哼唷”派的即兴之作，可视之为来自民间最早的口传打工文学。在工作紧张、身心疲惫、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的环境中，一些来自打工一族的文学爱好者，率先拿起笔来抒写自己的生活和诉求，立马受到打工族的热烈欢迎。
最早的打工文学是打工者的自我宣泄，或称之为“心灵的呼唤”。曾在《花城》发表处女作的打工妹作者吴海珠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打工生活的磨炼与对文学的爱好，使我产生了要写小说的强烈冲动。我觉得，打工者写打工文学是一种心灵的呼唤。当你有了创作冲动时，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一种急于把感受变成文字向读者倾诉的感觉，似乎不写就会疯了。”另据报道，1993年4 月号的《诗歌报月刊》刊登了一张寄自深圳的一个打工者文学社团的手抄报影印件，并选载了其中的两篇诗文，引起了反响。手抄报上有这样两句“宣言”：“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的加班，现在我们为自己的命运加班！” 这个打工“宣言”，就是由宝安区石岩镇“加班文学社”几个流水线上的文学青年发出的命运的呐喊。由此可见，“渴望倾诉”“自我关怀”乃至发自“心灵的呼唤”是打工文学创作的最初动因。
发端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崛起于90 年代的广东打工文学，涌现了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黄秀萍、谭伟文、郭海鸿、海珠、罗迪、缪永等大批打工作家，他们的作品推进了打工文学的发展，也开始引起传媒与影视界的关注。最早提出以反映打工仔生活为己任的是宝安的《大鹏湾》杂志，此后，《特区文学》《花城》《广州文艺》《珠海》《佛山文艺》等刊物都陆续刊登这类题材的作品。许多报纸和电台或开设“打工征文”专栏，或推出“打工天地”节目。由影视制作人创作拍摄的《特区打工妹》《外来妹》，由剧作家创作上演的舞剧《深圳故事• 追求》等作品，用屏幕和舞台形象扩大了打工文学的影响，引起社会各阶层对打工一族的关注与思考。
打工文学初创之期，由于所涉及的是我国大部分读者比较陌生的生活领域，那漂泊奔波的生活，劳资双方的冲突，中外文化的碰撞，竞争机制的严酷，生活方式的嬗变，展现出一片“美丽的混乱”的迷人风景，给人们带来许多新奇的阅读效应，契合了当代读者关注信息、追求近距离观照生活的审美心理，因而颇受读者青睐。面对方兴未艾的打工文学，1992 年7 月29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打工文学”异军突起》一文，称其“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许多报刊、传媒纷纷把目光投向打工阶层，海天出版社不失时机地推出《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青春之旅——深圳打工仔映画》《青春寻梦——广东打工潮追击》《青春絮语——打工仔打工妹情简》《青春异彩——洋行里的女雇员》等“打工文学系列丛书”。
一批文化商也组织撰写、出版“特区寻梦”一类的打工题材的作品；报纸、广播电台也纷纷开辟“打工”节目；在许多书店和大街小巷的地摊上，都摆满了冠以“打工”之名的杂志。一时间，“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兴起了一股热潮。
二、精彩与无奈：打工文学的文化性格
打工的世界很精彩，打工的世界也很无奈，正是这种精彩与无奈，体现了打工文学的文化性格。打工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本人大都是打工的，他们对打工生活熟稔于心，素材丰富活泼，他们对这种情感有独到的体认，创作时信手拈来，无需为文造情去编排玲珑剔透、千回百转的故事。而且随着生活场景的转换，他们也在创造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综观这些作品，它们在真切地表现“精彩与无奈”中体现了以下几个主题：
1. 城市想象。面对城市这种崭新的生活空间，打工者必然要以其特有的想象方式将城市内在化。一是用“乡村美、都市恶”的心态观照城市，以农业文明来反衬工业文明的异化，并对之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张伟明的小说较为典型，如《我们INT》和《对了，我是打工仔》都流露出身处城市的异化感和幻灭感。二是对城市采取拥合静观的态度，认为尽管城市在道德上有堕落的一面，但相对于沉滞而贫穷的内地乡村来说，仍然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在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中，其人物形象体现了一种城市文化的新质。三是以“微笑看世界”的视角，对城市采取完全认同的态度。如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展现了其在“都市寻梦”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喜悦。应该说，无论是对城市还是对乡村，打工文学的批判锋芒都还没能透入表里，因此打工文学中所展现的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只是一个纷繁复杂不断变幻的图景而已。
2. 身份认同问题。身份认同的焦虑是打工文学中一个极其显眼的问题。一方面打工者要通过城市想象来建构一个都市人的身份，但另一方面都市却以其巨大的压迫形成反向塑造，将打工者边缘化，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了复杂的身份认同上的危机。大部分打工文学作家虽然根在乡村，却接受过较好的教育，有些还受过高等教育。这就是何以在他们笔下会频频出现愤怒而迷惘的知识打工者形象的原因所在。如黄秀萍的小说《这里没有港湾》，打工妹“只不过是深圳这片繁华之地的过客而已”。她们在这座城市里拼搏，渴望这座城市能接纳她们，希冀在“万盏灯光中有属于自己的一盏”( 麦知妹《花开花落》)。可是，打工妹犹如风浪中漂浮的一叶孤舟，找不到停泊的港湾，在她们对自我的想象和实际的遭遇之间出现了裂缝时，在外部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下，自我开始走向崩溃。梦溺的《敬你一杯苦酒》里的三个女子的自我迷失就典型地反映了打工者可能遭遇的认同危机。
尽管张伟明笔下时有“东家不打打西家，潇洒走向下一站”的描写，但这种“潇洒”其实是“沉重的潇洒”，因为它丝毫不能改变自己被迫出卖劳力的生活现实，而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强化自己的尴尬境遇。就像20 世纪上半叶诗人叶赛宁的独白，“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对于经过城市文明洗礼的打工者而言，城市是别人的，故乡也仿佛是别人的，已是回不去的地方了。
3. 性与政治。打工者与老板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打工文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尽管在大多数打工文学作品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刻的揭示。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权力关系，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金钱权力往往会越出合理的范围，腐蚀到更加私密化的个人生活空间。一方面，性是展示金钱权力的标尺，对性的永不餍足的玩弄和追求被看作老板们的身份标签之一；另一方面，性作为身体政治的内容，成为反抗权力的斗争形式，对于被玩弄的雇员来说，性也是用来嘲讽和报复无耻的老板们的重要手段。也可以说，性提供了一个幻想的空间，在此空间里，现实中的主客关系被颠倒过来，从而宣泄了打工者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愤懑。在张伟明的《我们INT》里，“我”在梦中对香港总管小姐的占有包含着一些耐人寻味的内容，资本家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关系被性关系( 想象或现实的）部分地改写了，然而，作为弱者的被雇佣者只能通过性的想象来挽回失去的尊严这一事实，一方面更加凸现了现实中的权力格局，另一方面，虚幻的自我慰藉将进一步削弱打工者直面自我与现实并进而寻求变革的勇气和能力。
上述所引的作品，大都来自打工文学的发源地——深圳，这是因为深圳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移民，打工文学创作也最具规模。也许是由于外来思想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环境，这个地方的打工青年在“精彩与无奈”的生存状态中更具备比较放松的心态。诚如广东评论家钟晓毅所说：“深圳的更年轻的作家，倒是率性得多，生存的各种欲望在他们笔下被搅拌成一盘五彩缤纷、酸甜苦辣的‘杂锦’，他们不仅发现了那个早被伟人揭示出来的最基本的道理——人首先要生存，而且更深化了一步，即还要生存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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