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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中的广东打工文学

作者:杨宏海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打工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0 人已围观



三、“造梦”与“造市”:打工文学的生产方式
历史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当中国当代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广东打工文学却异军突起,以打工一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佛山文艺》,倍受读者青睐,刊物发行逾五十万份,成为当时全国文学刊物中发行量最高的杂志。

在中国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广东,打工文学又是最早随着市场经济应运而生的文学形态之一。它作为一种反映现实存在的文学形式,一开始就浸染于商品经济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左右,使之成为文化商品而进入流通领域,逐渐成为文化市场的一部分。此时,打工文学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个人性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包括社会性的文化产品。因此,研究打工文学不仅要分析它的叙事,同时也要分析它的生产,即通过对生产方式的探讨,进一步揭示打工文学发展的原因。

一是“造梦”。

前几年,深圳有过关于打工文学与新都市文学的讨论。我认为打工文学与新都市文学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它们都展示着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吸引和同化,都抒写着社会文化转型期都市人( 含都市边缘人)的生态与心态。可以说,打工者在构筑新都市的同时,亦在接受新都市的洗礼。数以千万计的打工者,正是在都市“寻梦”的过程中构建了都市,又在追赶文明的过程中铸造了文明。

谈起打工文学的“造梦”,就不能不谈安子。1990 年,在纷纷扬扬的“股票热”之外,一个以文学立名的神话却意外地传播开来,安子——这个通过抒写打工经历而一夜之间成为明星的打工妹,不知鼓舞着多少打工者渴望“圆梦”的心。她的作品《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经过《深圳特区报》、上海《文汇报》连载之后结集出版,旋即荣登畅销书前列。安子的“神话”与深圳的城市化进程是同步的。在漂泊与拼搏的生存状态中,打工者们特别渴望得到心灵的抚慰。安子通过纪实体文学,讲出众多打工妹们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心里话,引起她们内心的强烈共鸣,由此一炮而红。而在满足倾诉欲望的同时,安子也牢牢抓住深圳所提供的机遇,使自己走向了成功之路。

深圳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城市,安子的道路也可视为深圳所走过的历程的一个缩影。安子的作品以其“微笑看世界”的独特视角,表现了一种“挑战生活、实现自我”的理想主义色彩,让百万打工者有满足心理诉求的渠道,在劳累的工作环境中得到心理平衡和精神慰藉。尽管现实生活远非如此简单,但只要生活有“梦”,就有希望。

当然,仅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来“造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传媒的力量。近年来,广东珠江三角洲的许多报刊上,几乎都专辟了“打工世界”“打工人语”一类的栏目,讲述打工者的奋斗故事;深圳广播电台还曾设立“安子的天空”节目,呼唤“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深圳青年》杂志也在张扬“男孩子生来打天下”等理想主义色彩的青春梦,激励了众多打工青年的“寻梦”热情。

毋庸讳言,打工者造梦的动机、目标和结局是各不相同的,它涉及打工阶层的内部层次划分:为数众多的底层打工者们也许只是想见识一下繁华都市,改善一下物质生活;以安子为代表的实干型打工者则希望成为城市的主人,继而生根发芽;再如缪永之类具有较高精神诉求的打工者,他们希望在陌生的城市寻找到某种完美的生活方式而又往往不能如愿,为之痛苦与迷惘。不过,尽管打工者的“梦境”各不相同,而他们对于各自“梦境”的不懈追求却是一样的。正是这种“梦圆梦灭”的过程推动了打工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加快了它的裂变。

二是“造市”。

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文学作为文化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应该看到,打工文学的主体读者群是新兴市民阶层,这是一个文化修养参差不齐、阅历却相对丰富的社会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种种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更加明豁,阶层性审美意识更加集中和强烈,在熙攘热闹、风波丛生的都市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情感节奏较快,客观上需要通俗性的读物,打工文学的出现,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而打工文学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面临如何吸引读者、创造市场的问题,由此打工文学从个人性的写作转化为社会性的产品,进入“改写”与“重造”的过程,被迫以自身的变质作为继续生存的代价。

正是瞄准了这个商机,不少出版商在促进打工文学的“造市”与“随俗”的同时得到丰厚的回报。于是,在这片市民文化土壤上,良莠不齐的打工文学以其野俗的活力席卷性地迅速占领市场。对此,不少读者提出批评。打工作者盛慧撰文指出,对于出于真实情感而创作的打工文学,不管其质量如何,都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有些“所谓纪实连载、小说经典”,无不是一些生搬硬造的“混浊之作”,这种发展态势如果继续下去,打工文学迟早会成为“弃置大街的一根骨头”;也有论者指出,面对打工者这一庞大的读者市场,“《佛山文艺》正是因刊发打工文学而成为中国名牌刊物……连一些大牌刊物也不得不屈尊与《佛山文艺》搞一些联谊活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打工文学却明显后劲不足”,打工作家也缺少超越自我的佳作,对此论者认为“缺乏文化底蕴的打工文学以及没有文化品格的打工作家绝对没有前途与希望”。

应该承认,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一批打工作家表现出浮躁的心态和急功近利的文学性格,但更多的打工作家却不断从“稚嫩”走向“成熟”,打工文学也在“造梦”与“造市”中一步一步走向其“改写”的历程。

四、泛化与分流:打工文学的发展走向
打工文学是“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产物,是文学与打工阶层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相互选择,是历史的变迁造就了这一文化现象。从20 世纪90年代初到20 世纪末,打工文学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漂泊南方的异乡人。作为特定时期内的一种文化现象,打工文学值得文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可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打工文学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这种惊人的漠视的借口之一,是打工文学的文学价值不高。应该承认,打工文学在文学技巧和手法乃至语言上确实还比较粗糙,和占据主流的纯文学流派相比,确实有相当的差距。但是我们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精英阶层面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对来自劳工大众的新的文化景观视而不见。

对打工文学现象的漠视,与其说是精英阶层对大众文化的拒斥,不如说是其对市场经济下的劳工大众的隔膜与无知。而在对市场经济比较熟悉的作家、理论家之中,倒有一批有识之士早已关注起打工文学。如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到深圳访学,就表示他最关注的是深圳反映打工题材的作品,关注上百万外来工的状况;前几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黄修己教授赴日本讲学之前,就将打工文学作品作为评介广东当代文学的资料;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黄树森主席和中山大学中文系黄伟宗教授则组织研究生专题探讨打工文学;广东省作家协会陈国凯主席在为打工作家的作品集写序时,就称赞其为深圳“特区真正的‘特产’”。事实上,打工文学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在纯文学作家那里,我们很难读到如此鲜活的生活经验,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它们都出自打工作家自身的经历。打工文学的价值在于,它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发出的“自我关怀”的真切诉求,它为市场经济挤迫之下的打工一族提供了舒缓紧张压力的精神食粮,也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巨大而沉重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底层人民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以及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嬗变与发展走向等,打工文学都能提供一些独特的东西,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当代中国的认识。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历史与打工者息息相关。是打工者以热血和汗水,建筑起一座座新兴城市;又是打工者以智慧和想象力,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品牌——打工文学。

文学流派的演进往往有其阶段性。有学者指出,“打工文学在人口的大迁移、文化的大碰撞中产生,必然是一种泛文化的文学,极易扩散,是这个时期文学现象所共有的特征”。时至今日,打工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又涌现出戴斌、松籽、王丽丽、瑜璐等一些新人新作,但总体上泛化与分流已成为打工文学的发展走向。一方面,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知识打工者过积累与生活体验,渴望写出超越原有水平的打工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我们不排除它可能转化到其他类型的写作中,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也就是说,对打工生活资源的持续开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领域。但这早已不仅仅是“写什么”题材的问题了,“怎样写”的技术问题也随之浮出海面,而这又使得打工文学在向着不同的方向产生分化。但它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价值仍然存在。诚如一些评论家所评价的那样:“随着城市不断走向成熟,打工文学书写的广度、深度也将大大地拓展,并逐步从城市表层的衣食住行往打工族心灵世界的纵深处发掘。打工文学是一种朝气蓬勃的文学,是我们研究当代文化活生生的参照,也是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像张伟明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无所适从》,其创作在题材、手法及语言表达上都与原来的小说有明显的反差,“他大胆的文本实验接近于某些先锋小说的特质,同时又迥异于这些先锋小说”。缪永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也开始向女性小说过渡。反观当前某些城市文学创作,“新生代”作家群的创作,女性文学创作,又隐隐约约地看到打工文学的影响和存在。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崛起于20 世纪90 年代的广东打工文学已经走向泛化与分流,未来的发展尚难预料。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西部大开发的展开,打工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潮流,打工领域所蕴藏的文学资源亦将层出不穷。无论如何,打工族作为弱势群体,需要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打工文学作为另类写作的文学,需要得到文学界更多的扶持和引导。本文从文化视野对此作一探讨,旨在为广东打工文学的创作和努力作一纪念,也为更新更丰富的文学流派的出现展示一种背景,提示一种方向。
 
                                                                                                                                         原载《深圳文化研究》2000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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