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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打工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何西来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打工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2 人已围观
打工文学是19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坛上最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潮流之一。深圳是中国当代打工文学的发源地、诞生地；珠江三角洲则是这一文学创作潮流最初的摇篮，而后，滔滔滚滚，影响全国。但深圳，始终是打工文学潮流的创作中心和研究中心，不仅许多有影响的打工文学作家出现在这里，而且最早发现这一文学现象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大声疾呼、为之呐喊的研究家也出现在这里。包括这次在内，几次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全国打工文学研讨会，都在这里召开。所以，可以说，打工文学是深圳的一个文化品牌，一张文化名片，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在认真地阅读了前几天杨宏海寄给我的数十篇不同体裁的打工文学作品之后，我想联系自己新近读过的其他作家的有关作品，谈谈我对打工文学的价值与意义的三点认识。
第一，打工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打工文学最早是由打工者创造的文学，写的是他们真实的切身生活经历与体验，反映了他们的苦乐与希望，爱恨与情仇。这是真正来自历史变革前沿底层人数最多的群体的文学，响彻着他们的呼声，飞迸着他们的血泪，也燃烧着他们的幻想。
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社会历史转型与变革。这次变革，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来说，在中国或东方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它涉及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经济基础到庞大的上层建筑包括纷繁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总之，十三亿人口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在急剧变动，这个民族正在崛起。在这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转型与变革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的社会身份的转变，它的表现的最初形式，便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贫穷的、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从边远的山区涌向城市，涌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如北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乃至整个东部沿海地
区，出现了被称为“打工潮”“民工潮”的景象。深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座城市本身就是新兴的年轻移民城市，是打工仔、打工妹最早出现的地方。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有了人数众多的打工者群体的出现，有了打工者特殊的生活，这就为打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打工文学从它一露头起，就受到打工群体的欢迎，也受到了如杨宏海这样的深圳文化研究者的关注，得到了深圳市领导的支持与指导。正是因为有理论的总结与支持，有热心者的组织、培养和引导，如评奖、办刊物和开辟写作园地，编选优秀作品向社会推荐等，打工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才为更多的社会人群所认识，才引起整个文艺界的重视。到今天，打工文学不仅包括打工者自己所写的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早期的打工文学作者中成长出一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作家，而且有一些相当有实力的作家，如江苏的赵本夫、山东的尤凤伟、辽宁的孙惠芬、湖北的叶梅等都涉足这一领域的创作。
打工者有白领和非白领之分，也有来自不同的城市或农村之分，但就其主体而言，就其绝大多数而言，则是指来自农村的青壮年农民。他们进城务工，从事最苦、最重、常常是超时且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劳动，以获取比他们原先稍高的收入，同时也学得一些现代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知识。正是他们的艰苦劳动，为投资者、为国家创造了巨额的财富，支撑着珠三角、长三角乃至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繁荣与辉煌。然而，一切社会身份的转变都充满了艰辛、痛苦和曲折，对于具体的生命个体来说，则尤其如此。
无论是称“打工者”，还是称“民工”，从理论上来讲，他们都属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打工者”和“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在具体的生存环境中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主人，他们只是受雇者，要按照雇主的意志付出自己的劳动。而且，作为民工，他们离开了农村，从事在城市的劳动，为城市创造文明和财富，最终却没有被城市接纳，这里没有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在农村。城乡分治的旧体制使他们处境尴尬。荆永鸣《北京候鸟》里的来泰，因想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而历尽艰辛，他积数年辛勤的收入，又借了亲戚八千元，好不容易盘下一家小饭店，没做几天“老板”，就遇上拆迁，原来是中了圈套，落得人财两空，哭诉无门。这应该说是身份变换的一个悲剧，他不像他的“老叔”那样幸运。而于怀岸笔下的《台风之夜》里的那四个来自湘西的倒霉鬼的遭遇，既可以看作实际的经历，也可以看作这个人群的真实命运的一个象征性寓言。他们打工，又丢了工作，变成了流浪汉。外面是风狂雨横的夜晚，到处是陷阱，到处是冷漠，内加饥饿的煎熬，他们处于变匪、变盗的边缘，连做乞丐都不可能了。他们抢劫抢劫者、杀人者，似乎是以毒攻毒，以恶对恶，但其实已经面临着身份转变中的歧途，再跨前一步，就是深渊了。
刘虹的抒情诗《打工的名字》，既在打工者祖辈、父辈、自身的社会身份的对照中写出了历史的变迁，也反映了这种新的称谓的过渡性、不确定性和尴尬。另外，这首诗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且形象地描写了打工者群体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命运的颠簸，他们是肩负着历史前行、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在赵本夫的笔下，这种身份的变换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与艰辛。《寻找月亮》里的女主人公月儿，一位从贵州来的农村姑娘为了变成城里人，像城里人那样生活，不得不在一处富人夜总会做近于色情的表演营生；《安岗之梦》里来自乡下的孩子毛眼，已到城里流浪七八年了，做好事、善事，没有沦落，然而仍然没有立足之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基于对19 世纪工人阶级的真实状态的深刻透彻的了解创立了他们的学说，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至今仍然让人读后为之动容。他在这部著作中多处引用工人们自己创作的诗歌作为例证。他们称格奥尔格·维尔特为德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无产阶级诗人，肯定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并因此和他结下终生的友谊。他们一再肯定法国作家欧仁• 苏的《巴黎的秘密》，肯定巴尔扎克和英国的狄更斯，都是基于这些作家极其真实地提供了现实历史的画卷。他们甚至说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所提供的东西比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的都要多，都要具体。我觉得，我们就应当用这两位伟大的德国人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今天的打工文学。打工潮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行的伟大潮流，打工文学的潮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之一。像以往一样，一个民族的崛起与复兴，都不能没有血痕与泪痕。在统计数据上，我们看到的是GDP 的增长百分比，但这百分比主要是由人数众多的打工者在底层支撑着的，我们从打工文学中所看到的就是这些支撑着的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心理历程，还有那些往往被历史忽略了的刻骨铭心的细节。
第二，打工文学的道德伦理价值。社会历史转型，同时也伴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这些都与道德评价体系有关。道德伦理，特别是道德理想，是价值观念的核心部分，左右着人们的善恶之辨。同时，道德又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它调节制约着人的社会行为。这种调节和制约，在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自律，就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所讲的“道德律令”。在社会的历史转型期，在中国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伦理道德的变动，表现为旧的道德体系的过时与崩塌和新的道德体系的建立，也表现为对传统的某些带有恒久性的道德理念的重新审视、重新解释，使其丰富起来、鲜活起来。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长期整合与碰撞的过程，个人往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生理与心理的代价，而且经常伴随着命运的浮沉与播迁。
民工们多数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走出农耕文明的，他们带着那个文明留给他们的道德伦理遗痕，走进他们不熟悉的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环境，在新旧道德伦理的冲撞中，特别是在新旧道德伦理置换中暂时形成的真空地带，便有可能碰上选择的两难。沦落，似乎随时都是有可能的。赵本夫总是以善意的、温暖的眼光看人，即使月儿已经到了沦落风尘的边缘，他还是没让她掉下去，保留了她品格中美好的一隅；毛眼是赵本夫两篇连续性小说的主人公，他行善、做好事，即使成为流浪者，也只是在梦里圆了在城市居住的梦，那把带蜥蜴的钥匙始终没有为他打开幸福之门。然而，于怀岸的《台风之夜》里对道德理性的控驭，也仅仅限于秋生哥的道德底线。王世孝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与其说是写天右与何丽同居情爱的幻灭，不如说是写磨刀人的情爱悲剧。为了钱，磨刀人忍受着良心的折磨和心理创痛，让自己的爱人去出卖肉体。安昌河的《难逃劫数》像是一个寓言，不是写见义勇为的善有善报，而是写后续事件中主人公碰到的道德困境和生存困境。这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冷酷，看到了善良的热情是怎样被淹没在冰冷的利益的考量之中的。其实，我们距离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现代的道德体系，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
在许多打工文学作者的笔下，他们的主人公面对诸种坎坷与不公，大都表现出一种人格上的坚韧。黎志扬的《禁止浪漫》写了几个锅炉工的艰难人生，“黑领”之死是惨烈的，可以说是一种殉情，故事的主人公最终没有和已为人妻并且做了厂长的恋人言归于好，既有无奈，也有坚守。作家赵本夫是不愿把人写得很坏的，在《天下无贼》里，为了不使来自乡下的打工仔傻根的过于善良的幻想破灭，他甚至想象两个偷窃者的良心被唤醒，一路上千方百计地与群贼同旅，还差一点丢了命。当然，这种故事也许只存在于作家的想象里，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但文学毕竟要有理想，特别是道德理想的辉映。
第三，审美艺术价值。一批有影响、有写作经验的作家加盟打工文学的写作，当然有助于形成强势的打工文学格局。但是，看了这次宏海寄给我的打工文学作品选粹，其中写得出色的篇目，无论是在语言的个性化、人性开掘的深度上，还是在叙事艺术、结构方式上，都不比当代小说创作所能达到的水平逊色，这是特别让我高兴和兴奋的。
就打工文学的审美艺术价值来说，我想应该强调三点：
（1）文学创作，从来都是对生活本身的审美的和艺术的提升，提炼出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的诗与美，打工文学作者，无论是写外部的人与事，还是写自己的体验和心理，都不可能是诸种事件、诸多表象的照录，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并从中升华出许多新的东西，从而把粗糙的、原始状态的生活，提升到美的境界。作者在提升写作对象，提升他所亲历的生活的境界的同时，也提升着自己的审美境界和艺术能力。他把自己的这种经过审美提升的作品推向读者，引发读者的共鸣，使其得到审美的满足，起到泄导人情的作用，也就提升着读者的境界。如果读者也是打工者，那么作品也就为整个打工群体的精神境界的
提升做着无声的、潜移默化的贡献，从而进一步实现其价值。
（2）打工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带着生活泥土的芳香。就其总体而言，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散文，抑或是报告文学，都具有清新刚健的文风。这种文风，不需要矫揉造作，不需要扭捏作态，它是为情而作文，不是为文而造情。当今文坛，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出现了文风不正、不振，甚至颓靡的趋向。救治之法就是要大力提倡如打工文学这样言之有物的，来自切身体验的刚劲清新的文风。要知道，靠“党八股”，靠空话、套话、假话、屁话，是无法振衰起疲，一扫文坛颓靡之风的。文风连着民风，文风连着国运，绝不可以等闲视之。
（3）新时期文学是在现实主义的召唤与复归中复苏和发展起来的，中间虽有起伏，但它始终是三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界的艺术主潮和美学主潮。打工文学，就其主导的艺术倾向来说，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这种美学价值取向，正与其社会历史价值相适应。而社会的、历史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美学上的最主要的特征，也是它最具恒久价值的部分之一。
原载《打工文学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认真地阅读了前几天杨宏海寄给我的数十篇不同体裁的打工文学作品之后，我想联系自己新近读过的其他作家的有关作品，谈谈我对打工文学的价值与意义的三点认识。
第一，打工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打工文学最早是由打工者创造的文学，写的是他们真实的切身生活经历与体验，反映了他们的苦乐与希望，爱恨与情仇。这是真正来自历史变革前沿底层人数最多的群体的文学，响彻着他们的呼声，飞迸着他们的血泪，也燃烧着他们的幻想。
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社会历史转型与变革。这次变革，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来说，在中国或东方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它涉及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经济基础到庞大的上层建筑包括纷繁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总之，十三亿人口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在急剧变动，这个民族正在崛起。在这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转型与变革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的社会身份的转变，它的表现的最初形式，便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贫穷的、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从边远的山区涌向城市，涌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如北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乃至整个东部沿海地
区，出现了被称为“打工潮”“民工潮”的景象。深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座城市本身就是新兴的年轻移民城市，是打工仔、打工妹最早出现的地方。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有了人数众多的打工者群体的出现，有了打工者特殊的生活，这就为打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打工文学从它一露头起，就受到打工群体的欢迎，也受到了如杨宏海这样的深圳文化研究者的关注，得到了深圳市领导的支持与指导。正是因为有理论的总结与支持，有热心者的组织、培养和引导，如评奖、办刊物和开辟写作园地，编选优秀作品向社会推荐等，打工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才为更多的社会人群所认识，才引起整个文艺界的重视。到今天，打工文学不仅包括打工者自己所写的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早期的打工文学作者中成长出一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作家，而且有一些相当有实力的作家，如江苏的赵本夫、山东的尤凤伟、辽宁的孙惠芬、湖北的叶梅等都涉足这一领域的创作。
打工者有白领和非白领之分，也有来自不同的城市或农村之分，但就其主体而言，就其绝大多数而言，则是指来自农村的青壮年农民。他们进城务工，从事最苦、最重、常常是超时且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劳动，以获取比他们原先稍高的收入，同时也学得一些现代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知识。正是他们的艰苦劳动，为投资者、为国家创造了巨额的财富，支撑着珠三角、长三角乃至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繁荣与辉煌。然而，一切社会身份的转变都充满了艰辛、痛苦和曲折，对于具体的生命个体来说，则尤其如此。
无论是称“打工者”，还是称“民工”，从理论上来讲，他们都属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打工者”和“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在具体的生存环境中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主人，他们只是受雇者，要按照雇主的意志付出自己的劳动。而且，作为民工，他们离开了农村，从事在城市的劳动，为城市创造文明和财富，最终却没有被城市接纳，这里没有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在农村。城乡分治的旧体制使他们处境尴尬。荆永鸣《北京候鸟》里的来泰，因想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而历尽艰辛，他积数年辛勤的收入，又借了亲戚八千元，好不容易盘下一家小饭店，没做几天“老板”，就遇上拆迁，原来是中了圈套，落得人财两空，哭诉无门。这应该说是身份变换的一个悲剧，他不像他的“老叔”那样幸运。而于怀岸笔下的《台风之夜》里的那四个来自湘西的倒霉鬼的遭遇，既可以看作实际的经历，也可以看作这个人群的真实命运的一个象征性寓言。他们打工，又丢了工作，变成了流浪汉。外面是风狂雨横的夜晚，到处是陷阱，到处是冷漠，内加饥饿的煎熬，他们处于变匪、变盗的边缘，连做乞丐都不可能了。他们抢劫抢劫者、杀人者，似乎是以毒攻毒，以恶对恶，但其实已经面临着身份转变中的歧途，再跨前一步，就是深渊了。
刘虹的抒情诗《打工的名字》，既在打工者祖辈、父辈、自身的社会身份的对照中写出了历史的变迁，也反映了这种新的称谓的过渡性、不确定性和尴尬。另外，这首诗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且形象地描写了打工者群体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命运的颠簸，他们是肩负着历史前行、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在赵本夫的笔下，这种身份的变换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与艰辛。《寻找月亮》里的女主人公月儿，一位从贵州来的农村姑娘为了变成城里人，像城里人那样生活，不得不在一处富人夜总会做近于色情的表演营生；《安岗之梦》里来自乡下的孩子毛眼，已到城里流浪七八年了，做好事、善事，没有沦落，然而仍然没有立足之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基于对19 世纪工人阶级的真实状态的深刻透彻的了解创立了他们的学说，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至今仍然让人读后为之动容。他在这部著作中多处引用工人们自己创作的诗歌作为例证。他们称格奥尔格·维尔特为德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无产阶级诗人，肯定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并因此和他结下终生的友谊。他们一再肯定法国作家欧仁• 苏的《巴黎的秘密》，肯定巴尔扎克和英国的狄更斯，都是基于这些作家极其真实地提供了现实历史的画卷。他们甚至说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所提供的东西比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的都要多，都要具体。我觉得，我们就应当用这两位伟大的德国人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今天的打工文学。打工潮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行的伟大潮流，打工文学的潮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之一。像以往一样，一个民族的崛起与复兴，都不能没有血痕与泪痕。在统计数据上，我们看到的是GDP 的增长百分比，但这百分比主要是由人数众多的打工者在底层支撑着的，我们从打工文学中所看到的就是这些支撑着的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心理历程，还有那些往往被历史忽略了的刻骨铭心的细节。
第二，打工文学的道德伦理价值。社会历史转型，同时也伴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这些都与道德评价体系有关。道德伦理，特别是道德理想，是价值观念的核心部分，左右着人们的善恶之辨。同时，道德又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它调节制约着人的社会行为。这种调节和制约，在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自律，就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所讲的“道德律令”。在社会的历史转型期，在中国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伦理道德的变动，表现为旧的道德体系的过时与崩塌和新的道德体系的建立，也表现为对传统的某些带有恒久性的道德理念的重新审视、重新解释，使其丰富起来、鲜活起来。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长期整合与碰撞的过程，个人往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生理与心理的代价，而且经常伴随着命运的浮沉与播迁。
民工们多数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走出农耕文明的，他们带着那个文明留给他们的道德伦理遗痕，走进他们不熟悉的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环境，在新旧道德伦理的冲撞中，特别是在新旧道德伦理置换中暂时形成的真空地带，便有可能碰上选择的两难。沦落，似乎随时都是有可能的。赵本夫总是以善意的、温暖的眼光看人，即使月儿已经到了沦落风尘的边缘，他还是没让她掉下去，保留了她品格中美好的一隅；毛眼是赵本夫两篇连续性小说的主人公，他行善、做好事，即使成为流浪者，也只是在梦里圆了在城市居住的梦，那把带蜥蜴的钥匙始终没有为他打开幸福之门。然而，于怀岸的《台风之夜》里对道德理性的控驭，也仅仅限于秋生哥的道德底线。王世孝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与其说是写天右与何丽同居情爱的幻灭，不如说是写磨刀人的情爱悲剧。为了钱，磨刀人忍受着良心的折磨和心理创痛，让自己的爱人去出卖肉体。安昌河的《难逃劫数》像是一个寓言，不是写见义勇为的善有善报，而是写后续事件中主人公碰到的道德困境和生存困境。这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冷酷，看到了善良的热情是怎样被淹没在冰冷的利益的考量之中的。其实，我们距离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现代的道德体系，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
在许多打工文学作者的笔下，他们的主人公面对诸种坎坷与不公，大都表现出一种人格上的坚韧。黎志扬的《禁止浪漫》写了几个锅炉工的艰难人生，“黑领”之死是惨烈的，可以说是一种殉情，故事的主人公最终没有和已为人妻并且做了厂长的恋人言归于好，既有无奈，也有坚守。作家赵本夫是不愿把人写得很坏的，在《天下无贼》里，为了不使来自乡下的打工仔傻根的过于善良的幻想破灭，他甚至想象两个偷窃者的良心被唤醒，一路上千方百计地与群贼同旅，还差一点丢了命。当然，这种故事也许只存在于作家的想象里，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但文学毕竟要有理想，特别是道德理想的辉映。
第三，审美艺术价值。一批有影响、有写作经验的作家加盟打工文学的写作，当然有助于形成强势的打工文学格局。但是，看了这次宏海寄给我的打工文学作品选粹，其中写得出色的篇目，无论是在语言的个性化、人性开掘的深度上，还是在叙事艺术、结构方式上，都不比当代小说创作所能达到的水平逊色，这是特别让我高兴和兴奋的。
就打工文学的审美艺术价值来说，我想应该强调三点：
（1）文学创作，从来都是对生活本身的审美的和艺术的提升，提炼出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的诗与美，打工文学作者，无论是写外部的人与事，还是写自己的体验和心理，都不可能是诸种事件、诸多表象的照录，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并从中升华出许多新的东西，从而把粗糙的、原始状态的生活，提升到美的境界。作者在提升写作对象，提升他所亲历的生活的境界的同时，也提升着自己的审美境界和艺术能力。他把自己的这种经过审美提升的作品推向读者，引发读者的共鸣，使其得到审美的满足，起到泄导人情的作用，也就提升着读者的境界。如果读者也是打工者，那么作品也就为整个打工群体的精神境界的
提升做着无声的、潜移默化的贡献，从而进一步实现其价值。
（2）打工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带着生活泥土的芳香。就其总体而言，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散文，抑或是报告文学，都具有清新刚健的文风。这种文风，不需要矫揉造作，不需要扭捏作态，它是为情而作文，不是为文而造情。当今文坛，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出现了文风不正、不振，甚至颓靡的趋向。救治之法就是要大力提倡如打工文学这样言之有物的，来自切身体验的刚劲清新的文风。要知道，靠“党八股”，靠空话、套话、假话、屁话，是无法振衰起疲，一扫文坛颓靡之风的。文风连着民风，文风连着国运，绝不可以等闲视之。
（3）新时期文学是在现实主义的召唤与复归中复苏和发展起来的，中间虽有起伏，但它始终是三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界的艺术主潮和美学主潮。打工文学，就其主导的艺术倾向来说，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这种美学价值取向，正与其社会历史价值相适应。而社会的、历史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美学上的最主要的特征，也是它最具恒久价值的部分之一。
原载《打工文学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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