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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的文化意义与视角调适
作者：王为理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打工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0 人已围观
一、打工文学的文化意义
其一，它传达了一种来自“处于国家与布尔乔亚公民社会之间地带”的声音。
帕萨• 查特杰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印度的国情经验阐发的，不一定适用于对当代中国的解释，但是应该引起警觉的是，我们在现代性追求中所憧憬的公民社会，可能与打工阶层无法重合，甚至格格不入。在这种境遇下，打工文学传达了一种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
对于当代都市文化来说，这种声音弥足珍贵。因为，只有在主流与底层、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与融合中，当代都市文化才有可能开启新的空间。用安德森在《比较的幽灵》中的话来讲，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想象和叙述，实际上借助报纸、图书、网络等工具，建立了打工阶层在文化上与民族、国家、市民、工人、知识分子等这些现代社会思想的普遍常项之间的无限的连续性。
其二，对深圳来说，它打造了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码。
在谈论深圳的过去时，我们总是讲深圳是“经济特区”，是“试验场”，是“窗口”，是“移民城市”；在憧憬深圳的未来时，我们会想到“先锋城市”“国际化城市”“自主创新城市”“知识城市”。其实，换个角度来看，深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打工城市”。根据《深圳市200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 年全市年末常住人口为八百四十六万四千三百人。其
中户籍人口为一百九十六万八千三百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23.3%；非户籍人口为六百四十九万六千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76.7%。如果加上四百万左右的暂住人口，从人口构成来看，没有哪个城市会比深圳更适合被称为“打工城市”了。打工文化与深圳这座城市息息相关，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打工文学滥觞于深圳，影响全国，是深圳对全国的一份文化贡献。从深圳自身来说，打工文学打造了一张城市文化名片，铸造了一个城市文化符码，激起的是心灵的震撼，提高的是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一个能够孕育打工文学的城市，一个能够张扬打工文学的城市，是一个将自己的命运与千千万万用心血和汗水创造着这座城市的底层大众牵连在一起的城市。打工文学丰富了深圳城市文化的混杂性，放大了深圳城市文化的包容性，养成了深圳城市文化亲近大众、贴近民生、关爱底层的亲民特征。打工文学的存在，表明深圳这座城市可以从文化上拥抱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而某一阶层被排斥在外的社会是缺乏创造力和发展动力的。
二、打工文学的视角调适
我注意到，自1990 年代后期以来，打工文学的发展面临不少挑战，其中有理论的贫弱，有创作艺术的粗疏，也有范式转移的痛苦。究其大的背景，1990 年代，社会对打工文学的关注，与时代对改革开放的彰显密切相关，一个新的群体、新的生活、新的命运吸引着整个社会好奇的目光。当历史演进到1990 年代后期，特区优惠政策普惠化后，全国改革开放新格局形成，改革开放成为一种常态，打工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打工作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经验，开始从被注视的中心走向边缘，无论是打工者主体，还是整个社会。打工文学式微，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打工文学的意义，也就从彰显走向遮蔽。
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退隐，我对打工文学的前途并不担忧。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才刚刚进入中兴阶段，打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持续存在。以打工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会以新的内容、新的形式，走向新的辉煌。其前提是，打工文学的视角要根据时代的变迁而适时调整。从文化研究者的角度看，我觉得有两个维度可以关注：
第一，模糊的打工图像。
在现代化、都市化和全球化所建构的当代语境中，打工的当代图像似乎清晰可辨，却又模糊不清。打工，作为一幅流动、裂变着的画图，隐隐约约闪现出现代化、都市化和全球化高歌猛进的身影，恍惚之间却又折射出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主流与底层、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地方与全球之间相互冲突的刀光剑影。
对于打工这种时代的集体记忆，打工文学有必要关注社会转型中打工者的悲剧命运，体现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表现投奔、惶恐、艰辛、被拒、迷惘、孤独、堕落、抗争等悲情；但同样必须看到，打工也是一曲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地方走向全球的欢歌，幸福与欢愉也同样是与打工者密切相关的历史经验。因此，对复杂的当代打工生活的诠释，是选择现代性深信人类进步的宏大叙事方法，还是选择后现代性认定政治、文化和身份碎裂的理念，就不应该是一个或此或彼的选择。
第二，困惑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一直是困扰打工阶层的一个重要问题。建立在本质主义身份认同观念上的户籍制度，一直都不自觉地使“过去和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成为打工阶层身份认同上不可逾越的范式。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打工阶层，也就是以前所谓的“农民工”，设定了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与意义框架。
但是，当代打工阶层的身份认同正在或必将非本质化，断裂、非连续性、流动、混杂等新的特征表明，打工阶层的身份认同将不具备可精确描述性。一方面，身份认同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开始多元化，多元身份认同对于打工者来说将会越来越正常。
身份认同的困惑，涉及“我是谁”“谁的城市”“谁的家”等打工阶层所面临的深层问题。叙述、解释、形象再现这种深刻的历史经验，也许可以激发打工文学新的意义的生成。
原载《打工文学纵横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
从一种宏大背景来看，打工文学是当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追求的一种文化表达；放到当代都市文化语境中，打工文学的意义是多样的。我挑选其中的两个维度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其一，它传达了一种来自“处于国家与布尔乔亚公民社会之间地带”的声音。
当代亚洲著名学者、底层研究的主将帕萨• 查特杰认为，以欧美历史经验为主所延伸出来的“国家VS 公民社会”的分析框架，并不足以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真实状况。实际上，在公民社会之外，还存在一个由底层弱势阶层所建构的空间，他称之为“政治社会”。在殖民时期，精英阶层所垄断的公民社会是推动社会转变的主要作用空间；后殖民时期，最显著的社会转变场域就是在这个政治社会。
帕萨• 查特杰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印度的国情经验阐发的，不一定适用于对当代中国的解释，但是应该引起警觉的是，我们在现代性追求中所憧憬的公民社会，可能与打工阶层无法重合，甚至格格不入。在这种境遇下，打工文学传达了一种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
对于当代都市文化来说，这种声音弥足珍贵。因为，只有在主流与底层、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与融合中，当代都市文化才有可能开启新的空间。用安德森在《比较的幽灵》中的话来讲，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想象和叙述，实际上借助报纸、图书、网络等工具，建立了打工阶层在文化上与民族、国家、市民、工人、知识分子等这些现代社会思想的普遍常项之间的无限的连续性。
其二，对深圳来说，它打造了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码。
在谈论深圳的过去时，我们总是讲深圳是“经济特区”，是“试验场”，是“窗口”，是“移民城市”；在憧憬深圳的未来时，我们会想到“先锋城市”“国际化城市”“自主创新城市”“知识城市”。其实，换个角度来看，深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打工城市”。根据《深圳市200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 年全市年末常住人口为八百四十六万四千三百人。其
中户籍人口为一百九十六万八千三百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23.3%；非户籍人口为六百四十九万六千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76.7%。如果加上四百万左右的暂住人口，从人口构成来看，没有哪个城市会比深圳更适合被称为“打工城市”了。打工文化与深圳这座城市息息相关，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打工文学滥觞于深圳，影响全国，是深圳对全国的一份文化贡献。从深圳自身来说，打工文学打造了一张城市文化名片，铸造了一个城市文化符码，激起的是心灵的震撼，提高的是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一个能够孕育打工文学的城市，一个能够张扬打工文学的城市，是一个将自己的命运与千千万万用心血和汗水创造着这座城市的底层大众牵连在一起的城市。打工文学丰富了深圳城市文化的混杂性，放大了深圳城市文化的包容性，养成了深圳城市文化亲近大众、贴近民生、关爱底层的亲民特征。打工文学的存在，表明深圳这座城市可以从文化上拥抱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而某一阶层被排斥在外的社会是缺乏创造力和发展动力的。
二、打工文学的视角调适
我注意到，自1990 年代后期以来，打工文学的发展面临不少挑战，其中有理论的贫弱，有创作艺术的粗疏，也有范式转移的痛苦。究其大的背景，1990 年代，社会对打工文学的关注，与时代对改革开放的彰显密切相关，一个新的群体、新的生活、新的命运吸引着整个社会好奇的目光。当历史演进到1990 年代后期，特区优惠政策普惠化后，全国改革开放新格局形成，改革开放成为一种常态，打工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打工作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经验，开始从被注视的中心走向边缘，无论是打工者主体，还是整个社会。打工文学式微，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打工文学的意义，也就从彰显走向遮蔽。
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退隐，我对打工文学的前途并不担忧。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才刚刚进入中兴阶段，打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持续存在。以打工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会以新的内容、新的形式，走向新的辉煌。其前提是，打工文学的视角要根据时代的变迁而适时调整。从文化研究者的角度看，我觉得有两个维度可以关注：
第一，模糊的打工图像。
在现代化、都市化和全球化所建构的当代语境中，打工的当代图像似乎清晰可辨，却又模糊不清。打工，作为一幅流动、裂变着的画图，隐隐约约闪现出现代化、都市化和全球化高歌猛进的身影，恍惚之间却又折射出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主流与底层、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地方与全球之间相互冲突的刀光剑影。
对于打工这种时代的集体记忆，打工文学有必要关注社会转型中打工者的悲剧命运，体现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表现投奔、惶恐、艰辛、被拒、迷惘、孤独、堕落、抗争等悲情；但同样必须看到，打工也是一曲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地方走向全球的欢歌，幸福与欢愉也同样是与打工者密切相关的历史经验。因此，对复杂的当代打工生活的诠释，是选择现代性深信人类进步的宏大叙事方法，还是选择后现代性认定政治、文化和身份碎裂的理念，就不应该是一个或此或彼的选择。
第二，困惑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一直是困扰打工阶层的一个重要问题。建立在本质主义身份认同观念上的户籍制度，一直都不自觉地使“过去和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成为打工阶层身份认同上不可逾越的范式。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打工阶层，也就是以前所谓的“农民工”，设定了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与意义框架。
但是，当代打工阶层的身份认同正在或必将非本质化，断裂、非连续性、流动、混杂等新的特征表明，打工阶层的身份认同将不具备可精确描述性。一方面，身份认同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开始多元化，多元身份认同对于打工者来说将会越来越正常。
身份认同的困惑，涉及“我是谁”“谁的城市”“谁的家”等打工阶层所面临的深层问题。叙述、解释、形象再现这种深刻的历史经验，也许可以激发打工文学新的意义的生成。
原载《打工文学纵横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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