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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
作者：张若雪 来源：《我的光辉岁月——深圳散文四十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16 人已围观
2000年正月，冒着凛冽的寒风，我又踏上了西丰的土地。刚刚还在南国都市的高楼大厦间寻找二十年前本土文化的踪迹，现在便在北国重温三十年前的乡风。从地理到心理的落差，未免有些沉重。
我和小弟在县城搭上一辆的士，一路疾行。车窗外是熟悉的远山，和银装素裹的村落，恍若又回到三十年前——从城里初到乡下那一天。如今“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那近乎原始生态的美，也记录了历久不变的凝重。
今年仍是一个冷冬，却没有了当年下乡时的凄寒。走在吱吱作响的雪地上，暖暖的是一份探亲的心情。路旁小卖店的门开了。“找谁家呀？”打招呼的是位衣着整齐的中年男人。我说清来意表明身份，他喜出望外。原来他是二弟当年的同学，现在村里做电工。乡下人的记性总是那么好，他随口就说起我母亲当年下田时的情景。我们被迎进小卖店里取暖，几个年轻人随即聚拢上来。他们都知道深圳，但看他们的表情，那不过是个遥远的梦。
一位中年老乡自告奋勇为我引路，一路喋喋不休，把三十年来村里的变化指点了一遭。听乡音很是亲切，只是满口黄牙如成熟的玉米，让我想起很多乡亲从不刷牙的习惯。当年村里一律是土坯房，眼下已多半被砖瓦房取代，我家曾住过的土房已不复存在。老乡指着一个柴堆，肯定地说，这里就是你家的旧址。远处的山林朦胧可见，是当年打柴的去处。在那里，我此生第一次尝试了劳作的辛苦和体力创造的价值。时光倒流，我恍惚看见，一个瘦弱的少年背着小山般的干柴蹒跚而来。
走进一个斑驳的院落。黄牙老乡喊了一声："大叔，你家来且（客）了！"应声而出的是一张熟悉的脸。我叫了一声“王队长”，他便愣住了。待我自报家门，他竟有些手足无措：“认不出啰，哪想得到……太好了！快进屋，真是太好了！”一如当年欢迎我家来扎根时的热情。
王队长当年是全村最能干的汉子，锄地割草的打头人。他是我学农活的启蒙，相处不到一年。他显然已记不得我当年拙劣的表现，提起我父亲，才勾起他不少记忆。老王如今体貌变化不大，只是走路略显老态。进得屋内，格局竟仍如当年：一口大锅，两盘土炕，昏暗的炕头卧着中风的老伴，一台十二寸黑白电视机是唯一的电器。房中最醒目处挂着两个镜框，一帧帧老照片浓缩着主人一生的光荣。
当年这是热热闹闹的一家，如今儿女们都自立门户，家中难免凄清。王叔说，虽年过花甲，他仍亲手打理着家里的六七亩田，还不时抽空上山刨药材，既为给老伴治病，也为添点收入。“本来日子还算好过，可一说要加入‘世贸’，市场粮价大跌。再加上老伴老毛病，这三十元一瓶的药长年不断，挣俩钱都换成药片了。”王叔叹了口气。
日渐西沉。我还想去当年的知青点看看，便起身告辞。临走将一小瓶茅台、两包洋烟放到炕柜上。老人不住口地感谢，让我觉得礼数太轻。
并非没有一点变化。当年曾和我一起打柴，一起上学的刘有搬走了，是去相对富庶的邻乡。故土难离的观念到这一代终于有了改变。不远处，王叔小儿子的五间大瓦房则告诉我，乡土社会中有些好的传统正在失去。
忠信屯是乡政府所在地，坐落在县道两侧，当年有两百多户人家。我曾在这里度过了知青生涯的前两年。那时因年龄较小、斯文未褪，并不敢像其他战友那样胆大妄为。再加上一直当着队里的记工员，所以和老乡们走得很近，感情也深。
这回“探亲”，最想见的就是几户老乡。首先是陈大爷和他的几个儿子。
陈家有四兄弟，除当时年龄尚小的老四外，另三位和我相处都像是兄弟。老大喜文长我两岁，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彼此间较多共同语言；当年高中毕业没有其他出路，他只能回生产队挣工分。老二喜山则毫无他兄长的斯文气，下田、捣蛋都是一把好手；村里偶有失窃案，他往往成为嫌疑人的首选。记得冬闲时打纸牌赢烟卷（是长春产的“迎春”牌，一角八分一包），因喜山暗里作弊，我俩还翻过一次脸。老三喜龙小我两岁，性情温厚，人缘最好；当年他年少体弱，锄地时常和我做伴“打狼”——落在大帮后面。
陈大爷和我父亲同岁，早年干过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公社书记。因为没文化，又是直筒子脾气，后来在“反右倾”运动中挨了整。他干脆回村里凭力气吃饭，因身高体壮，又有威信，当上了“打头的”——干活时的领班。老陈教子甚严，棍棒之下造就了喜文的忠厚，也滋长了喜山的反叛。不过，热情好客是陈家的传统，我时常大大咧咧地坐在他家炕头上，把酒壶捏扁。
抵达忠信屯已暮色苍茫。三十年过去，村貌仍一如既往，连当年的供销社都还在，只是规模向村头延伸了不少。走进路边一家私家小店，我想买两瓶酒作见面礼，见架上最好的是古井贡，不知真假，店主说是他儿子孝敬老爹的，舍不得喝摆在架上，正好转卖于我。再见乡亲，不敢不信。
找到陈家宅院，老两口和小四在家。陈老伯已鬓发苍苍、耳聋眼花，竟笑问客从何处来。直到小四出来，一眼认出我小弟，原来他俩曾是同班同学。稍后晚饭，三兄弟闻讯相继赶来，老屋内才一阵阵笑语欢声。
陈老伯七十有二，虽记忆衰退耳朵背，身子骨倒还硬朗，说至今还在下田。喜文没变，激动起来仍然结巴，只是脸上添了许多皱纹。他说不久前刚得了一场大病，但为了生计，这几天又去县城拉平板车，刚刚回来，一脸疲态。这个当年最高学历的农民认真地告诉我，现在种地可不像当年那么辛苦了，只是播上种子、施上化肥，再撤一遍农药，就等着秋后收割吧。不过耕地有限，粮食也越来越不值钱，农户们必须再搞点副业，才有些过日子的零花钱。
我和小弟在县城搭上一辆的士，一路疾行。车窗外是熟悉的远山，和银装素裹的村落，恍若又回到三十年前——从城里初到乡下那一天。如今“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那近乎原始生态的美，也记录了历久不变的凝重。
今年仍是一个冷冬，却没有了当年下乡时的凄寒。走在吱吱作响的雪地上，暖暖的是一份探亲的心情。路旁小卖店的门开了。“找谁家呀？”打招呼的是位衣着整齐的中年男人。我说清来意表明身份，他喜出望外。原来他是二弟当年的同学，现在村里做电工。乡下人的记性总是那么好，他随口就说起我母亲当年下田时的情景。我们被迎进小卖店里取暖，几个年轻人随即聚拢上来。他们都知道深圳，但看他们的表情，那不过是个遥远的梦。
一位中年老乡自告奋勇为我引路，一路喋喋不休，把三十年来村里的变化指点了一遭。听乡音很是亲切，只是满口黄牙如成熟的玉米，让我想起很多乡亲从不刷牙的习惯。当年村里一律是土坯房，眼下已多半被砖瓦房取代，我家曾住过的土房已不复存在。老乡指着一个柴堆，肯定地说，这里就是你家的旧址。远处的山林朦胧可见，是当年打柴的去处。在那里，我此生第一次尝试了劳作的辛苦和体力创造的价值。时光倒流，我恍惚看见，一个瘦弱的少年背着小山般的干柴蹒跚而来。
走进一个斑驳的院落。黄牙老乡喊了一声："大叔，你家来且（客）了！"应声而出的是一张熟悉的脸。我叫了一声“王队长”，他便愣住了。待我自报家门，他竟有些手足无措：“认不出啰，哪想得到……太好了！快进屋，真是太好了！”一如当年欢迎我家来扎根时的热情。
王队长当年是全村最能干的汉子，锄地割草的打头人。他是我学农活的启蒙，相处不到一年。他显然已记不得我当年拙劣的表现，提起我父亲，才勾起他不少记忆。老王如今体貌变化不大，只是走路略显老态。进得屋内，格局竟仍如当年：一口大锅，两盘土炕，昏暗的炕头卧着中风的老伴，一台十二寸黑白电视机是唯一的电器。房中最醒目处挂着两个镜框，一帧帧老照片浓缩着主人一生的光荣。
当年这是热热闹闹的一家，如今儿女们都自立门户，家中难免凄清。王叔说，虽年过花甲，他仍亲手打理着家里的六七亩田，还不时抽空上山刨药材，既为给老伴治病，也为添点收入。“本来日子还算好过，可一说要加入‘世贸’，市场粮价大跌。再加上老伴老毛病，这三十元一瓶的药长年不断，挣俩钱都换成药片了。”王叔叹了口气。
日渐西沉。我还想去当年的知青点看看，便起身告辞。临走将一小瓶茅台、两包洋烟放到炕柜上。老人不住口地感谢，让我觉得礼数太轻。
并非没有一点变化。当年曾和我一起打柴，一起上学的刘有搬走了，是去相对富庶的邻乡。故土难离的观念到这一代终于有了改变。不远处，王叔小儿子的五间大瓦房则告诉我，乡土社会中有些好的传统正在失去。
忠信屯是乡政府所在地，坐落在县道两侧，当年有两百多户人家。我曾在这里度过了知青生涯的前两年。那时因年龄较小、斯文未褪，并不敢像其他战友那样胆大妄为。再加上一直当着队里的记工员，所以和老乡们走得很近，感情也深。
这回“探亲”，最想见的就是几户老乡。首先是陈大爷和他的几个儿子。
陈家有四兄弟，除当时年龄尚小的老四外，另三位和我相处都像是兄弟。老大喜文长我两岁，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彼此间较多共同语言；当年高中毕业没有其他出路，他只能回生产队挣工分。老二喜山则毫无他兄长的斯文气，下田、捣蛋都是一把好手；村里偶有失窃案，他往往成为嫌疑人的首选。记得冬闲时打纸牌赢烟卷（是长春产的“迎春”牌，一角八分一包），因喜山暗里作弊，我俩还翻过一次脸。老三喜龙小我两岁，性情温厚，人缘最好；当年他年少体弱，锄地时常和我做伴“打狼”——落在大帮后面。
陈大爷和我父亲同岁，早年干过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公社书记。因为没文化，又是直筒子脾气，后来在“反右倾”运动中挨了整。他干脆回村里凭力气吃饭，因身高体壮，又有威信，当上了“打头的”——干活时的领班。老陈教子甚严，棍棒之下造就了喜文的忠厚，也滋长了喜山的反叛。不过，热情好客是陈家的传统，我时常大大咧咧地坐在他家炕头上，把酒壶捏扁。
抵达忠信屯已暮色苍茫。三十年过去，村貌仍一如既往，连当年的供销社都还在，只是规模向村头延伸了不少。走进路边一家私家小店，我想买两瓶酒作见面礼，见架上最好的是古井贡，不知真假，店主说是他儿子孝敬老爹的，舍不得喝摆在架上，正好转卖于我。再见乡亲，不敢不信。
找到陈家宅院，老两口和小四在家。陈老伯已鬓发苍苍、耳聋眼花，竟笑问客从何处来。直到小四出来，一眼认出我小弟，原来他俩曾是同班同学。稍后晚饭，三兄弟闻讯相继赶来，老屋内才一阵阵笑语欢声。
陈老伯七十有二，虽记忆衰退耳朵背，身子骨倒还硬朗，说至今还在下田。喜文没变，激动起来仍然结巴，只是脸上添了许多皱纹。他说不久前刚得了一场大病，但为了生计，这几天又去县城拉平板车，刚刚回来，一脸疲态。这个当年最高学历的农民认真地告诉我，现在种地可不像当年那么辛苦了，只是播上种子、施上化肥，再撤一遍农药，就等着秋后收割吧。不过耕地有限，粮食也越来越不值钱，农户们必须再搞点副业，才有些过日子的零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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