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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馈赠
作者：毕亮 来源：《我的光辉岁月——深圳散文四十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16 人已围观
回想起来，我的写作始于无聊，又不愿屈从无聊。上大学时每天有大把时间，加上那会儿正值青春，血管里流淌的全是躁动的血液，不甘虚度。于是想找点事干，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就操练起小说。
2003年大学毕业，到了深圳，工作经常要加班，搁笔差不多一年，待工作理顺，每天夜里回到城中村出租屋，人安静下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心里"空"。有一天，我读到魏微的《通往文学之路》，她说：“现在想来，文学是最适合我脾性的，单调，枯燥，敏感，多思。有自由主义倾向，不能适应集体生活，且内心狂野。"那一刻，我意识到某个东西在远方召唤我，便做了决定，当一个写小说的人。
写作的道路上，我算是个幸运儿，那些熬夜熬出的小说，基本陆续发表。偶尔我会想，若发表没那么顺利，我大概早已放弃。我清楚自己，不是那一类决绝能为理想赴汤蹈火的人。
所以我对金仁顺老师一直心怀感谢，2004年她在《春风》杂志当编辑，编发了我第一篇小说《候鸟》，对我鼓励巨大。时隔多年，现在我仍然记得那天收到样刊后的情景，中午同事都睡了，我坐在办公的格子间，就着电脑屏幕的亮光，心潮澎湃地读那篇小说，读了不止一遍。
在写作的学步期，我读余华、苏童的作品较多，后来才是海明威、卡佛、耶茨和奥康纳。比如，我读余华的作品学到了如何讲故事，读苏童的作品学到如何把握叙述节奏，在海明威那里学到结构故事的技巧。读到卡佛、耶茨、奥康纳时，我感到被解放了，在他们笔端，个体的苟且、不安、躁动、妥协、隐忍，以及悬乎于生活角落的微尘，全部登堂入室，成了撼动人心的小说。
在某一个阶段，雷蒙德·卡佛对我影响较深，我喜欢他的日常和文字中巨大的沉默。他的方式很适合写作深圳题材。深圳是一座很多元的城市，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构成了它的复杂性，很多事情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光鲜、干净，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卡佛笔下的故事，很多含义都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看似平静，实则波涛汹涌。这些也都符合我对小说的审美。每个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对世界的思考方式存在差异，我有我的方式，这也构成了我写作的三个前提：首先，我写作是因为世界它刺痛我了，普遍的道德失范、没有敬畏心、没有耻感……这些都让我感到不舒服，从而需要表达；其次，我想通过写作让自我得到反省，保留自己的个性，现代社会价值观单一，世俗成功学从来不会教我们如何保有自我，因此当“大家”都在跑步前进追求速度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慢下来，甚至停下来，做我自己；第三，我做不了没有负担的作家，马丁·路德·金说，转型期的社会，时代最大的悲哀不是“恶人”的嚣张，而是大多数"善者"的沉默。我要通过小说文本发出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批判性的。或者是说了等于没说，是失语的，但我觉得自己至少在这个时代，没有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
当下我们生活的深圳，快速的变化常常令我不解，也感到不安。我们所处的时代节奏也是车轮滚滚，奔跑向前的。时代的节奏“快”，而作为社会的个体，不是流水线上标准化的产品，他们形形色色，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个性和生活节奏，他们有内心的独立追求，有精神上自我发展的渴望。跟时代的节奏合拍的，他们肯定会过得如鱼得水——尽管是表面的，可能精神上还是落魄不堪的；不合拍的，那些"慢"的人怎么办？如果他们内心不够强大，不能坚持己见和保持个性，则会被时代的节奏搅得方寸大乱，不适应者会迷失，会幻灭。
我喜欢北岛的《波兰来客》：“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历经生活种种，无论是成功者或是失败者，灵魂的某个角落都会生出废墟。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存在桃花源，也不存在乌托邦，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他们能保有尊严，在某个时刻慢下来，有一方他们的世界，吟诗作画，过古老的生活。这也是我的理想，现实生活之外，有另一种生活，令生命更丰沛。写作恰好是理想之途。
在深圳生活多年，有一段时间，我喜欢漫无目的地搭乘地铁，或在城中村无所事事地游荡，看那些朝气蓬勃的面孔、沮丧和失意的面孔、期盼与茫然的面孔……这些行色匆匆走在路上，为生活奔波的人们，夜深人静，时间静止下来，他们的灵魂该安放何处？我想，这座以速度著称的城市，需要文学。
最近六年，我的生活发生明显变化，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我爱跟孩子们待在一起，给他们讲绘本、编离奇的故事。我也不后悔沉湎于日常生活，“虚度”光阴。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讲，日常生活能成就他的作品，但更多的，我想，应该是巨大的消耗，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日子，会把人变成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我不是西西弗斯，而是一个寒夜里举着火把的夜行人，走在黢黑的路上，总在等待黎明到来，等待那一线灼目的曙光。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携带病菌的躯体，走不了、回不去，在无望的生活中，只能日复一日地活着，天长地久地平庸地活着，这才是生活的常态。陷入此境和世俗生活的我，也需要文学。
忘了是从哪一天开始，拘谨、不安的我，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似乎我与所处的世界达成了和解。我没去深究变化的时间节点，也许是某次回湖南老家，见到守望在家年迈的父亲母亲，他们鬓角越来越多白发的那一刻；也许是陪伴孩子成长，想把更好的物质生活献给他们的那一刻……在内心深处，我依然渴望做一个天真的人。有时乘地铁，我会把阅读过的小说，故意遗留在车厢，希望更多忙碌的人，得到文学的滋养和慰藉。更多的时候，我会想起十多年前，沉迷于写小说的日子，我把自己当成文学的圣徒，下了班，去超市买两只冷馒头，填饱肚子后，便坐到电脑桌前，写温暖的故事、写绝望的故事、写温暖与绝望交融参半的故事……那个“我”是莽林里的野兽，看不清来路，看不到去处，充满了未知和可能性。
说起来，我更欣赏那时的“我”，像一个造梦的人，对现实世界不满意，想搭建一个自己眼中的理想世界，便开启了书写之路。写小说时，我更愿意把自己当作侦探，去发现人物细微变化的表情，留在桌面的指尖纹理、水杯上的唇印，探索晦暗不明的空间和旁逸斜出的枝节。有一天，我突然想写一个人感受到的文学的“深圳”，写在深圳的不安、困惑、焦虑、希望和绝望……这些“情绪”因深圳这座表皮光鲜，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而放大。但，夜深人静时面对“深圳”，我却无从下手。幸好，遇到了德国画家霍尔班，他帮我找到了叙述的切口、角度。《使节》是霍尔班的传世之作，在这幅充满暗示的画中，霍尔班以变形的手法隐藏了一枚骷髅，正面看不出是何物，只有从左侧斜下方或右上方以贴近画面的角度才能辨认它的原形。这幅画符合我对短篇小说艺术的理解：结构于简单之中透着复杂，语言暧昧、多解、指向不明，人物关系若即若离，充满紧张感和神经质式的爆发力。
2003年大学毕业，到了深圳，工作经常要加班，搁笔差不多一年，待工作理顺，每天夜里回到城中村出租屋，人安静下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心里"空"。有一天，我读到魏微的《通往文学之路》，她说：“现在想来，文学是最适合我脾性的，单调，枯燥，敏感，多思。有自由主义倾向，不能适应集体生活，且内心狂野。"那一刻，我意识到某个东西在远方召唤我，便做了决定，当一个写小说的人。
写作的道路上，我算是个幸运儿，那些熬夜熬出的小说，基本陆续发表。偶尔我会想，若发表没那么顺利，我大概早已放弃。我清楚自己，不是那一类决绝能为理想赴汤蹈火的人。
所以我对金仁顺老师一直心怀感谢，2004年她在《春风》杂志当编辑，编发了我第一篇小说《候鸟》，对我鼓励巨大。时隔多年，现在我仍然记得那天收到样刊后的情景，中午同事都睡了，我坐在办公的格子间，就着电脑屏幕的亮光，心潮澎湃地读那篇小说，读了不止一遍。
在写作的学步期，我读余华、苏童的作品较多，后来才是海明威、卡佛、耶茨和奥康纳。比如，我读余华的作品学到了如何讲故事，读苏童的作品学到如何把握叙述节奏，在海明威那里学到结构故事的技巧。读到卡佛、耶茨、奥康纳时，我感到被解放了，在他们笔端，个体的苟且、不安、躁动、妥协、隐忍，以及悬乎于生活角落的微尘，全部登堂入室，成了撼动人心的小说。
在某一个阶段，雷蒙德·卡佛对我影响较深，我喜欢他的日常和文字中巨大的沉默。他的方式很适合写作深圳题材。深圳是一座很多元的城市，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构成了它的复杂性，很多事情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光鲜、干净，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卡佛笔下的故事，很多含义都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看似平静，实则波涛汹涌。这些也都符合我对小说的审美。每个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对世界的思考方式存在差异，我有我的方式，这也构成了我写作的三个前提：首先，我写作是因为世界它刺痛我了，普遍的道德失范、没有敬畏心、没有耻感……这些都让我感到不舒服，从而需要表达；其次，我想通过写作让自我得到反省，保留自己的个性，现代社会价值观单一，世俗成功学从来不会教我们如何保有自我，因此当“大家”都在跑步前进追求速度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慢下来，甚至停下来，做我自己；第三，我做不了没有负担的作家，马丁·路德·金说，转型期的社会，时代最大的悲哀不是“恶人”的嚣张，而是大多数"善者"的沉默。我要通过小说文本发出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批判性的。或者是说了等于没说，是失语的，但我觉得自己至少在这个时代，没有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
当下我们生活的深圳，快速的变化常常令我不解，也感到不安。我们所处的时代节奏也是车轮滚滚，奔跑向前的。时代的节奏“快”，而作为社会的个体，不是流水线上标准化的产品，他们形形色色，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个性和生活节奏，他们有内心的独立追求，有精神上自我发展的渴望。跟时代的节奏合拍的，他们肯定会过得如鱼得水——尽管是表面的，可能精神上还是落魄不堪的；不合拍的，那些"慢"的人怎么办？如果他们内心不够强大，不能坚持己见和保持个性，则会被时代的节奏搅得方寸大乱，不适应者会迷失，会幻灭。
我喜欢北岛的《波兰来客》：“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历经生活种种，无论是成功者或是失败者，灵魂的某个角落都会生出废墟。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存在桃花源，也不存在乌托邦，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他们能保有尊严，在某个时刻慢下来，有一方他们的世界，吟诗作画，过古老的生活。这也是我的理想，现实生活之外，有另一种生活，令生命更丰沛。写作恰好是理想之途。
在深圳生活多年，有一段时间，我喜欢漫无目的地搭乘地铁，或在城中村无所事事地游荡，看那些朝气蓬勃的面孔、沮丧和失意的面孔、期盼与茫然的面孔……这些行色匆匆走在路上，为生活奔波的人们，夜深人静，时间静止下来，他们的灵魂该安放何处？我想，这座以速度著称的城市，需要文学。
最近六年，我的生活发生明显变化，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我爱跟孩子们待在一起，给他们讲绘本、编离奇的故事。我也不后悔沉湎于日常生活，“虚度”光阴。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讲，日常生活能成就他的作品，但更多的，我想，应该是巨大的消耗，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日子，会把人变成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我不是西西弗斯，而是一个寒夜里举着火把的夜行人，走在黢黑的路上，总在等待黎明到来，等待那一线灼目的曙光。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携带病菌的躯体，走不了、回不去，在无望的生活中，只能日复一日地活着，天长地久地平庸地活着，这才是生活的常态。陷入此境和世俗生活的我，也需要文学。
忘了是从哪一天开始，拘谨、不安的我，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似乎我与所处的世界达成了和解。我没去深究变化的时间节点，也许是某次回湖南老家，见到守望在家年迈的父亲母亲，他们鬓角越来越多白发的那一刻；也许是陪伴孩子成长，想把更好的物质生活献给他们的那一刻……在内心深处，我依然渴望做一个天真的人。有时乘地铁，我会把阅读过的小说，故意遗留在车厢，希望更多忙碌的人，得到文学的滋养和慰藉。更多的时候，我会想起十多年前，沉迷于写小说的日子，我把自己当成文学的圣徒，下了班，去超市买两只冷馒头，填饱肚子后，便坐到电脑桌前，写温暖的故事、写绝望的故事、写温暖与绝望交融参半的故事……那个“我”是莽林里的野兽，看不清来路，看不到去处，充满了未知和可能性。
说起来，我更欣赏那时的“我”，像一个造梦的人，对现实世界不满意，想搭建一个自己眼中的理想世界，便开启了书写之路。写小说时，我更愿意把自己当作侦探，去发现人物细微变化的表情，留在桌面的指尖纹理、水杯上的唇印，探索晦暗不明的空间和旁逸斜出的枝节。有一天，我突然想写一个人感受到的文学的“深圳”，写在深圳的不安、困惑、焦虑、希望和绝望……这些“情绪”因深圳这座表皮光鲜，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而放大。但，夜深人静时面对“深圳”，我却无从下手。幸好，遇到了德国画家霍尔班，他帮我找到了叙述的切口、角度。《使节》是霍尔班的传世之作，在这幅充满暗示的画中，霍尔班以变形的手法隐藏了一枚骷髅，正面看不出是何物，只有从左侧斜下方或右上方以贴近画面的角度才能辨认它的原形。这幅画符合我对短篇小说艺术的理解：结构于简单之中透着复杂，语言暧昧、多解、指向不明，人物关系若即若离，充满紧张感和神经质式的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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