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读客乡

河源，于我而言，并不陌生。自秦置龙川县以来，以赵佗传播中原文明为起点，河源有了2000多年的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交汇融合、演变、发展的历史。秦平百越后，曾迁陕陇之民居粤，一度带来黄河文明。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前奏。但这里真正成为东江流域客家人的大规模聚居中心，应该是在南宋以后的战乱时期。人文荟萃的悠久历史中，河源被称作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客家民系里公认的客家古邑。
 
曾经从井冈山返回深圳的途中，在赣州驻足停留。听说这里有堪比永定土围楼的600余幢客家围屋，未及细品。这座伴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古城，是客家先民中原南迁极为重要的到达地、集结地和中转站，是客家民系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地之一，世称“客家摇篮”。赣州位于广东以北，境内水系发达、河流密布，是广东北江、东江的源头。可以想象，粤西北和粤东地区的客家先民，顺流而下，择地客居，一衣带水的历史场景。韶关、清远和珠三角客家与此辗转迁徙相关。
 
“滨海客家”，是客家文化学者杨宏海先生首先在深圳提出来的学术观点。300多年前，清廷废止“禁海令”，全面实施“复界招垦”。其时，闽粤赣山区客家人正患“人多田少”“土狭民瘠”，从北江、东江、韩江流域涌进当时的新安县，以后接续谱写了复界垦殖、九龙海战、李朗开放、庚子首义、东纵抗日、“蛇口试管”等可歌可泣的故事。与新安县（民国时期改为宝安）接壤的惠州，无论从客家人迁居历史和行政区属看，当属滨海客家的范畴。滨海客家先民因战乱、生计等原因，自唐末和宋代开始，向海外发展。清代中叶以后，客家向海外移民进入高峰，在异域他乡生根发芽，形成侨居海外的客家族群。客家人的大本营有惠州、梅州、赣州、汀州，素有“客家四州”的说法。其中，海外客家华侨祖籍地最多的为惠州，它被称为“客家侨都”。
 
任何民系族群的形成，必有其历史根源。客家人第一次大迁徙，是西晋永康元年（300年）也就是发生了“八王之乱”后，中原陷入动荡的局面，不堪奴役的中原汉人开始陆续迁往闽粤赣山区。其后，唐朝“安史之乱”，中原灾荒和农民起义战火不断，客家先民大举迁入赣南、闽西南和广东东北部这些堪称“乐土”的山地，这是第二次南迁。到了南宋以后，中原汉人为避战乱又一次大规模渡江南迁，同时部分早先进入闽粤的客家人又继续南迁，进入梅州、惠州等地。第三次大规模南迁的“客籍人”自称为“客家人”。第四次南迁主要背景是清朝时期，清兵入侵闽粤，以及康熙年间发起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太平天国运动后，社会动乱使得客家人开始第五次南迁，迁至海南、广西，甚至漂洋过海谋生。
 
迁徙的道路并非一路向南，中途有迂回，有东进西行，甚至逆向返回。途中，并非单枪匹马的独行，而是全家举族迁居。择地而居后，也并非一劳永逸定居，而往往是面临新的选择与变化。从世代习惯的中原水土，到客居他乡水土，客家先祖首先要不断适应地理环境，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同时要理解异乡民风世情，以学会友好相处。可以说，每次迈出新步伐、每个身在他乡的日子，都考验心智、磨砺意志、淬炼品格。
 
漫长转徙不定过程中，客家人大都选择偏远山区作为落脚点。赣州“地大山深，疆隅绣错”，汀州“复岭崇冈，山多于地”，粤东“无平原广阡，其田多在山谷间”。正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山区环境、生活条件固然恶劣，但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恰恰成为客居异地免招动荡、干扰的“乐土”。客家人喜欢做防御、闭合的土圆楼、围龙屋，正契合这种减少纷争、聚族群居的心理。客家族群并非胆小怕事，他们不断地按发展需要四海为家，甚至最早漂洋过海去打拼。从其足迹，可读出客家人不畏艰难、果敢而行的心路。
 
明清时期，随着南方人口的增长，有一部分客家人迁居地，发生过一些客家人与当地原住民因土地、水源、生存资源而冲突、械斗的情况。但绝大多数地方，客家人能与当地土著相互包容、接纳，在生活、礼俗多方面相互融合。有学者论证出闽粤赣交界处客家人与当地畲族文化交融的史事。即使客家族群内，也难免发生争执、纠纷，有些人便归因为身居山地、心胸狭窄，这未免主观。客家人在客居地随遇而安、繁衍生息、得道多助、日益壮大，以雄辩事实说明，他们内心绝不是偏狭的，而是包容的。远走他乡时，客家先民往往会带上族谱、神祇。后来，在客居地与土著融合中，形成将入土几年的亲人遗骸取出装入“金罂”，进行二次安葬的风俗，也便于继续南迁时带上先人遗骸上路。就是这样恪守传统礼制、伦理的族群，客家妇女不缠足、不束胸。田事、家事、祭事、四门六亲交往，无不由妇人为之，妇女地位也高过其他族群。客居地没有面粉，他们因地制宜用当地的稻米粉、木薯粉，制作类似北方包子、饺子之类的忆子粄、笋粄，表达对故乡的怀念，也体现兼容并蓄的心态。瑞士巴色差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率先在客家地区兴办女校，让妇女接受教育，带来的西式足球也最先被客家人接受，梅州为此享有“足球之乡”之称。由此，不难看出较为保守的客家人，却有着开放的心态。
 
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客家人形成了多种信仰并存的观念。除了从中原伴随而来的佛道两教，也通过民间信仰的神祇寄托精神，信风水、重堪舆，还衍生出公王、伯公、社官诸神，甚至还有桥神、路神、门神、龙神，连桌子也有神。这些并不影响其崇真与自信。不但传承、弘扬“中州古乐”形成广东汉乐，还创作了大量积极向上的客家山歌。客家人肯定不是故步自封的“佛系”消极派，而是存有乐观的心理能量。
 
客家人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客家话母语和耕读传家理念的传承。客家有谚：“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黄遵宪诗云：“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有鲜活的现实表明，无论是几百年前迁到四川等地的客家村镇，还是远渡重洋的客属侨胞群体，都还在完整地传承着客家语和客家习俗。这一看重母语传承的崇祖风尚，保全了文化记忆，也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客家还有类似的谚语：“唔读诗书，有目无珠”“生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等等，显示客家人极其重视对后代的培养和教育。崇文重教是客家民系出现不少杰出人物、为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根本原因。瞻仰客家先贤足迹，我仿佛听到了客家先辈们执着而固守、创新而进取的心声。
 
心绪慢慢收回。毋庸置疑，客家是族群民系，也是一种历史文化。但我觉得，与迁徙客居相伴的，还有那内心修炼出来的突破自我、拓展生命维度的力量，一种兼具进取、乐观、包容、开放、果敢的良好心态和强大心力。而且这种心理态势，一往无前，生生不息。
 
中国客家博物馆入口处，有口刻着“饮水思源”四字的古井，真想打起一桶水，一洗旅途烟尘与沧桑，品一品这方水土的滋味。回头望去，我看见，“盼”雕塑的那位客家阿婆，那穿越千年的期盼目光，依然闪着慈祥的光芒。是盼着出门在外的游子，平安健康、营谋顺遂，还是期盼裔孙早日归乡，反哺故里，重振家声？
 
时间与空间，在凝固，也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