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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险杂记（节选十一） 茅 盾
作者：周立民, 陆其美 来源： 深圳的阳光 责任编辑：深小安 2024-09-09 人已围观
三十多分钟以后，三条木船都靠了岸，这是宝安县属，是沦陷区。
此地一望平坦，全是稻田，远处青山，象1一座屏风，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岸上有三个日本兵，他们是来检查我们的护照（元朗伪组织所发的），并点验人数。大家以为不免要把行李打开让他们看一看，哪里知道竟也不必。日本兵一面唱数，一面挥手，似乎不很耐烦。
过了这“鬼门关”的人们都跑得很快。现在当然不是整齐的队形了，三三两两，颇为凌乱。我们三五人过了这“鬼门关”时，看见前面的人已经走远了，便停下来打算等一等后来的人。可是那“向导”—这时他也站在路边，大概也在计算人数，一一催我们快走。我们有点不懂为什么要那样着急，却又听见那三个日本兵在咆哮了，猜想起来，也在骂我们怎么不走。我们只好走了，不多几步，回头再一看，呵，后面来的三五位神色仓皇逃也似的奔了来了。他们一面跑，一面向我们挥手喊道：“快走呵，日本小鬼要打人了！”
我们弄得莫明其妙，只好急走。我们穿过大片收割过了的稻田，那星罗棋布的寸把高的禾根，石头一样硬，时时绊着我们的脚。这一阵跑步，可把我们考验倒了，我们一步一步落后。待到走完了那大片的田，转进了一条有些树木也有几间破屋（象是庙宇）的石板路时，我们离前面最大一群已经很远，差不多看不见了。不过，在我们后面，相隔数丈，也还有十来人，他们是最后登岸的，他们也不象能够快跑，中间似乎就有韬奋，他的扭了筋的脚并没全好。
不管怎样，我们要歇一歇了。我和沚就坐在路旁一间破屋的阶石上。说老实话，依据昨天的经验，如果空手，又不赶紧，走走歇歇，那么，一天走这么五六十里，也还可以对付。如果拿了衣包，一口气跑步，那是十里路也有点吃不消了。登岸后，至多走十来里，或许还不到此数，可是因为背着衣包跑步，所以不行。我们歇了几分钟，最后那批人也到了，果然有韬奋，也有独一的穿了那古董长袍极象测字先生的C君。有一位象是“向导”的汉子和他们在一处，他是押阵的罢？这一股也在路旁歇下来了。
但是那位“押阵”仁兄一股劲儿催促大家再走。他说的是客家话，没有人听得懂，但看神气也猜得到他是惟恐和前面那一大队人们失却联系。休息在路旁的人们于是都站起来走了，韬奋也在内。有人代他背了包袱，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截毛竹，他当作拐杖使。我和沚各自去提那原来的衣包，糟糕，不知怎的，重得很。沚说，以后不知还有多少困难的路程呢，反正是要丢的，不如今天丢了罢。我们一共有两个衣包，一重一轻，轻的那个一床毛毯，几件衬换衣，于是决定丢那个重的。这时人都走远了，那位“押阵”的仁兄却跑回来大声催我们赶快走。我提起那轻的包袱，沚拿了那个装着日用零碎东西的小藤包，头也不回就走了。“押阵”仁兄指着地上那衣包，说了几句，我们不懂，可也猜得到他的意思。
“这是我们的，”我对他说，“不要了，我们拿不动。”
“押阵”仁兄也许不懂我们的话，也许懂，他着急而又生气似的大声叫着。“押阵”仁兄身上已有一个大包袱，不知是谁的，但可以断定不是他自己的东西。我们和他语言不通，只好随他在那里跳脚，自顾自急急忙忙赶上那走远了的伙伴们。现在他们已经转了弯，前面出现了人家，一条狗朝他们汪汪地吠。我们跑步也到那转角时，却见“押阵”仁兄也赶上来了，他一手提着我们丢下的那个小包袱，而原来归他负责的那个大包袱他却顶在头上。
“啊，谢谢你，”我站住了对他说，“可是，你这样使不出力。找一根树枝来，咱们俩一块儿抬罢！”路旁有树枝，那是老百姓砍下来当柴烧的，看样子也还结实。
可是他大概不懂我的话，只挥手叫我们走，我们只好走了。幸而不多几步“向导”折回来寻找我们了，于是他分担了“押阵”的负荷。
又走了至多半里，便到了大队休息的地方。这是路边的一个广场，我们的人东一堆西一堆的坐在地上。广场后边是一排平房，里面也有我们的人。进平房去一看，空空洞洞一统间，原来不是住人的，象是什么货仓；这时太阳光斜射在广场上，平房内却很阴暗。我和沚回到场上，在一株小树下，把包袱做靠背，也就坐下了。卖食物的担子来了，货不多，一会儿就卖光。但是大伙儿这时更迫切的需要还不是吃的而是喝的。
我们的“向导”大概是去办什么公事去了，只是那“押阵”的留在这里照料一切，他很负责，不幸办事手段不太老练，对于这一大群的既不了解情况又不遵守纪律、老是乱钻乱跑、自由行动的流亡客，他简直没有办法。流亡客群中有一半是本省人，其中好几位早已在这镇上“巡视”一周，回来告诉大家说，有粥店，很不坏。
于是有人不禁大动食指，打听那粥店的所在，又有人则劝他们忍耐一下，总以少走动为妙，因为这镇上是有日本兵的，而且也怕要走时找不到。“今天还得走么？”有人不以为然地问。“怎么不走！”十分肯定的回答，却又机密地悄悄说，“这里是敌人的区域呢，不要忘记了呵！”“那么就应当赶快走，又叫大家停在这里干么？”“听说是跟老百姓办好了交涉，在烧饭呢！”另一人插口说，“大概等饭来了吃过就走。”
这一说，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认为今天不应当再赶路的人们就主张不必等这顿饭，因为时间已经不早，而饭还没影子。他们抱怨“组长”们太没计算，只凭主观，不看看客观情形—自然也很不满意他们的不“民主”，可是没有说出来。我在这里得补一笔。从九龙出发后，有几位是负责专和“向导”们联系的；何时行，何时止，以及其他事务，“向导”们只告诉那几位（事实上，人数太多，“向导”只能找几位接洽），而这几位则又各自认定若干“客人”由自己负责照料。由于实际情形的不可能，这样的“编制”当然不是开一个会来决定的，而且也没有正式宣布谁属于谁的一组，不过大家意会到有这么一种“办法”罢了。
这几位居间负责的，大家心目中就名之曰“组长”，究竟共有几人，是哪几位，却也没有人说得出来，而我呢，甚至于还不知道自己是归谁在“负责”的，反正我也没有知道的必要。我们现在是集体生活，大家怎样，我也怎样，还不曾发生过需要知道谁是我这一组的负责者或同组是哪几位的感觉。话再说回来，当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向导”和另外两三个陌生人来了。他们在广场上巡视一周，又进那几间平房去看了看，便又走了。有人高兴地喊着：“来了，来了！”坐在广场上的人们马上一窝蜂起来，攒成一堆。
我正在呆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忽然沚推了我一把，说：“开饭了。”我机械地站了起来，走到那人堆边一看，原来还不是饭而是碗筷，已经快抢光了。后来，知道今天决定留在这里过宿，刚才和“向导”同来的两三个陌生人其中有一个就是这地方的伪乡长，他答应借那一排平房给我们过夜。
又据说，本来预定不在这里过夜，但时间既已不早，而大家又都疲乏了，只好改变计划。终于饭来了。三四个女人挑着饭箩和菜肴，还有两大桶开水。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广场上渐有点蒙蒙起来了。
［本文是茅盾所写《脱险杂记》的节选，全文写于 1949 年 8 月。写的是抗战期间，香港沦陷后，作者在东江纵队游击队保护下从香港转移到内地的经历，正如茅盾在本文第一节所言：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选自《茅盾全集》第 12 卷，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排印］
此地一望平坦，全是稻田，远处青山，象1一座屏风，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岸上有三个日本兵，他们是来检查我们的护照（元朗伪组织所发的），并点验人数。大家以为不免要把行李打开让他们看一看，哪里知道竟也不必。日本兵一面唱数，一面挥手，似乎不很耐烦。
过了这“鬼门关”的人们都跑得很快。现在当然不是整齐的队形了，三三两两，颇为凌乱。我们三五人过了这“鬼门关”时，看见前面的人已经走远了，便停下来打算等一等后来的人。可是那“向导”—这时他也站在路边，大概也在计算人数，一一催我们快走。我们有点不懂为什么要那样着急，却又听见那三个日本兵在咆哮了，猜想起来，也在骂我们怎么不走。我们只好走了，不多几步，回头再一看，呵，后面来的三五位神色仓皇逃也似的奔了来了。他们一面跑，一面向我们挥手喊道：“快走呵，日本小鬼要打人了！”
我们弄得莫明其妙，只好急走。我们穿过大片收割过了的稻田，那星罗棋布的寸把高的禾根，石头一样硬，时时绊着我们的脚。这一阵跑步，可把我们考验倒了，我们一步一步落后。待到走完了那大片的田，转进了一条有些树木也有几间破屋（象是庙宇）的石板路时，我们离前面最大一群已经很远，差不多看不见了。不过，在我们后面，相隔数丈，也还有十来人，他们是最后登岸的，他们也不象能够快跑，中间似乎就有韬奋，他的扭了筋的脚并没全好。
不管怎样，我们要歇一歇了。我和沚就坐在路旁一间破屋的阶石上。说老实话，依据昨天的经验，如果空手，又不赶紧，走走歇歇，那么，一天走这么五六十里，也还可以对付。如果拿了衣包，一口气跑步，那是十里路也有点吃不消了。登岸后，至多走十来里，或许还不到此数，可是因为背着衣包跑步，所以不行。我们歇了几分钟，最后那批人也到了，果然有韬奋，也有独一的穿了那古董长袍极象测字先生的C君。有一位象是“向导”的汉子和他们在一处，他是押阵的罢？这一股也在路旁歇下来了。
但是那位“押阵”仁兄一股劲儿催促大家再走。他说的是客家话，没有人听得懂，但看神气也猜得到他是惟恐和前面那一大队人们失却联系。休息在路旁的人们于是都站起来走了，韬奋也在内。有人代他背了包袱，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截毛竹，他当作拐杖使。我和沚各自去提那原来的衣包，糟糕，不知怎的，重得很。沚说，以后不知还有多少困难的路程呢，反正是要丢的，不如今天丢了罢。我们一共有两个衣包，一重一轻，轻的那个一床毛毯，几件衬换衣，于是决定丢那个重的。这时人都走远了，那位“押阵”的仁兄却跑回来大声催我们赶快走。我提起那轻的包袱，沚拿了那个装着日用零碎东西的小藤包，头也不回就走了。“押阵”仁兄指着地上那衣包，说了几句，我们不懂，可也猜得到他的意思。
“这是我们的，”我对他说，“不要了，我们拿不动。”
“押阵”仁兄也许不懂我们的话，也许懂，他着急而又生气似的大声叫着。“押阵”仁兄身上已有一个大包袱，不知是谁的，但可以断定不是他自己的东西。我们和他语言不通，只好随他在那里跳脚，自顾自急急忙忙赶上那走远了的伙伴们。现在他们已经转了弯，前面出现了人家，一条狗朝他们汪汪地吠。我们跑步也到那转角时，却见“押阵”仁兄也赶上来了，他一手提着我们丢下的那个小包袱，而原来归他负责的那个大包袱他却顶在头上。
“啊，谢谢你，”我站住了对他说，“可是，你这样使不出力。找一根树枝来，咱们俩一块儿抬罢！”路旁有树枝，那是老百姓砍下来当柴烧的，看样子也还结实。
可是他大概不懂我的话，只挥手叫我们走，我们只好走了。幸而不多几步“向导”折回来寻找我们了，于是他分担了“押阵”的负荷。
又走了至多半里，便到了大队休息的地方。这是路边的一个广场，我们的人东一堆西一堆的坐在地上。广场后边是一排平房，里面也有我们的人。进平房去一看，空空洞洞一统间，原来不是住人的，象是什么货仓；这时太阳光斜射在广场上，平房内却很阴暗。我和沚回到场上，在一株小树下，把包袱做靠背，也就坐下了。卖食物的担子来了，货不多，一会儿就卖光。但是大伙儿这时更迫切的需要还不是吃的而是喝的。
我们的“向导”大概是去办什么公事去了，只是那“押阵”的留在这里照料一切，他很负责，不幸办事手段不太老练，对于这一大群的既不了解情况又不遵守纪律、老是乱钻乱跑、自由行动的流亡客，他简直没有办法。流亡客群中有一半是本省人，其中好几位早已在这镇上“巡视”一周，回来告诉大家说，有粥店，很不坏。
于是有人不禁大动食指，打听那粥店的所在，又有人则劝他们忍耐一下，总以少走动为妙，因为这镇上是有日本兵的，而且也怕要走时找不到。“今天还得走么？”有人不以为然地问。“怎么不走！”十分肯定的回答，却又机密地悄悄说，“这里是敌人的区域呢，不要忘记了呵！”“那么就应当赶快走，又叫大家停在这里干么？”“听说是跟老百姓办好了交涉，在烧饭呢！”另一人插口说，“大概等饭来了吃过就走。”
这一说，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认为今天不应当再赶路的人们就主张不必等这顿饭，因为时间已经不早，而饭还没影子。他们抱怨“组长”们太没计算，只凭主观，不看看客观情形—自然也很不满意他们的不“民主”，可是没有说出来。我在这里得补一笔。从九龙出发后，有几位是负责专和“向导”们联系的；何时行，何时止，以及其他事务，“向导”们只告诉那几位（事实上，人数太多，“向导”只能找几位接洽），而这几位则又各自认定若干“客人”由自己负责照料。由于实际情形的不可能，这样的“编制”当然不是开一个会来决定的，而且也没有正式宣布谁属于谁的一组，不过大家意会到有这么一种“办法”罢了。
这几位居间负责的，大家心目中就名之曰“组长”，究竟共有几人，是哪几位，却也没有人说得出来，而我呢，甚至于还不知道自己是归谁在“负责”的，反正我也没有知道的必要。我们现在是集体生活，大家怎样，我也怎样，还不曾发生过需要知道谁是我这一组的负责者或同组是哪几位的感觉。话再说回来，当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向导”和另外两三个陌生人来了。他们在广场上巡视一周，又进那几间平房去看了看，便又走了。有人高兴地喊着：“来了，来了！”坐在广场上的人们马上一窝蜂起来，攒成一堆。
我正在呆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忽然沚推了我一把，说：“开饭了。”我机械地站了起来，走到那人堆边一看，原来还不是饭而是碗筷，已经快抢光了。后来，知道今天决定留在这里过宿，刚才和“向导”同来的两三个陌生人其中有一个就是这地方的伪乡长，他答应借那一排平房给我们过夜。
又据说，本来预定不在这里过夜，但时间既已不早，而大家又都疲乏了，只好改变计划。终于饭来了。三四个女人挑着饭箩和菜肴，还有两大桶开水。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广场上渐有点蒙蒙起来了。
［本文是茅盾所写《脱险杂记》的节选，全文写于 1949 年 8 月。写的是抗战期间，香港沦陷后，作者在东江纵队游击队保护下从香港转移到内地的经历，正如茅盾在本文第一节所言：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选自《茅盾全集》第 12 卷，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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