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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险杂记（节选十二） 茅 盾
作者：周立民, 陆其美 来源： 深圳的阳光 责任编辑：深小安 2024-09-09 人已围观
清早，大家都起来了，收拾好行李，等候出发。所有的行李都聚在一处，这时这才觉得数量倒也不少。据说今天可以雇到挑夫。不多的功夫，来了几个老百姓，带着棕绳和扁担。讲定了挑力，记得好象每挑法币十元。行李都不重，然而件数多了，又且大小不等，配搭困难；结果抽出小件，仅留较大的，配成了四担。
现在就盼“向导”快来。他一早就上那伪乡长那里去了，为的离境也要通行证。在这些事情上，伪乡长当然要些“好处”的，昨天就听说过，“向导”打算送伪乡长法币一百元，合算起来，每人还派不到一元，这也算得很公道的交易了。
“这个伪乡长不算顶坏。”有人说。“他当然看得出来，我们是什么路数。他总算是帮忙的了。”
但是伪乡长之所以肯帮忙，还是因为我们有了那个“向导”，伪乡长是知道这位“向导”的来历（东江游击队）的，他怎么敢得罪他？
这些情形，大家都知道了，因此都很定心，专等吃过早饭动身。可是早饭偏偏来的慢。韬奋的脚昨晚又抹了万金油，经过一夜的休息，今天颇有起色，他这时靠着一株小树坐在地上，很焦急地说：“要是不赶路，早就好了。可是今天到这时候还没出发，回头又要赶了。”正说着，他看见“长柄葫芦”走近了来，就高声问道：“怎样？光是等早饭呢，也还等别的什么呢？”
“当然，早饭要等，别的什么也要等，”“长柄葫芦”回答，“而最主要的，我们得等候日本兵来点验过人数这才可以走。这些日本兵，据伪乡长说，要到九点钟才有功夫来办这件事。”这就是说，如果十点钟我们能够动身也还是运气好呢！
不久，早饭来了，太阳也露脸了，看太阳的地位此时不过八点钟。大家抢着吃过了早饭，那四位挑夫以为就要动身了，便再一度试试那挑子有没有头轻重。等到知道还要等候，他们就说回去也吃了饭再来。种种情形，都表示一二小时内不会马上出发。有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大声号召道：“谁要出恭，跟我来！回头没有时间别后悔呵！”
集团出恭的人们刚去了不久，“向导”和那伪乡长突然来了，神情有点紧张，宣告日本兵马上要来点验，要大家排起队来。大家也被这突然的好消息弄慌了，高声叫喊那些集团出恭的人们赶快回来，又请“向导”派人去找那回去吃饭的四个挑夫。
乱了一阵，队伍排成了，伪乡长就先回去，—当然是去“恭陪”那日本兵来“点验”，不料他这一去就象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下文了。排好队的人觉得解散也不好（恐怕日本兵突然又来了，会借此挑剔留难），但这样“罚站”也实在难受，大家都要求“向导”去找伪乡长弄个明白。“向导”去了不久就回来，说伪乡长还在日本兵那里，显然也是在等候。又过了约莫半小时，终于来了。伪乡长之外，另有一个中国人，大概是翻译。日本兵一共四个，都带着长枪。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张纸，原来就是我们从元朗出境时的通行证。点过了人数，四个日本兵就分为两起，排头两个，排尾两个，吆喝着就开步走了。
这一下，颇出意外，但大家自然只有跟着走，日本兵一路喊着一二，愈走愈快，大家几乎变成跑步了。这时走的路又不是来时走过的，但转眼间已经离开那村镇，面前是一片平阳草地，不远处又有小小的山。俄而到了山脚下，队伍停止了，排头的日本兵仰脸高声向山头上叫话。山头上也有日本兵。两下问答了几句，忽然听得排头的日本兵大声吆喝，队伍就动了。我和沚在队伍中段，我们跟着前列跑，却看见本来在排头的两个日本兵此时却站在路边，看着我们一列一列走过。于是我们知道，日本兵押送我们是到此为止。
可是有人在后面喊叫，“转来，转来！”怎么？变了卦么？全队都站住了。远远只见那位“押阵”的着急地在招手。另外一位，不认识的，正和两个日本兵指手划脚在说话。四担行李放在地上，挑夫们惶惑地看着那两个兵。我们以为这是要检查行李了，倒也坦然。但接着又知道并不是检查行李，而是日本兵不许挑夫出境。行李还得自己拿。我们那件决心要丢过一次的包袱是在那四担之内的。想想迟早要丢，便不打算去拿了。“向导”此时也叫大家站在原处不要动，行李他去照料。
同时，也听得山头上那日本兵在高声吆喝，—不许我们站在那里，催我们走。于是大队慢慢地又朝前走了，却也有几个人离开行列，去弄行李。转过那山脚，我们看见前面是一条三岔路，便停止在路旁休息。搬行李的这时也赶上来了。“向导”、“押阵”，还有那位不认识的，都背着一二件。不认识的那位好象就是本地人，现在由他带路。
他用一根粗而矮的棍子把两个包袱作一对儿挑着扛在肩头，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穿着田塍走，队形没有先前那样整齐了，单行，稀密不匀，谈笑的声音渐多而且渐高了。抬头一望，横在我们前面的，是一片青翠的连峰，据说山那边就是游击区。不知他是有意呢或者无意，那位带路的带我们在田里老兜圈子，他向田里做活的老百姓问了二次路，又被放哨在田里的日本兵喝问了一次。但在这一喝问之后，我们就离开那大片的刚收割了的稻田，走上了灌木密茂的山坡。
那山坡愈走愈高，后来到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大家都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这里有几株大树，大家分成几股都坐在树下。这里是半山腰，据说，爬过这座山还有一座更高的山，不过那已经到了“家”。带路的那位，任务告终，他和“向导”他们很客气地话了别，就下山回去了。这时大概也将近中午了罢？熟悉情形的人说：还有三十多里山路，安全是没有问题了，走慢些也不妨，多休息也不妨。这番话提起了不少人的勇气，因此，休息过后，再上路的时候，我们又把那准备丢掉的包袱带上了。然而在到达目的地以前，多谢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走过一条很长的小路，两旁都是茂盛的树木。这象是一条甬道。同行的人都说：到了，到了。“甬道”走完，前面是一片平地，隐约可见房屋。大概这是一个村子。这时候，队伍拉得很长，散散落落，三五成群，脚力好的，一批一批从后面赶上来，越过我们去了。等到我们也进了那村子，但见断垣颓壁之下，坐的站的，全是我们这批客人，大家都很兴奋地在说笑，想不到游击区的总部所在地竟是这样平淡无奇的。
从前，这村子—不，应该说是镇罢，一定是相当繁荣的。我们看见好几座烧剩的大房子的高墙，很好的石脚，水磨砖，墙上的窗洞还有铁栅没有拆去。又看见这里那里都有几丈平方铺水泥的地，据说这是晒谷场。晒谷场有这样讲究，可想而知一定还有相当富丽的住房和它相配。
但现在，这一切都看不见了，现在里把路长的石板路上（在从前，这是村内的大街），两旁仅有那高耸的断垣和那些水泥铺的晒谷场。这就是敌人“三光”政策中的一“光”。现在全村只剩下些破烂的平屋，老百姓在那里边摆个摊子，卖香烟、片糖，偶然也有凉薯和鸡蛋。小店墙上贴着中文和日文的标语，这是游击队的。听说全村唯一的没有遭受严重破坏的大房子是一所教堂，同路来的朋友们有一部分后来在那里住过一个时期。这所教堂，当然只剩一个空壳，教士早已走了，信徒也已星散，家具更不用说早已荡然无存，但单看那房屋的规模也就知道它是曾经盛极一时的。
当香港文化人走东江路线撤退到内地的那个时期，这座冷落了的教堂送旧迎新，前前后后“招待”过的文化人少说也有几百罢？我们十来人被欢迎到一所小楼房去。这是两上两下，靠着小山坡，四面空旷，洋式建筑，从前的主人一定是有钱的，现在却成为游击队司令官曾生将军的临时总部。这座小小洋楼，独能幸存，似乎是一个奇迹，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它的位置不在村内大街的两旁而在离村半里许的小山坡下。
从前这里一定还有不少树木，但现在只剩屋后一棵，却也断了半截了。曾生将军在楼上和我们相见，说昨天就在等候我们了。又说，今晚上暂时委屈我们在这楼上过一夜，明天再布置妥当的地方。曾生将军是中等身材，方脸，光头，穿一身黑布唐装，裤管塞在袜统子里，脚上是橡胶底跑鞋。他能说“普通话”，音调缓慢而沉着。人家说他战前还在广州教书，现在他虽然是游击队的司令官了，但一举一动，依然是书生风度。曾将军而外，我们又见到政委林平，和几位担任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的年青干部。
林政委，看来还不到四十，身材比曾将军略高，但较为清瘦。十多年的艰苦革命斗争在他身上留着的显著特征便是冷静、坚决而又思考周密，—这是和他谈了三五分钟的话就会深深感觉到的。他的“普通话”很好，不过也带着广东话的音调。有人拿灯来了，这是小小的煤油灯。接着就端上晚饭来了。
曾生将军抱歉地说，弄不到好菜，可是有狗肉，问我们吃不吃狗肉？我们这一伙十来人，谁也没有吃过狗肉，这时一听说，大家便不约而同笑着叫好！于是端上狗肉来了。要不说明，我们还当它是山羊肉呢！这一餐晚饭，真吃得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但我觉得比什么八大八小的山珍海味更好，永远忘记不了。
饭后，主人们就请我们休息。这小小的洋楼是并排两间，我们吃饭的一间可以说是外间，通楼梯。有一道门通到隔壁的一间，这比较小些，这是曾生将军的办公室，他和他总部的工作人员共有五六位之多，就挤在这小间内。显然，他们是把外间让给客人了，我们感到抱歉，但也盛情难却。我们在外间开了个大地铺，主人给我们一些日本军毯作褥子，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着战利品，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晚间，我下楼去小便，看见门外有哨兵。我想，这是因为司令官也睡在楼上的原故。但在第二天我知道这几个哨兵是保护我们的，曾将军吃完晚饭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
［本文是茅盾所写《脱险杂记》的节选，全文写于 1949 年 8 月。写的是抗战期间，香港沦陷后，作者在东江纵队游击队保护下从香港转移到内地的经历，正如茅盾在本文第一节所言：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选自《茅盾全集》第 12 卷，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排印］
现在就盼“向导”快来。他一早就上那伪乡长那里去了，为的离境也要通行证。在这些事情上，伪乡长当然要些“好处”的，昨天就听说过，“向导”打算送伪乡长法币一百元，合算起来，每人还派不到一元，这也算得很公道的交易了。
“这个伪乡长不算顶坏。”有人说。“他当然看得出来，我们是什么路数。他总算是帮忙的了。”
但是伪乡长之所以肯帮忙，还是因为我们有了那个“向导”，伪乡长是知道这位“向导”的来历（东江游击队）的，他怎么敢得罪他？
这些情形，大家都知道了，因此都很定心，专等吃过早饭动身。可是早饭偏偏来的慢。韬奋的脚昨晚又抹了万金油，经过一夜的休息，今天颇有起色，他这时靠着一株小树坐在地上，很焦急地说：“要是不赶路，早就好了。可是今天到这时候还没出发，回头又要赶了。”正说着，他看见“长柄葫芦”走近了来，就高声问道：“怎样？光是等早饭呢，也还等别的什么呢？”
“当然，早饭要等，别的什么也要等，”“长柄葫芦”回答，“而最主要的，我们得等候日本兵来点验过人数这才可以走。这些日本兵，据伪乡长说，要到九点钟才有功夫来办这件事。”这就是说，如果十点钟我们能够动身也还是运气好呢！
不久，早饭来了，太阳也露脸了，看太阳的地位此时不过八点钟。大家抢着吃过了早饭，那四位挑夫以为就要动身了，便再一度试试那挑子有没有头轻重。等到知道还要等候，他们就说回去也吃了饭再来。种种情形，都表示一二小时内不会马上出发。有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大声号召道：“谁要出恭，跟我来！回头没有时间别后悔呵！”
集团出恭的人们刚去了不久，“向导”和那伪乡长突然来了，神情有点紧张，宣告日本兵马上要来点验，要大家排起队来。大家也被这突然的好消息弄慌了，高声叫喊那些集团出恭的人们赶快回来，又请“向导”派人去找那回去吃饭的四个挑夫。
乱了一阵，队伍排成了，伪乡长就先回去，—当然是去“恭陪”那日本兵来“点验”，不料他这一去就象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下文了。排好队的人觉得解散也不好（恐怕日本兵突然又来了，会借此挑剔留难），但这样“罚站”也实在难受，大家都要求“向导”去找伪乡长弄个明白。“向导”去了不久就回来，说伪乡长还在日本兵那里，显然也是在等候。又过了约莫半小时，终于来了。伪乡长之外，另有一个中国人，大概是翻译。日本兵一共四个，都带着长枪。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张纸，原来就是我们从元朗出境时的通行证。点过了人数，四个日本兵就分为两起，排头两个，排尾两个，吆喝着就开步走了。
这一下，颇出意外，但大家自然只有跟着走，日本兵一路喊着一二，愈走愈快，大家几乎变成跑步了。这时走的路又不是来时走过的，但转眼间已经离开那村镇，面前是一片平阳草地，不远处又有小小的山。俄而到了山脚下，队伍停止了，排头的日本兵仰脸高声向山头上叫话。山头上也有日本兵。两下问答了几句，忽然听得排头的日本兵大声吆喝，队伍就动了。我和沚在队伍中段，我们跟着前列跑，却看见本来在排头的两个日本兵此时却站在路边，看着我们一列一列走过。于是我们知道，日本兵押送我们是到此为止。
可是有人在后面喊叫，“转来，转来！”怎么？变了卦么？全队都站住了。远远只见那位“押阵”的着急地在招手。另外一位，不认识的，正和两个日本兵指手划脚在说话。四担行李放在地上，挑夫们惶惑地看着那两个兵。我们以为这是要检查行李了，倒也坦然。但接着又知道并不是检查行李，而是日本兵不许挑夫出境。行李还得自己拿。我们那件决心要丢过一次的包袱是在那四担之内的。想想迟早要丢，便不打算去拿了。“向导”此时也叫大家站在原处不要动，行李他去照料。
同时，也听得山头上那日本兵在高声吆喝，—不许我们站在那里，催我们走。于是大队慢慢地又朝前走了，却也有几个人离开行列，去弄行李。转过那山脚，我们看见前面是一条三岔路，便停止在路旁休息。搬行李的这时也赶上来了。“向导”、“押阵”，还有那位不认识的，都背着一二件。不认识的那位好象就是本地人，现在由他带路。
他用一根粗而矮的棍子把两个包袱作一对儿挑着扛在肩头，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穿着田塍走，队形没有先前那样整齐了，单行，稀密不匀，谈笑的声音渐多而且渐高了。抬头一望，横在我们前面的，是一片青翠的连峰，据说山那边就是游击区。不知他是有意呢或者无意，那位带路的带我们在田里老兜圈子，他向田里做活的老百姓问了二次路，又被放哨在田里的日本兵喝问了一次。但在这一喝问之后，我们就离开那大片的刚收割了的稻田，走上了灌木密茂的山坡。
那山坡愈走愈高，后来到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大家都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这里有几株大树，大家分成几股都坐在树下。这里是半山腰，据说，爬过这座山还有一座更高的山，不过那已经到了“家”。带路的那位，任务告终，他和“向导”他们很客气地话了别，就下山回去了。这时大概也将近中午了罢？熟悉情形的人说：还有三十多里山路，安全是没有问题了，走慢些也不妨，多休息也不妨。这番话提起了不少人的勇气，因此，休息过后，再上路的时候，我们又把那准备丢掉的包袱带上了。然而在到达目的地以前，多谢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走过一条很长的小路，两旁都是茂盛的树木。这象是一条甬道。同行的人都说：到了，到了。“甬道”走完，前面是一片平地，隐约可见房屋。大概这是一个村子。这时候，队伍拉得很长，散散落落，三五成群，脚力好的，一批一批从后面赶上来，越过我们去了。等到我们也进了那村子，但见断垣颓壁之下，坐的站的，全是我们这批客人，大家都很兴奋地在说笑，想不到游击区的总部所在地竟是这样平淡无奇的。
从前，这村子—不，应该说是镇罢，一定是相当繁荣的。我们看见好几座烧剩的大房子的高墙，很好的石脚，水磨砖，墙上的窗洞还有铁栅没有拆去。又看见这里那里都有几丈平方铺水泥的地，据说这是晒谷场。晒谷场有这样讲究，可想而知一定还有相当富丽的住房和它相配。
但现在，这一切都看不见了，现在里把路长的石板路上（在从前，这是村内的大街），两旁仅有那高耸的断垣和那些水泥铺的晒谷场。这就是敌人“三光”政策中的一“光”。现在全村只剩下些破烂的平屋，老百姓在那里边摆个摊子，卖香烟、片糖，偶然也有凉薯和鸡蛋。小店墙上贴着中文和日文的标语，这是游击队的。听说全村唯一的没有遭受严重破坏的大房子是一所教堂，同路来的朋友们有一部分后来在那里住过一个时期。这所教堂，当然只剩一个空壳，教士早已走了，信徒也已星散，家具更不用说早已荡然无存，但单看那房屋的规模也就知道它是曾经盛极一时的。
当香港文化人走东江路线撤退到内地的那个时期，这座冷落了的教堂送旧迎新，前前后后“招待”过的文化人少说也有几百罢？我们十来人被欢迎到一所小楼房去。这是两上两下，靠着小山坡，四面空旷，洋式建筑，从前的主人一定是有钱的，现在却成为游击队司令官曾生将军的临时总部。这座小小洋楼，独能幸存，似乎是一个奇迹，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它的位置不在村内大街的两旁而在离村半里许的小山坡下。
从前这里一定还有不少树木，但现在只剩屋后一棵，却也断了半截了。曾生将军在楼上和我们相见，说昨天就在等候我们了。又说，今晚上暂时委屈我们在这楼上过一夜，明天再布置妥当的地方。曾生将军是中等身材，方脸，光头，穿一身黑布唐装，裤管塞在袜统子里，脚上是橡胶底跑鞋。他能说“普通话”，音调缓慢而沉着。人家说他战前还在广州教书，现在他虽然是游击队的司令官了，但一举一动，依然是书生风度。曾将军而外，我们又见到政委林平，和几位担任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的年青干部。
林政委，看来还不到四十，身材比曾将军略高，但较为清瘦。十多年的艰苦革命斗争在他身上留着的显著特征便是冷静、坚决而又思考周密，—这是和他谈了三五分钟的话就会深深感觉到的。他的“普通话”很好，不过也带着广东话的音调。有人拿灯来了，这是小小的煤油灯。接着就端上晚饭来了。
曾生将军抱歉地说，弄不到好菜，可是有狗肉，问我们吃不吃狗肉？我们这一伙十来人，谁也没有吃过狗肉，这时一听说，大家便不约而同笑着叫好！于是端上狗肉来了。要不说明，我们还当它是山羊肉呢！这一餐晚饭，真吃得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但我觉得比什么八大八小的山珍海味更好，永远忘记不了。
饭后，主人们就请我们休息。这小小的洋楼是并排两间，我们吃饭的一间可以说是外间，通楼梯。有一道门通到隔壁的一间，这比较小些，这是曾生将军的办公室，他和他总部的工作人员共有五六位之多，就挤在这小间内。显然，他们是把外间让给客人了，我们感到抱歉，但也盛情难却。我们在外间开了个大地铺，主人给我们一些日本军毯作褥子，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着战利品，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晚间，我下楼去小便，看见门外有哨兵。我想，这是因为司令官也睡在楼上的原故。但在第二天我知道这几个哨兵是保护我们的，曾将军吃完晚饭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
［本文是茅盾所写《脱险杂记》的节选，全文写于 1949 年 8 月。写的是抗战期间，香港沦陷后，作者在东江纵队游击队保护下从香港转移到内地的经历，正如茅盾在本文第一节所言：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选自《茅盾全集》第 12 卷，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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