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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险杂记（节选十三） 茅 盾
作者：周立民, 陆其美 来源： 深圳的阳光 责任编辑：深小安 2024-09-09 人已围观
第二天我们搬到树林子里，九个人住了一个草棚。
昨夜住宿的那座楼房虽然孤独地蹲在小山坡边，百步之内并无别的人家乃至烧剩的破屋，但尚在从前那村子的范围内，现在我们这新居却在村外山中，离那楼房恐怕有两三里罢？隐伏在峡谷之中，周围全是松树，那草棚也是利用了两棵大松树作为柱子，加一根横梁，再铺上茅草作顶，形式和帐篷相象，不过较高。铺位是木头和竹子搭成的架子，足有一人高，非站在凳子上就爬不上去；铺面约长九尺，宽三尺许，一边靠着那棚子的人字形的斜壁，两头就是棚子的前后门（其实并无门，我们匀出两条被单挂在前后两个门口，以挡夜风）。
这高而且大的铺位就占了棚子的一大半面积，余下的地位摆着一条长而且狭的粗木板桌和两条板凳。这条板桌可真幸而有它！我们九人之中有两位太太，她们大抵是先踏上板凳，其次登上这板桌，最后这才爬上那高铺。棚子前门有一条小路。曲折向外，在松林中行，约数百米，便“豁然开朗”：左手上坡去是一条较为正式的路，隔路又是一片松林，坡头长满了半人高的茅草，以及很美丽的骨牌草，有的还是很青翠，有的已经半枯黄；右手下坡去约十来步就是一条小溪，水却不深，踏着溪中的几块垫脚石过了溪，路旁有茅棚，住着一二家老百姓。小溪上下游全是密茂的灌木，你看不到这一脉活水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顺路转弯，又是树林，又没有路了，穿过树林，忽然看见一片广场，而在广场边沿也有若干草棚，这可完全是按照帐篷形式搭盖的，高个子进去得伛着腰，睡地铺，（这里地面干燥，也没有草）我们同路来的朋友约二十多位就住在这里。我们每天一定要来这里两次，因为这广场又是饭厅。我倒喜欢朋友们所住的这个地方。他们人多，热闹，而这广场又是最好的活动场所。然而我也感谢主人们对我特别照顾的盛意。如果广场可以比作轮船上的统舱，那么，我们九个人的棚子就好比是个房舱了。有时半夜醒来，听得风过松林，那一起一伏的波涛似的声音，便仿佛是身在海中。
再说，从游击区的安全观点看来，这小棚也更合标准；它深藏在树林之中，象个鸟巢，从外面看它不见，而从棚中外望可以看见坡上坡下来往的人。那时候，东江游击区正受到两面夹攻：国民党军和日本军。游击队化整为零，经常移动。我们现在暂时歇脚的地方，名为白石龙，据说隔一条山岭便是广九路，离敌人那么近，然而游击队的人员坦然处之。他们说：“敌人不敢远离据点，我们常常驻扎在敌人据点的鼻子底下。
至于顽军（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离开敌人据点一二百里就要发抖了，他们怎么敢来这里呵！”我们在白石龙简直看不见游击战士。他们当然不能被我们看到，他们那时正分散在附近各山道和山头上，对两面的敌人严密警戒着。他们此时负荷的伟大任务就是保护我们这班过路的流亡文化人，—在四五天内，陆续来的，差不多有千把人了！这在那时的东江游击队，实在是极重的负担，光是供应每天的粮食就大费周章，他们不得不从二三百里外弄粮食来，而且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的！
但是最可虑者，还是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进攻。千把文化人中，绝大多数是无党无派的，也有少数国民党籍的，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这些文化人不留在香港做大日本的顺民而竟敢凭借东江游击队的保护奔回祖国，实在是大逆不道了，理应加以围剿。
事实上，顽军那时也正在急急部署，而且也在勾通日本人约期夹攻。可惜他们迟了一点。当我们走了以后一星期光景，顽军六路进攻白石龙，只扑了个空。东江游击队的林政委（我想他是负总责、计划着护送文化人回内地的），在最短促的时间就布置好了一切，把千把个过惯都市生活的文化人，安然送到了内地。
［本文是茅盾所写《脱险杂记》的节选，全文写于 1949 年 8 月。写的是抗战期间，香港沦陷后，作者在东江纵队游击队保护下从香港转移到内地的经历，正如茅盾在本文第一节所言：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选自《茅盾全集》第 12 卷，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排印］
昨夜住宿的那座楼房虽然孤独地蹲在小山坡边，百步之内并无别的人家乃至烧剩的破屋，但尚在从前那村子的范围内，现在我们这新居却在村外山中，离那楼房恐怕有两三里罢？隐伏在峡谷之中，周围全是松树，那草棚也是利用了两棵大松树作为柱子，加一根横梁，再铺上茅草作顶，形式和帐篷相象，不过较高。铺位是木头和竹子搭成的架子，足有一人高，非站在凳子上就爬不上去；铺面约长九尺，宽三尺许，一边靠着那棚子的人字形的斜壁，两头就是棚子的前后门（其实并无门，我们匀出两条被单挂在前后两个门口，以挡夜风）。
这高而且大的铺位就占了棚子的一大半面积，余下的地位摆着一条长而且狭的粗木板桌和两条板凳。这条板桌可真幸而有它！我们九人之中有两位太太，她们大抵是先踏上板凳，其次登上这板桌，最后这才爬上那高铺。棚子前门有一条小路。曲折向外，在松林中行，约数百米，便“豁然开朗”：左手上坡去是一条较为正式的路，隔路又是一片松林，坡头长满了半人高的茅草，以及很美丽的骨牌草，有的还是很青翠，有的已经半枯黄；右手下坡去约十来步就是一条小溪，水却不深，踏着溪中的几块垫脚石过了溪，路旁有茅棚，住着一二家老百姓。小溪上下游全是密茂的灌木，你看不到这一脉活水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顺路转弯，又是树林，又没有路了，穿过树林，忽然看见一片广场，而在广场边沿也有若干草棚，这可完全是按照帐篷形式搭盖的，高个子进去得伛着腰，睡地铺，（这里地面干燥，也没有草）我们同路来的朋友约二十多位就住在这里。我们每天一定要来这里两次，因为这广场又是饭厅。我倒喜欢朋友们所住的这个地方。他们人多，热闹，而这广场又是最好的活动场所。然而我也感谢主人们对我特别照顾的盛意。如果广场可以比作轮船上的统舱，那么，我们九个人的棚子就好比是个房舱了。有时半夜醒来，听得风过松林，那一起一伏的波涛似的声音，便仿佛是身在海中。
再说，从游击区的安全观点看来，这小棚也更合标准；它深藏在树林之中，象个鸟巢，从外面看它不见，而从棚中外望可以看见坡上坡下来往的人。那时候，东江游击区正受到两面夹攻：国民党军和日本军。游击队化整为零，经常移动。我们现在暂时歇脚的地方，名为白石龙，据说隔一条山岭便是广九路，离敌人那么近，然而游击队的人员坦然处之。他们说：“敌人不敢远离据点，我们常常驻扎在敌人据点的鼻子底下。
至于顽军（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离开敌人据点一二百里就要发抖了，他们怎么敢来这里呵！”我们在白石龙简直看不见游击战士。他们当然不能被我们看到，他们那时正分散在附近各山道和山头上，对两面的敌人严密警戒着。他们此时负荷的伟大任务就是保护我们这班过路的流亡文化人，—在四五天内，陆续来的，差不多有千把人了！这在那时的东江游击队，实在是极重的负担，光是供应每天的粮食就大费周章，他们不得不从二三百里外弄粮食来，而且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的！
但是最可虑者，还是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进攻。千把文化人中，绝大多数是无党无派的，也有少数国民党籍的，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这些文化人不留在香港做大日本的顺民而竟敢凭借东江游击队的保护奔回祖国，实在是大逆不道了，理应加以围剿。
事实上，顽军那时也正在急急部署，而且也在勾通日本人约期夹攻。可惜他们迟了一点。当我们走了以后一星期光景，顽军六路进攻白石龙，只扑了个空。东江游击队的林政委（我想他是负总责、计划着护送文化人回内地的），在最短促的时间就布置好了一切，把千把个过惯都市生活的文化人，安然送到了内地。
［本文是茅盾所写《脱险杂记》的节选，全文写于 1949 年 8 月。写的是抗战期间，香港沦陷后，作者在东江纵队游击队保护下从香港转移到内地的经历，正如茅盾在本文第一节所言：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选自《茅盾全集》第 12 卷，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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