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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期重返阳台山 戈宝权
作者：周立民, 陆其美 来源： 深圳的阳光 责任编辑：深小安 2024-09-10 人已围观
记得1981年9月，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了纪念鲁迅的学术讨论会之后，取道香港回国。当从九龙乘上火车，路经往日的宝安、今天的深圳时，看到车窗外面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就有如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似的。及至到达广州，我拜望了原东江游击纵队的副司令员王作尧同志和政委尹林平同志，阔别四十年，老友重逢，倍感亲切！承作尧把他写的革命回忆录《东纵一叶》中的“香江脱险记”一章签名送给我，又承他为我画了一张东江游击区的示意图，在上面标明梅林坳、望天湖、白石龙、深坑、龙华和阳台山等许多地名，这都是我当年到过和生活过的地方。作尧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上，我们的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奔走于其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一批又一批地把文化名人安全地送到白石龙。
白石龙的绿水青山，留下了爱国文化名人纷至沓来的足迹；白石龙的清风明月，又伴随着他们的笑语欢声渡过东江，转移到内地去了。谁会想到这满途荆棘的白石龙，偏僻荒凉的阳台山上，曾经住过这么多中外的名流学者呢？
读至此，多少难忘的往事，重新浮现眼前。
回想起来，那还是四十多年前的事。1941年12月8日清晨，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军队发动了对九龙和香港的进攻。在战争开始后，我和名作家茅盾夫妇，还有叶以群等人，都躲在香港轩尼诗道一家停业的跳舞厅里避难，度过了十五个炮轰的白天和黑夜。12月25日圣诞节前夕英军投降，我们辗转了好几处地方，直到1942年的1月9日这一天，才有可能化装成难民逃离日军占领的香港。
9日这天下午，我们先到了铜锣湾，在一条画舫式的船上，见到了当年在香港主编《大众生活》的邹韬奋，多日不见，相逢真有如隔世！第二天黎明前，我们偷渡过海到了九龙，稍事休整了一天，就又夹在难民队伍中，经荃湾进入大帽山。这时我们在东江游击纵队派出的最能干的交通员谢照、麦容、赵林等人（不知哪一位是化名叫“江大哥”）的迎接和保护之下到了元朗，十二日傍晚到了宝安（深圳），十三日的中午跨过梅林坳；经过望天湖，到了一个相当整洁的名叫白石龙的村庄。当即有人来请韬奋、茅盾夫妇，还有我等几个人，到离村庄不远的一幢两层的小白楼去休息，这原是一位姓刘的中医的房子，当时已成为游击队的指挥部。我们在这里见到东江游击纵队的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王作尧和政委尹林平等同志。承他们请我们吃了一顿美味可口的狗肉。当晚我们就盖着日本军毯睡在楼板上，经过四五天的长途徒步跋涉，我们终于在游击区里度过了第一个平静的夜晚！
我们到了游击区之后，曾先后在白石龙和深坑附近的临时草寮里住过一些时候，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就又把我们转移到阳台山上去。阳台山位于深圳的西北面，距离龙华不远，地方比较隐蔽，可以防备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从此我们就和阳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时茅盾夫妇已先经惠阳前往桂林，我们留下来的人当中，有韬奋（后来他的夫人和子女也都来到）、经济学家沈志远夫妇、哲学家胡绳夫妇、剧作家于伶夫妇、世界语者叶籁士、诗人袁水拍等二十多人。游击队在这背山面海的高坡上新建了两间较大的草房，每间地铺可住二三十人，但我们只占用了一间，另一间就供吃饭、休息和活动之用。尽管当时游击队的条件很困难，但我们每天还可以吃到粗糙的白米饭，菜多半是小鱼干或是虾酱等。我们就在这个荒僻的山村里度过了一个最平凡的春节！
就自然环境来说，阳台山又是非常令人留恋的！我时常一个人爬上阳台山的最高峰，仰望苍穹，俯览群山，真有“一览众山小”之感。从这里可以看到宽阔的珠江，还可以远眺万顷茫然的南海，至于近处的南头、深圳湾和稍远的九龙、香港和大屿诸岛则如在眼底。当看到眼前的伶仃洋，心里不禁想起南宋的伟大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名字，脑海里就浮现出他在过伶仃洋时写的名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们在阳台山上前后生活了两三个月，既无书又无报，更无纸墨笔砚，但我们还是很好地安排了生活。为了锻炼身体，韬奋每天早晨教我们大家做一种健身体操。由于这种体操可以躺在床上做，他称这是“懒人体操”。他还教我们做面部的按摩，这也是他当年的容貌永远显示出青春年少的原因。我们早晨先到山边的水泉和溪旁去洗脸、洗衣服，然后大家吃过饭，就坐在地铺上漫谈，上天下地，中外古今，往事回忆，无所不谈。记得有一次我们借到一本《斯大林选集》第一卷，正好是讲列宁主义问题的，我们大家都很有兴趣地传阅起来，而且还开会讨论。这时游击队从香港运进一架手摇发电机，就在一对年青的新婚夫妇的操纵之下建立起东江的无线电台，同延安、重庆取得了联系，这样我们才多少知道了一些外面的情况。在阳台山上，天黑之后，为了节约用油，我们都睡得很早，但还是轮流值班守夜，以防发生意外的事情。
我当时因为参加游击队政治部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因此经常来往于阳台山和离白石龙不远的政治部之间，而且还多少学会了几句广东的客家话。记得每次来回，都要经过龙华墟，碰到赶集时，墟上是人山人海；没有赶集时，墟上就空无一人。过了龙华，就进入山区，跨过山脊，再走上几段路，就可看见我们住的草房子。每次回到阳台山，大家马上都围拢过来，打听各种消息和朋友们的情况。到了这年四月，我接到周总理的通知，要我回重庆去，我就和沈志远夫妇一同下山。这时阳台山上的人已走了不少，草房里空出了不少铺位，变得寂寞起来。我们最后去和韬奋同志一家人握手话别，临别之情依依难舍，到了山下后，还承游击队的领导买了酒、肉和鲜蚝等，为我们饯行，以壮行色。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四十一年，但阳台山上的情景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成为我一生中的最美好的一段回忆。现在深圳辟为经济特区，希望能有一天再到阳台山，重温往日的旧梦。
（选自《我爱特区的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12月版）
在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上，我们的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奔走于其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一批又一批地把文化名人安全地送到白石龙。
白石龙的绿水青山，留下了爱国文化名人纷至沓来的足迹；白石龙的清风明月，又伴随着他们的笑语欢声渡过东江，转移到内地去了。谁会想到这满途荆棘的白石龙，偏僻荒凉的阳台山上，曾经住过这么多中外的名流学者呢？
读至此，多少难忘的往事，重新浮现眼前。
回想起来，那还是四十多年前的事。1941年12月8日清晨，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军队发动了对九龙和香港的进攻。在战争开始后，我和名作家茅盾夫妇，还有叶以群等人，都躲在香港轩尼诗道一家停业的跳舞厅里避难，度过了十五个炮轰的白天和黑夜。12月25日圣诞节前夕英军投降，我们辗转了好几处地方，直到1942年的1月9日这一天，才有可能化装成难民逃离日军占领的香港。
9日这天下午，我们先到了铜锣湾，在一条画舫式的船上，见到了当年在香港主编《大众生活》的邹韬奋，多日不见，相逢真有如隔世！第二天黎明前，我们偷渡过海到了九龙，稍事休整了一天，就又夹在难民队伍中，经荃湾进入大帽山。这时我们在东江游击纵队派出的最能干的交通员谢照、麦容、赵林等人（不知哪一位是化名叫“江大哥”）的迎接和保护之下到了元朗，十二日傍晚到了宝安（深圳），十三日的中午跨过梅林坳；经过望天湖，到了一个相当整洁的名叫白石龙的村庄。当即有人来请韬奋、茅盾夫妇，还有我等几个人，到离村庄不远的一幢两层的小白楼去休息，这原是一位姓刘的中医的房子，当时已成为游击队的指挥部。我们在这里见到东江游击纵队的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王作尧和政委尹林平等同志。承他们请我们吃了一顿美味可口的狗肉。当晚我们就盖着日本军毯睡在楼板上，经过四五天的长途徒步跋涉，我们终于在游击区里度过了第一个平静的夜晚！
我们到了游击区之后，曾先后在白石龙和深坑附近的临时草寮里住过一些时候，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就又把我们转移到阳台山上去。阳台山位于深圳的西北面，距离龙华不远，地方比较隐蔽，可以防备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从此我们就和阳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时茅盾夫妇已先经惠阳前往桂林，我们留下来的人当中，有韬奋（后来他的夫人和子女也都来到）、经济学家沈志远夫妇、哲学家胡绳夫妇、剧作家于伶夫妇、世界语者叶籁士、诗人袁水拍等二十多人。游击队在这背山面海的高坡上新建了两间较大的草房，每间地铺可住二三十人，但我们只占用了一间，另一间就供吃饭、休息和活动之用。尽管当时游击队的条件很困难，但我们每天还可以吃到粗糙的白米饭，菜多半是小鱼干或是虾酱等。我们就在这个荒僻的山村里度过了一个最平凡的春节！
就自然环境来说，阳台山又是非常令人留恋的！我时常一个人爬上阳台山的最高峰，仰望苍穹，俯览群山，真有“一览众山小”之感。从这里可以看到宽阔的珠江，还可以远眺万顷茫然的南海，至于近处的南头、深圳湾和稍远的九龙、香港和大屿诸岛则如在眼底。当看到眼前的伶仃洋，心里不禁想起南宋的伟大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名字，脑海里就浮现出他在过伶仃洋时写的名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们在阳台山上前后生活了两三个月，既无书又无报，更无纸墨笔砚，但我们还是很好地安排了生活。为了锻炼身体，韬奋每天早晨教我们大家做一种健身体操。由于这种体操可以躺在床上做，他称这是“懒人体操”。他还教我们做面部的按摩，这也是他当年的容貌永远显示出青春年少的原因。我们早晨先到山边的水泉和溪旁去洗脸、洗衣服，然后大家吃过饭，就坐在地铺上漫谈，上天下地，中外古今，往事回忆，无所不谈。记得有一次我们借到一本《斯大林选集》第一卷，正好是讲列宁主义问题的，我们大家都很有兴趣地传阅起来，而且还开会讨论。这时游击队从香港运进一架手摇发电机，就在一对年青的新婚夫妇的操纵之下建立起东江的无线电台，同延安、重庆取得了联系，这样我们才多少知道了一些外面的情况。在阳台山上，天黑之后，为了节约用油，我们都睡得很早，但还是轮流值班守夜，以防发生意外的事情。
我当时因为参加游击队政治部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因此经常来往于阳台山和离白石龙不远的政治部之间，而且还多少学会了几句广东的客家话。记得每次来回，都要经过龙华墟，碰到赶集时，墟上是人山人海；没有赶集时，墟上就空无一人。过了龙华，就进入山区，跨过山脊，再走上几段路，就可看见我们住的草房子。每次回到阳台山，大家马上都围拢过来，打听各种消息和朋友们的情况。到了这年四月，我接到周总理的通知，要我回重庆去，我就和沈志远夫妇一同下山。这时阳台山上的人已走了不少，草房里空出了不少铺位，变得寂寞起来。我们最后去和韬奋同志一家人握手话别，临别之情依依难舍，到了山下后，还承游击队的领导买了酒、肉和鲜蚝等，为我们饯行，以壮行色。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四十一年，但阳台山上的情景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成为我一生中的最美好的一段回忆。现在深圳辟为经济特区，希望能有一天再到阳台山，重温往日的旧梦。
（选自《我爱特区的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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