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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换汽车”,也许是最早的深港大宗贸易
作者:李跃 来源:深圳深圳 责任编辑:叶子 2022-12-09 人已围观
你能猜想出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贸易是什么吗?据原深圳市革委会副主任兼财贸办主任李定回忆,1980 年,深港边境居民之间就开始互通有无,用以物换物或货币交易的形式进行边境贸易。李定从中得到启发,筹划成立了宝安县小额贸易公司。这是深圳第一家边境小额贸易公司,主要是向香港卖鱼卖虾卖菜,最大件的边境贸易,则可能是用稻草换汽车了。
当时深圳到处是农田,稻草从来不值钱。可到了工业化城市香港,稻草却成了一件宝,用处很多。每年有土杂品公司以每百斤2 元人民币左右的价格从深圳大量购买稻草。另一方面,香港的汽车遍地都是,其中有不少报废车。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汽车回收业不是很发达。为了省钱,有人偷偷将报废的汽车丢在路旁、荒郊野外。一些深圳村民去香港过境耕作,看到这些外壳还挺新的小汽车,很想捡来翻新使用,但苦于拿不出修理及运输费用。很多村民看着眼前的宝贝运不过来,很着急。李定到莲塘村、罗芳村开会时,当地村支书向他感慨说:“香港人真有钱,汽车当垃圾丢掉。咱们如果有钱的话,就去把香港的汽车运过来,修一修就能开,还能卖钱。”李定想出了一个主意:“你有稻草,可以用稻草换汽车嘛。”操作起来就是,将稻草过境卖到香港,用卖稻草的钱支付修汽车的费用。财贸办在政策上放开,将这些报废的汽车纳入小额边贸之列,允许边境农民进口,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汽车开回深圳了。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莲塘村、罗芳村的村民立刻就用这个方法,
到香港去进口汽车。大多数汽车修好之后直接开过来,少量汽车一时难以修好,就用手推过境来—当时汽车还是稀罕物,光有钱还不行,还需要领导批条子、有配额才能买。而在彼时的深圳,用稻草就能换来。
这立刻成了一个大新闻,虽然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但这并不妨碍它不胫而走。一时间,全国各地的人都蜂拥来到深圳买旧汽车。在那个自行车被称为“三大件”之一的年代,一辆汽车,哪怕是一辆开不了多远的旧汽车,给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小小宝安县,一下子成了一个香港旧车展览馆,靠近边境线的空地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汽车,场面非常壮观。
进口汽车算是当年边境贸易的特例。更加常态化、数量最多的边境贸易,当数深圳向香港出口活鸡。
1980 年,深圳建起了27 个养鸡场,年产量180 万只,大量出口香港。而就在两年前,宝安县还是“老太婆养鸡”,没有养鸡场,更提不上养鸡产业,每年供港活鸡数不过4 万只左右。为什么短短两年间,深圳供港活鸡数量有如此明显的增长?这和当时反外逃的大背景密不可分。
1978 年7 月,深圳开展摸底群众性外逃的统一行动,李定被安排到莲塘大队蹲点。为了让他更加了解边境线上深港居民的生活,莲塘大队书记万仲英带他爬上梧桐山。望着香港方向星星点点的光,万仲英说,“莲塘村民在对面有几百亩地。现在对面住的人,很多就是我们莲塘逃过去的。你别看那边房子一般,可是里面有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视机白天可以看,晚上也可以看,猪也可以看,鸡也可以看。”听了这话,李定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过不上这样的生活呢?”“在香港,农民养鸡、种菜赚的钱是我们的几十倍!”万仲英愤愤不平地说,“我们这边种菜卖给国有外贸公司,菜心收购价是每斤1 毛到3 毛钱。对面的农民种了菜之后,可以直接在香港零售,菜心每磅20 元港币、兑换成人民币是6 元,你算算相差多少倍?养鸡就更别指望了,咱们养鸡超过6 只就是资本主义。”李定紧接着再问:“如果你们发财了还逃不逃?”万仲英说:“发财了何必逃过去?我在这里有家,逃过去还要重新盖房。”那一刻李定仿佛醍醐灌顶,他过去多年积累的反外逃经验全部被推翻—反外逃靠堵是不行的。
当天晚上,他辗转难眠,开始思考以前不曾想、不敢想的问题: 在深圳养6 只鸡就是资本主义,那我们能不能用村民在对面香港的地来养鸡,养好之后卖给香港?这样就不算资本主义了。
第二天,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地给香港五丰行总经理打电话,想与对方合作,即由深圳出地、出人,对方出钱并负责收购。当时,台湾鸡和内地鸡在争抢香港市场,五丰行正愁没办法打通内地供货渠道,并且深圳距离香港比台湾近,内地鸡成本比台湾鸡要低,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面对这找上门来的机会,当然求之不得。最后,双方商定鸡场规模为20 万只。
随后,李定立刻通知万仲英赶紧在莲塘大队物色20 个得力人手,拿着过境耕作证去香港新界养鸡。但这也有一个问题,按照当时的规定,过境耕作的农民必须早出晚归。这样一来,鸡丢在新界无人看管,显然行不通。李定决定先斩后奏,把人派过去再向上面汇报。他找到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宁等领导,以一种“摊牌”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派了20 个人在香港养鸡场养鸡。如果你们同意,这些人就合法留在香港养鸡;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现在就报告有20 个人外逃了,是我没管好,我个人写检讨。”“万一这20 个人逃跑了怎么办?”“他们不去养鸡也能逃,想堵是堵不住的,能派多少民兵去堵?农民有钱了,就不逃了。”最后,此事被当作特殊情况处理,“只此一回,下不为例”—不过,铁闸一旦打开就难以再合上。不久后,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方苞得知了此事,派了好几批人去香港养鸡场接受培训。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宝安县每年供港活鸡数上升到600 万只,最高达1000 万只。
除了让深圳农民到香港去养鸡,李定的另一个“壮举”,是让香港的拖拉机开到深圳来耕田。
1979 年,他在罗芳村蹲点时发现,村民过境到香港耕作时使用的是拖拉机,但拖拉机只能在香港使用,不能进入内地。所以,同样是自己的田地,回到深圳就只能用牛耕。李定觉得这种现象太荒唐,他给海关总署署长打电话,请求海关帮忙解决此事。不久后,海关总署署长到深圳考察。李定陪同他到罗芳村的过境耕作口现场察看,并介绍说:“深圳有4000 亩地散落在新界,很多农民每天到香港去种菜。在香港用拖拉机耕,但是在我们这里用牛耕田。”
正在这个时候,对面田里轰隆隆开来一辆拖拉机,和深圳这边的牛耕形成了鲜明对比。李定抓住时机进一步发挥:“如果拖拉机过来耕作的话,很多地就不会抛荒了,产量也提高了。生产好了,走私就少了。”
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借李定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提这个要求。那时他已知道中央要在深圳建出口加工区,改革开放成为大趋势,才大胆说出要“海关松动”的想法。总署署长现场没有表态,但几天之后,九龙海关(1997年香港回归时改名为深圳海关)关长苗晴就接到海关总署电话通知,在莲塘、罗芳村的耕作口,可以对拖拉机实行登记放行。
“登记放行”这个名词如今看来稀松平常,但当时看来却不啻一场突围。它放行的不只是过境耕作的拖拉机,更是深圳河这边的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时深圳到处是农田,稻草从来不值钱。可到了工业化城市香港,稻草却成了一件宝,用处很多。每年有土杂品公司以每百斤2 元人民币左右的价格从深圳大量购买稻草。另一方面,香港的汽车遍地都是,其中有不少报废车。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汽车回收业不是很发达。为了省钱,有人偷偷将报废的汽车丢在路旁、荒郊野外。一些深圳村民去香港过境耕作,看到这些外壳还挺新的小汽车,很想捡来翻新使用,但苦于拿不出修理及运输费用。很多村民看着眼前的宝贝运不过来,很着急。李定到莲塘村、罗芳村开会时,当地村支书向他感慨说:“香港人真有钱,汽车当垃圾丢掉。咱们如果有钱的话,就去把香港的汽车运过来,修一修就能开,还能卖钱。”李定想出了一个主意:“你有稻草,可以用稻草换汽车嘛。”操作起来就是,将稻草过境卖到香港,用卖稻草的钱支付修汽车的费用。财贸办在政策上放开,将这些报废的汽车纳入小额边贸之列,允许边境农民进口,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汽车开回深圳了。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莲塘村、罗芳村的村民立刻就用这个方法,
到香港去进口汽车。大多数汽车修好之后直接开过来,少量汽车一时难以修好,就用手推过境来—当时汽车还是稀罕物,光有钱还不行,还需要领导批条子、有配额才能买。而在彼时的深圳,用稻草就能换来。
这立刻成了一个大新闻,虽然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但这并不妨碍它不胫而走。一时间,全国各地的人都蜂拥来到深圳买旧汽车。在那个自行车被称为“三大件”之一的年代,一辆汽车,哪怕是一辆开不了多远的旧汽车,给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小小宝安县,一下子成了一个香港旧车展览馆,靠近边境线的空地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汽车,场面非常壮观。
进口汽车算是当年边境贸易的特例。更加常态化、数量最多的边境贸易,当数深圳向香港出口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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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深圳最早的一家汽车修配服务中心开幕(何煌友摄)
1980 年,深圳建起了27 个养鸡场,年产量180 万只,大量出口香港。而就在两年前,宝安县还是“老太婆养鸡”,没有养鸡场,更提不上养鸡产业,每年供港活鸡数不过4 万只左右。为什么短短两年间,深圳供港活鸡数量有如此明显的增长?这和当时反外逃的大背景密不可分。
1978 年7 月,深圳开展摸底群众性外逃的统一行动,李定被安排到莲塘大队蹲点。为了让他更加了解边境线上深港居民的生活,莲塘大队书记万仲英带他爬上梧桐山。望着香港方向星星点点的光,万仲英说,“莲塘村民在对面有几百亩地。现在对面住的人,很多就是我们莲塘逃过去的。你别看那边房子一般,可是里面有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视机白天可以看,晚上也可以看,猪也可以看,鸡也可以看。”听了这话,李定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过不上这样的生活呢?”“在香港,农民养鸡、种菜赚的钱是我们的几十倍!”万仲英愤愤不平地说,“我们这边种菜卖给国有外贸公司,菜心收购价是每斤1 毛到3 毛钱。对面的农民种了菜之后,可以直接在香港零售,菜心每磅20 元港币、兑换成人民币是6 元,你算算相差多少倍?养鸡就更别指望了,咱们养鸡超过6 只就是资本主义。”李定紧接着再问:“如果你们发财了还逃不逃?”万仲英说:“发财了何必逃过去?我在这里有家,逃过去还要重新盖房。”那一刻李定仿佛醍醐灌顶,他过去多年积累的反外逃经验全部被推翻—反外逃靠堵是不行的。
当天晚上,他辗转难眠,开始思考以前不曾想、不敢想的问题: 在深圳养6 只鸡就是资本主义,那我们能不能用村民在对面香港的地来养鸡,养好之后卖给香港?这样就不算资本主义了。
第二天,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地给香港五丰行总经理打电话,想与对方合作,即由深圳出地、出人,对方出钱并负责收购。当时,台湾鸡和内地鸡在争抢香港市场,五丰行正愁没办法打通内地供货渠道,并且深圳距离香港比台湾近,内地鸡成本比台湾鸡要低,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面对这找上门来的机会,当然求之不得。最后,双方商定鸡场规模为20 万只。
随后,李定立刻通知万仲英赶紧在莲塘大队物色20 个得力人手,拿着过境耕作证去香港新界养鸡。但这也有一个问题,按照当时的规定,过境耕作的农民必须早出晚归。这样一来,鸡丢在新界无人看管,显然行不通。李定决定先斩后奏,把人派过去再向上面汇报。他找到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宁等领导,以一种“摊牌”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派了20 个人在香港养鸡场养鸡。如果你们同意,这些人就合法留在香港养鸡;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现在就报告有20 个人外逃了,是我没管好,我个人写检讨。”“万一这20 个人逃跑了怎么办?”“他们不去养鸡也能逃,想堵是堵不住的,能派多少民兵去堵?农民有钱了,就不逃了。”最后,此事被当作特殊情况处理,“只此一回,下不为例”—不过,铁闸一旦打开就难以再合上。不久后,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方苞得知了此事,派了好几批人去香港养鸡场接受培训。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宝安县每年供港活鸡数上升到600 万只,最高达1000 万只。
除了让深圳农民到香港去养鸡,李定的另一个“壮举”,是让香港的拖拉机开到深圳来耕田。
1979 年,他在罗芳村蹲点时发现,村民过境到香港耕作时使用的是拖拉机,但拖拉机只能在香港使用,不能进入内地。所以,同样是自己的田地,回到深圳就只能用牛耕。李定觉得这种现象太荒唐,他给海关总署署长打电话,请求海关帮忙解决此事。不久后,海关总署署长到深圳考察。李定陪同他到罗芳村的过境耕作口现场察看,并介绍说:“深圳有4000 亩地散落在新界,很多农民每天到香港去种菜。在香港用拖拉机耕,但是在我们这里用牛耕田。”
正在这个时候,对面田里轰隆隆开来一辆拖拉机,和深圳这边的牛耕形成了鲜明对比。李定抓住时机进一步发挥:“如果拖拉机过来耕作的话,很多地就不会抛荒了,产量也提高了。生产好了,走私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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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关大楼
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借李定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提这个要求。那时他已知道中央要在深圳建出口加工区,改革开放成为大趋势,才大胆说出要“海关松动”的想法。总署署长现场没有表态,但几天之后,九龙海关(1997年香港回归时改名为深圳海关)关长苗晴就接到海关总署电话通知,在莲塘、罗芳村的耕作口,可以对拖拉机实行登记放行。
“登记放行”这个名词如今看来稀松平常,但当时看来却不啻一场突围。它放行的不只是过境耕作的拖拉机,更是深圳河这边的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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