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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村：一个村庄的传奇
作者：张雄文 来源：《潮卷南海——深圳风雨一百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06 人已围观
南岭村濒临苍碧的南海，隐隐听得见远处汹涌的涛声，却照样干旱少雨，村民们祖祖辈辈靠头顶的老天吃饭。仰着脖颈盼不来哗哗的雨水时，田里渐渐枯干的禾稻便只能在村民“心内如汤煮”中几近绝收。
村里有座求水山。山并不高，与远离海岸，遥居内地的名山不可同日而语，最高峰海拔仅有 253.26米。不知何朝何代起，村里的老者受高人指点后便口口相传，说山上有块叫“伯公”的神石，可以求来雨水。于是，每到干旱时，便由村里一名年高德劭的老者领头，几名青壮年抬上家家集资买来的猪牛羊等供品，后面簇拥着手持三角小旗的全村男女老少，吹吹打打，向山上迤逦而来。到“伯公”面前，虔诚摆上供品，老人恭肃着脸，领着全村人跪跪拜拜，念念有词，苦求赐予雨水。
年年难过年年过。“伯公”早已被更名为“求水石”，山也被称为“求水山”，但求来雨水的日子几近于无，南岭村的日子未见丝毫起色，即便峰顶已能俯瞰波光闪闪的深圳水库。
时光迈入 20世纪 70年代末，南岭村还是千百年来的老样子：仅有百来户人家，屋舍低矮破旧，屋内难寻一件像样的家具；村里仅有一条黄土路，坑洼不平；到处是猪屎、鸭粪和鸡毛，脏乱不堪，被外人称为“鸭屎围”。村集体的全部家当是 20多头耕牛、10多台打谷机、一个小型粮食加工厂、几间粮食仓库，加起来价值不到 7000元。家家一样寒碜，除了靠天种些水稻外，其余就是等柿子熟了时换点小钱，人均年收入不足 100元，村民们生活十分困窘，只能靠别人的救济。
村里的柿子都只能由上面统一收购，一斤 9分钱，若到自由市场去卖，每斤能卖 1元钱，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被允许。日子一天一天清苦下去，终于惹火了一个人—张伟基。张伟基是土生土长的南岭村人，生于斯长于斯，自小到大没少吃苦。
他觉得凭一身力气，没有挺不过去的坎，因而从未嫌弃过南岭村的穷，集体出工时从不偷奸耍滑，村里每一丘田每一块地都洒满了他的汗水。上级也信任他，先后任命他担任沙西大队共青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党总支副书记兼南岭村第一生产队队长。
但看到自由市场柿子能卖到 1块钱，上面却偏偏硬着心肠不许卖，乡邻们只能守着贫瘠的土地，隔三岔五饿几天肚子，他有些火了。
这一年秋天，又到柿子阵阵飘香时，张伟基带上两个大队干部跑到布吉公社，黑着一张脸，一把推开了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书记见是一身汗水的张伟基，忙微笑招呼着让座，起身准备泡茶。张伟基却还是沉着脸，理都不理他。
公社书记心里嘀咕起来，张伟基平素很忠厚，很少跟人闹矛盾，这回是和谁斗气，有这么大的火气？
张伟基本来有些心虚，但一想到村里那些柿子和乡邻们的寒碜，终于开了口：“一斤柿子在自由市场能卖 1块钱，统一收购才卖 9分钱。如果老是这样的话，我情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是 1块钱，走社会主义道路是 9分钱！”
公社书记有些吃惊，脸色瞬间变了，没想到平时看上去憨头憨脑的张伟基敢说这样“大胆”的话。他连忙上前关了门，要他小点声，又笑着讲了一番国家的经济政策，劝张伟基服从。
张伟基发了火，出了一口气，心情平静下来。他也知道自己冒失了，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让公社书记也担了风险。喝完书记泡的茶，张伟基垂头丧气回到村里，老老实实把柿子又送到了统一收购点。
1979年春天，宝安县在习习春风中被升格为深圳市，随后，又开始筹建深圳经济特区。南岭村对别的不感兴趣，以为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只隐隐约约听到了边境“开关”传言，很快便信以为真。
从 50年代开始，忍受不了贫寒的宝安人有逃过深圳河，去香港讨生活的现象。南岭村也不例外，几十年下来，三五成群的偷渡从未间断，成了宝安县“逃港”人数最多的一个村。
这回听说边境“开关”，可以大摇大摆去香港了，村里人大喜，像过节一样奔走相告。几个老成人说，先派人去看看。“探子”来到边境线，心里骤然凉了半截，虽然到处藏了从外省市过来打算跑过深圳河的人，但边境依旧戒备森严，根本没有“开关”一事。“探子”回来气喘吁吁一说，大伙都像霜打的茄子，蔫了下来，但心里腾起的火焰，再也熄灭不了。两百多人还是悄悄相约一道找机会跑去香港，张伟基的妻子也在其中。想到张伟基是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肯定会阻止，妻子一直瞒着他，只是有些舍不得两个年幼的孩子，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回来，心里像有一把锋利的剪子在不停地铰。
1979年 5月 6日黄昏，倦鸟归林，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村民们借着暗影，从散布各处的屋舍悄悄出来，稍稍聚集一下，便像一支夜行的游击队，踏出沙沙的脚步声，向边境线挺进。
张伟基获知消息时，已是队伍消失很久以后。他外出办点事，回来后发现村里静得出奇，碰到一个屋檐下叹气的老人，才知很多人走了。
村里有座求水山。山并不高，与远离海岸，遥居内地的名山不可同日而语，最高峰海拔仅有 253.26米。不知何朝何代起，村里的老者受高人指点后便口口相传，说山上有块叫“伯公”的神石，可以求来雨水。于是，每到干旱时，便由村里一名年高德劭的老者领头，几名青壮年抬上家家集资买来的猪牛羊等供品，后面簇拥着手持三角小旗的全村男女老少，吹吹打打，向山上迤逦而来。到“伯公”面前，虔诚摆上供品，老人恭肃着脸，领着全村人跪跪拜拜，念念有词，苦求赐予雨水。
年年难过年年过。“伯公”早已被更名为“求水石”，山也被称为“求水山”，但求来雨水的日子几近于无，南岭村的日子未见丝毫起色，即便峰顶已能俯瞰波光闪闪的深圳水库。
时光迈入 20世纪 70年代末，南岭村还是千百年来的老样子：仅有百来户人家，屋舍低矮破旧，屋内难寻一件像样的家具；村里仅有一条黄土路，坑洼不平；到处是猪屎、鸭粪和鸡毛，脏乱不堪，被外人称为“鸭屎围”。村集体的全部家当是 20多头耕牛、10多台打谷机、一个小型粮食加工厂、几间粮食仓库，加起来价值不到 7000元。家家一样寒碜，除了靠天种些水稻外，其余就是等柿子熟了时换点小钱，人均年收入不足 100元，村民们生活十分困窘，只能靠别人的救济。
村里的柿子都只能由上面统一收购，一斤 9分钱，若到自由市场去卖，每斤能卖 1元钱，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被允许。日子一天一天清苦下去，终于惹火了一个人—张伟基。张伟基是土生土长的南岭村人，生于斯长于斯，自小到大没少吃苦。
他觉得凭一身力气，没有挺不过去的坎，因而从未嫌弃过南岭村的穷，集体出工时从不偷奸耍滑，村里每一丘田每一块地都洒满了他的汗水。上级也信任他，先后任命他担任沙西大队共青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党总支副书记兼南岭村第一生产队队长。
但看到自由市场柿子能卖到 1块钱，上面却偏偏硬着心肠不许卖，乡邻们只能守着贫瘠的土地，隔三岔五饿几天肚子，他有些火了。
这一年秋天，又到柿子阵阵飘香时，张伟基带上两个大队干部跑到布吉公社，黑着一张脸，一把推开了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书记见是一身汗水的张伟基，忙微笑招呼着让座，起身准备泡茶。张伟基却还是沉着脸，理都不理他。
公社书记心里嘀咕起来，张伟基平素很忠厚，很少跟人闹矛盾，这回是和谁斗气，有这么大的火气？
张伟基本来有些心虚，但一想到村里那些柿子和乡邻们的寒碜，终于开了口：“一斤柿子在自由市场能卖 1块钱，统一收购才卖 9分钱。如果老是这样的话，我情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是 1块钱，走社会主义道路是 9分钱！”
公社书记有些吃惊，脸色瞬间变了，没想到平时看上去憨头憨脑的张伟基敢说这样“大胆”的话。他连忙上前关了门，要他小点声，又笑着讲了一番国家的经济政策，劝张伟基服从。
张伟基发了火，出了一口气，心情平静下来。他也知道自己冒失了，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让公社书记也担了风险。喝完书记泡的茶，张伟基垂头丧气回到村里，老老实实把柿子又送到了统一收购点。
1979年春天，宝安县在习习春风中被升格为深圳市，随后，又开始筹建深圳经济特区。南岭村对别的不感兴趣，以为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只隐隐约约听到了边境“开关”传言，很快便信以为真。
从 50年代开始，忍受不了贫寒的宝安人有逃过深圳河，去香港讨生活的现象。南岭村也不例外，几十年下来，三五成群的偷渡从未间断，成了宝安县“逃港”人数最多的一个村。
这回听说边境“开关”，可以大摇大摆去香港了，村里人大喜，像过节一样奔走相告。几个老成人说，先派人去看看。“探子”来到边境线，心里骤然凉了半截，虽然到处藏了从外省市过来打算跑过深圳河的人，但边境依旧戒备森严，根本没有“开关”一事。“探子”回来气喘吁吁一说，大伙都像霜打的茄子，蔫了下来，但心里腾起的火焰，再也熄灭不了。两百多人还是悄悄相约一道找机会跑去香港，张伟基的妻子也在其中。想到张伟基是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肯定会阻止，妻子一直瞒着他，只是有些舍不得两个年幼的孩子，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回来，心里像有一把锋利的剪子在不停地铰。
1979年 5月 6日黄昏，倦鸟归林，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村民们借着暗影，从散布各处的屋舍悄悄出来，稍稍聚集一下，便像一支夜行的游击队，踏出沙沙的脚步声，向边境线挺进。
张伟基获知消息时，已是队伍消失很久以后。他外出办点事，回来后发现村里静得出奇，碰到一个屋檐下叹气的老人，才知很多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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