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用血化开历史的坚冰

下午四点钟到了红树林，等到天黑才往海边走，都还穿着鞋子，慢慢水就淹上来了。我们带了气枕，都背在身上，当时很黑也没有月光，游累了就抱着枕头休息一下。游到中间，香港警察巡逻艇上面的探照灯唰地射过来。我们就沉到水底下，只是把衣服用胶纸包好，因为到香港要换香港的衣服。通讯地址什么东西都用胶带封好。

看到警察跑去追他们两个，我就往回游，然后沉在水底下。等我上来一看，他们全都跑了。游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有硬着头皮往上冲，冲到山边，抓了树皮、草根，一步一步往山上爬。到处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很少树根，也不敢把沙踩下来，怕他们听见了，最后爬到岸上躲在树上面。

那是11 月17 号，我穿了短裤，没穿衣服，只穿了一双军鞋。那个警察啊在下面照来照去，四处抓人。不行，我得快跑！爬啊爬，爬到山顶上，大声地喊同伴，没有一个人回应。再看香港，灯火辉煌，深圳这边黑黑的。我总算到了香港，当时百感交集！这是一个叫欧阳东的“逃港者”的回忆。

他来自深圳大鹏半岛东南的马料河村。1978 年11 月的一个夜晚，全村20 多户人家、70 多口人，静静地走进一条木制的大船，驶向茫茫大海。一个海边村子，由此消失得干干净净、毫无预兆。不要说人，连狗也没留下一条。

1979 年5 月7 日上午，原广东省宝安县沙西大队（南岭村前身）副书记张伟基卖完蘑菇回到家里，就一下子懵了：妻子不见了，才几岁大的孩子蜷缩在柴草角落里，哭着说，妈妈跟着村上几百口人逃港了。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哭着乞求：“沙西大队的跟我回去！”一位村民一边跑，一边掉头喊道：“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最后，只有50 多个村民跟着张伟基回到了村里。

这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前夕的“大逃港”事件中的几组镜头。

20 世纪50 年代至80 年代，有将近100 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1971 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提纲》里提到：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平添了悲壮意味。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进入了严控名单。因为边防部队发现，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具体说来，从1951 年中英封锁边界始，深圳共出现四次大规模偷渡。第一次是1957 年前后，实行人民公社化期间；第二次是1961 年，经济困难时期；第三次是1972 年；第四次是1979 年。从这样的时间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大逃港”的原因无他，而是出于一种最基本的人类本能，那就是摆脱贫穷和饥饿。

很多深圳人还对第四次“大逃港”的场景记忆犹新。1979 年5 月6 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 多个乡镇的7 万民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类似于这样的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甚至出现在央视的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剧中，1976 年10 月，来自北京、上海和安徽的三个年轻人田源、吴怡茹和刘金锁，相约“扑网”逃港，亦即在夜间伺机从罗湖一带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关键时刻，田源和刘金锁为了找回女孩吴怡茹的口琴，最终两个人都没有逃掉，被抓了起来。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两人才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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