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用血化开历史的坚冰

这也说明，我们已经学会了正视那一段沉重的历史。

1978 年4 月，习仲勋被委以重托，主政广东，“看守南大门”。其时，正是“大逃港”最严重的时期。他一上任，就提出到“最乱的农村”去。经过大量走访，他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习仲勋还发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 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 到1.20 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 至70 港币，两者差了100 倍。经济收入如此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据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回忆，习仲勋看到那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逃港者，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并由此得出重要结论：“这些人是外流，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这次调研之后，宝安县发展边境小额贸易，种植蔬菜和建外贸基地的工作，快速展开。坚冰融化的声音，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传了过来。

1978 年底，养鸡超过6 只就是资本主义的教条理念，在宝安县被彻底打破。莲塘大队与香港五丰行开始合作，生产队一次性就为香港客户养了10 万只鸡，每卖一只鸡，宝安农民就可以赚到两元钱的利润。


1979 年早春，广东省委批准了宝安县委《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13 条）的报告。深圳一步步向“特区”靠近了。宝安县实行这项“优惠政策”的有多达14 个公社、镇。也就是说，在中央开办特区之前，深圳已经有了一个实行特殊对外政策的地区，其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办特区的区域。

此后，全深圳很快掀起了一个面向香港，抓活经济的热潮。到处种蔬菜、挖鱼塘……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 万亩鱼塘，改种7 万亩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鱼鲜运往香港，深圳人的生活水准很快有了改观。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农妇，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条”新政策一来，她又要磨豆腐，又要养猪、养鸡，一个人搞不过来，就写信给逃港的儿子说：“你们还是回来吧，两边挣的都差不多了。”结果两个儿子又都从香港回来了。一家人养了一万多只鸡，比在香港打工挣得还多。记录深圳历史的档案显示，最早进入深圳投资办厂，“试水”中国改革开放的那批港商，不少便是在香港发了财的当年的逃港者。

1979 年3 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同年11 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79 年4 月，当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时，满怀信心的习仲勋决心再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汇报。在会上，习仲勋和王全国等人提出了让广东先行一步的问题，并要求划出一些地方来，搞特殊政策，办出口加工区。在习仲勋特意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广东省委要求划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时，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 年8 月26 日，深圳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制度的力量，校正了一个国家前行的方向，也改变了逃港者的脚步。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有人称“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如果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因村民自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当年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为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摸索了出路和尝到了甜头；那么，“大逃港”就为中国的对外开放积聚了巨大的呼唤力量甚至是发出了不屈的先声。

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作者陈秉安反复向人提及，一位深圳宝安本地人跟他说过，“‘改革开放’这4 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是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乃至生命叩响了改革的门环，让这扇紧闭的大门轰然洞开，透进了外部世界的光亮。陈秉安现在还记得，1987 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哽咽着开始回忆。原来，他想起了父亲当年的逃港旧事，父亲当年背着他，已经快到对岸了，却不幸被流弹击中。父亲生前对他说，要活得有出息。如今他出息了，父亲却早已长眠地下。此情此景，怎不令他心生怀亲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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