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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村:一个村庄的传奇

作者:张雄文 来源:《潮卷南海——深圳风雨一百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06 人已围观


张伟基一家一家做工作,终于说服了大伙。一栋崭新的厂房建起来了,像种下了梧桐树,终于引来了第一只金凤凰 —港商兴办的来料加工厂。仅仅两年,生产队就收回了厂房的成本,为日后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1983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决定实行政社分设,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重建乡体制。与此同时,原公社所属的大队被改为村民委员会,一般按村民居住的情况设立。布吉公社随即被改为布吉镇。

沙西大队要改村时,张伟基提议,南岭村四个生产队合并,成立南岭村村委会。这时,张伟基所在的第一生产队已有了 3家工厂,集体资产达 68万元,其他 3个生产队则工业为零,也没有多少集体资产,可谓一张白纸。如果要合并,第一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如何归属,成了大问题。村民们也不时聚在一块,议论纷纷,焦虑地关注这事。
张伟基考虑后,觉得还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应该把第一生产队的资产作为全村的资产。宣布后,其他 3个生产队村民欢呼雀跃,第一生产队不少人却有意见,牢骚满腹。有人放下手中的活计,直接跑到他家里来理论,要求他改变决定。张伟基给他泡上茶,耐心地做工作,讲共同富裕的道理。他的威望高,又说得在理,有意见的人最终被说服了。

南岭村村委会新成立,需要主事的干部。一些人找到张伟基,建议他出面主持村里工作。张伟基说不妥,要选举才能服众。他还提出,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村干部,每个村民一票。

那天,天空瓦蓝,阳光绚烂,选举大会在村部屋场如期举行。得票结果出来时,张伟基的票数高居榜首,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同时,他又被布吉镇任命为党支部书记,党政一肩挑。

大会上,张伟基从坐着的板凳上起身,发表了简短的“施政”演说,郑重承诺:“十年内让大家吃饱饭、有钱花、住新房、健康长寿。”话语掷地有声,乡邻们望着他,眼里喷着希望的光芒,掌声也震天响起来,经久不息。

这时,南岭村已开始实行分田到户,每家每户分了一点田地,有利也有弊。张伟基想,分散不利于搞工业,要实现自己的承诺,必须走集体主义道路,把分的田地收回来,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度。

他给大家一说,村民们都信服,把到手不久的田地又愉快地交到了村里。

为了借鉴别人的长处,张伟基又专程到香港新界的农村,也就是村民们羡慕多年的殷实福地去考察,发现还是要多引来港商和外商投资办厂。但南岭村缺两个硬件:一是没有标准厂房,二是没有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张伟基仔细核算,村里要建几栋像样的厂房,至少需 170万元。对刚刚起步的南岭村而言,这是一个大家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钱从何处来?唯一的办法是向银行贷款。张伟基召集几个村干部商量,话音刚落,大家像炸开的蜂窝,嗡嗡开来。有人忧心忡忡地说,170万元不是小数目,万一办厂不成,亏了,贷款怎么还得起?

张伟基一脸坚毅,断然说,还不起,我来还!

仿佛一声巨雷滚过,其他干部不作声了。

拍板后,南岭村从银行贷出了款项,厂房也开始了热火朝天的修建。全村青壮年上山抬石,下河捞沙,用汗水浇灌着层层垒砌的砖石。不久,簇新的厂房在南岭村的绿树掩映之中矗立起来。

一批“三来一补”企业闻讯后,纷纷前来办厂投资,一些还是以前拒绝过张伟基和南岭村的傲慢者。张伟基常常乐得合不拢嘴,得抽出时间与脸上淌溢迫不及待神色的各路客人洽谈,甚或有些应接不暇了。1984年年终时,南岭村一共办了 13家来料加工厂。产品也琳琅满目,包括电子、电器、五金、皮革、玩具、手袋、丝花和机绣等 10多种,远销香港和海外。

仅有 134户人家和 590口人,千百年来只有鸡犬相闻,还有鸟鸣屋檐和树荫的南岭村,一下子人头辐辏,喧闹起来,人数短时间内骤然升到了 4000人。除了已基本都在村里上班拿工资的全村青壮年外,还有从内地招来的正式职工,多达 800人。南岭村也甩掉了昔日连狗都嫌弃的贫寒帽子,农业收入、来料加工的收入、工资收入,还有股份分红,人均年收入达到了 3500元,超过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罗湖渔民新村。

张伟基深知长远发展还得靠知识,不能富了口袋,穷了脑袋。1983年,他在村里办了一所文化夜校,让 35岁以下、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都去学习。这是改革开放后深圳的第一家夜校,成为过去上不起学的村民最好的充电站。一时间,上课的夜晚,村里再看不到闲逛的年轻人,夜校的讲课声,像动听的小夜曲,让村子陶醉在迷离的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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