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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 9月 30日，他忽然接到通知，说可以回家了。于是，袁庚像莫名其妙被抓来一样，又莫名其妙地被释放了，但境况依旧未改变多少。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了自己的状况：“未做结论，未恢复政治待遇和组织生活；一如既往子女均受牵连。又由于长期除名，停发工资，冻结存款，至今靠借支生活。”

在狱中空耗了 5年，袁庚特别想工作，但原单位已将其除名，政治上又尚无定论，他只能去找老关系，为自己谋一份差事。

这时，“文革”中被“打倒”而消失许久的廖承志、叶飞和曾生，也先后被“解放”出来，重新出现在国人的视野。廖承志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担任交通部部长，曾生稍后也成为交通部第一副部长。

这三人，可以说都是袁庚的老首长：廖承志、曾生是他在东江纵队时的间接或直接领导，叶飞则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过两广纵队作战，也间接领导过他。在他们的同情和过问下，1975年 10月，袁庚终于重新“上岗”，成为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不久出任外事局副局长。

1978年 6月，叶飞把袁庚叫到办公室，劈头就问：“愿不愿意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

对香港招商局，曾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袁庚有所了解。招商局即是“设局招募商股”的意思，这是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由朝廷重臣李鸿章开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曾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等，开创了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在内地的财产由人民政府接管。

1950年 1月 15日，迁往香港的招商局全体员工及 13艘海轮在维多利亚海湾升起五星红旗，汽笛齐鸣，向全世界宣告：起义！回归新中国！此后，内地仍然在香港设立招商局营运总部，招商局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袁庚听到“打开局面”四个字，尽管已年过六十，招商局的业务也陌生，却仍然有老将黄忠的豪情，内心一阵澎湃，当即答应：“愿意！”叶飞笑了，将赴港参与招商局领导工作的任务交给了他。

袁庚一到香港，就马上开始深入调研，了解情况。不久，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赴港澳考察组也来了。

袁庚陪同段云和考察组到港口、工地走走看看，同时汇报他到香港调研后的设想：招商局打算利用当地银行外汇贷款，抓住船价大跌的有利时机，增添一批新船和半新船，建成一支比较有竞争能力的船队，开辟班轮航线，开展对外揽载业务。袁庚无限憧憬地说，这个设想若落实，有些挂五星红旗的船只不能航行的地区，可由这支船队承担运输任务；也可以逐步把外贸部门现在租用的外轮代替下来。

见段云笑容满面，不断点头，袁庚又笑着说，招商局还打算利用当地港湾，增建一个浮船坞，发展多船业务，增加外汇收入。

袁庚的设想，都得到了段云的赞许，成为考察组后来上报国务院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来源之一，促成了宝安撤县建市和特区建设。

1978年 8月，袁庚顶着流火的酷暑，也带上一份厚实的调研报告回到了北京，向叶飞和交通部党组汇报。叶飞很满意，征求曾生等其他党组成员的意见后，决定让招商局“放手大干”，同意“放权”，“授予招商局就地处理问题的机动权”。他还交代袁庚，尽快起草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讨论通过后，以交通部党组的名义上报中央，请求中央批准和支持。

袁庚的请示报告很快出来了。文字还是战争年代朴实无华的风格，几乎没有阐述与分析，全是一件件渴望要做的工作，像一份急切的请战书。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招商局“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改革方针，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对外开放的建议。叶飞、曾生和其他党组成员看了后，都点头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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