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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汝铭：威豹押运在深圳成就“现代镖局”传奇
作者：戴北方、林洁、王璞 来源：《深圳口述史 2002—2012》 责任编辑：Gangan 2022-12-13 人已围观
沈汝铭
1958年6月生，籍贯江西省高安市。毕业于新疆财经学院金融系，1982年至1988年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沙区办事处、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支行任职；1989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历任科长、副处长、处长；1996年至今，历任深圳市威豹金融押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监事长。
深圳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在于充满了无限可能性，这一点吸引着我，使我义无反顾来到了这里。
那是1988年前后，我在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支行任调查科科长时，出差来深圳，我记得当时是冬天，红荔路上的深圳老图书馆旁开满了米兰花，与冰天雪地的新疆形成极大反差，令我着迷。
在那之前，我在新疆银行系统工作了7年。由于我是金融专业出身，虽然很受器重，但受环境局限，难有突破。深圳不一样，这里的金融行业很活跃，创新氛围浓厚。我出生在湛江，尽管从小跟着军人父亲走南闯北，但对南方有一种天然的喜欢。感受到深圳活跃的金融业氛围后，我就不想回新疆了。
那年我30岁，还没成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于是跟领导打报告申请调动。领导开出提干等各种条件挽留，都被我婉拒了。1988年，我离开新疆只身南下，次年参加了深圳市调干统考，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开始了一番“折腾”的工作生涯。
沈汝铭：威豹押运在深圳成就“现代镖局”传奇
壹
倘若我在内地提出这个方案，可能不会有人在乎。这件事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深圳锐意改革的可贵之处。
“破冰”：国内运钞体制改革与探索
来深圳后，我被安排到调查统计处，负责金融数据统计。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深圳各家银行在贷款业务上互不通气，这给了部分企业“拆东墙补西墙”的可乘之机。我向领导提议建立贷款证，加强各银行在企业贷款业务上的沟通。
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并在全国推广，之后延伸、发展为现在的资信系统。倘若我在内地提出这个方案，可能不会有人在乎。这件事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深圳锐意改革的可贵之处。
后来，我被调到金银管理处，负责全市黄金市场管理，同时兼任货币管理处处长，监管全市货币发行、储存与运输。1995年和1996年，北京和广州番禺等地先后发生运钞抢劫案，当时轰动全国，也引起有关方面对银行运钞体制的反思。当时，银行运钞是各行自己负责，每新增一家支行，就必须建金库，配备押运车辆和守库人员。总体押运力量投入大，但单个银行、单个网点的力量非常薄弱，发生风险概率大。这种模式制约了银行业的快速发展。
面对这种形势，在1996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提出了组建专业化押钞公司的设想。改革分别在公安和银行两大系统进行试点。在公安系统，1996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局依托经济民警总队组建了国内第一家武装护卫专业机构—北京振远护卫中心，同年6月，上海成立了上海市保安押运有限公司。
在银行系统，央行把先行先闯的试点重任交给了金融业高速发展的深圳，探索第三方金融物流服务模式。牵头任务落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头上。
一波三折，组建威豹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王喜义把组织筹备的任务交给了我。说实话，我很不想接手。之前，已经有人筹备了大半年，但因为各种原因无所进展。我一接手，就得从中国人民银行脱钩，个人收入无保障，能不能做成这件事谁也不知道。
但我没有退路，还是接了这个活儿。上面一分钱也没拨，只给了一纸任命书。我当时对押运公司并不了解，于是整天泡图书馆，看国外的押运公司和古代镖局是怎么做的，也跑去押运业发达的香港学习。有一定了解后，我觉得这事还有点意思。
筹备公司时一穷二白，我们从银行系统调人，没人愿意来。最后，我发动人脉找来几位成员，其中两位是研究生，笔杆子和财务能力都不错，另外两位分别是深圳武警和新疆部队出身，负责组建安保队伍和枪支管理。他们对公司的成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人是来了，但我没钱发工资，只得通过个人关系借款发工资。借的钱能不能还上，我心里其实也没底。我很感谢老行长王喜义。公司买营业楼，需要1700万元，是他给我们批准借款垫付的。买下楼没多久，王行长就退休了，钱得还上，多亏招商银行帮助，以营业楼作抵押，贷给我们2000万元。这是公司第一笔启动资金的由来。
公司组建经历了一番波折。我们原想联合市公安局和武警边防办事业单位，武警提供复员战士，公安负责枪支管理。我前后多次跑公安部和省里打报告，快谈好时，政策变了，不再允许部队办企业。倾注了半年心血的方案只好作废，我们心里十分沮丧。
但到了这一步，只能继续往前走。我们立刻启动第二套方案，由各银行当股东，先解决注册问题。为了长远发展，我们按股份公司的要求办公司，注册资金1100万元。这1100万元要均摊到深圳17家金融机构下属法人企业身上，他们不乐意。其顾虑有三：一是公司办不办得成，安全有没有保障？二是钱怎么摊？三是他们原有的押运人员怎么办？
我们筹备组兵分两路，我负责与银行领导们沟通，而真正的阻力来自银行的经办和保卫部门。有些保卫处长跟我们讲，我们那么多员工，让他们下岗，怎么忍心？这样的谈判不是坐在圆桌旁三两天就能谈好的，我们筹备组一家一家银行跑，做了很多工作。
我特别感谢当年一起创业的老同事们，上下一条心，只想着怎么把公司做起来。前7个月里，公司管理层每月只有800元的基本工资，招来的职工和安保人员只包吃住，但大家坚持干活，从不计较。那时我的孩子5岁了，家事都是太太在管，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只想着怎么尽快把公司运营起来。
与银行谈好后，去市工商局注册公司，又遇上了困难。威豹作为一家股份制企业，要配备武装押运队伍和枪支，在当时没有先例。经过几个月的协调，市公安局签字同意。1997年2月3日，深圳市工商局颁发了营业执照，深圳市威豹金融押运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注册了。
1958年6月生，籍贯江西省高安市。毕业于新疆财经学院金融系，1982年至1988年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沙区办事处、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支行任职；1989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历任科长、副处长、处长；1996年至今，历任深圳市威豹金融押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监事长。
深圳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在于充满了无限可能性，这一点吸引着我，使我义无反顾来到了这里。
那是1988年前后，我在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支行任调查科科长时，出差来深圳，我记得当时是冬天，红荔路上的深圳老图书馆旁开满了米兰花，与冰天雪地的新疆形成极大反差，令我着迷。
在那之前，我在新疆银行系统工作了7年。由于我是金融专业出身，虽然很受器重，但受环境局限，难有突破。深圳不一样，这里的金融行业很活跃，创新氛围浓厚。我出生在湛江，尽管从小跟着军人父亲走南闯北，但对南方有一种天然的喜欢。感受到深圳活跃的金融业氛围后，我就不想回新疆了。
那年我30岁，还没成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于是跟领导打报告申请调动。领导开出提干等各种条件挽留，都被我婉拒了。1988年，我离开新疆只身南下，次年参加了深圳市调干统考，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开始了一番“折腾”的工作生涯。
沈汝铭：威豹押运在深圳成就“现代镖局”传奇
壹
倘若我在内地提出这个方案，可能不会有人在乎。这件事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深圳锐意改革的可贵之处。
“破冰”：国内运钞体制改革与探索
来深圳后，我被安排到调查统计处，负责金融数据统计。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深圳各家银行在贷款业务上互不通气，这给了部分企业“拆东墙补西墙”的可乘之机。我向领导提议建立贷款证，加强各银行在企业贷款业务上的沟通。
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并在全国推广，之后延伸、发展为现在的资信系统。倘若我在内地提出这个方案，可能不会有人在乎。这件事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深圳锐意改革的可贵之处。
后来，我被调到金银管理处，负责全市黄金市场管理，同时兼任货币管理处处长，监管全市货币发行、储存与运输。1995年和1996年，北京和广州番禺等地先后发生运钞抢劫案，当时轰动全国，也引起有关方面对银行运钞体制的反思。当时，银行运钞是各行自己负责，每新增一家支行，就必须建金库，配备押运车辆和守库人员。总体押运力量投入大，但单个银行、单个网点的力量非常薄弱，发生风险概率大。这种模式制约了银行业的快速发展。
面对这种形势，在1996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提出了组建专业化押钞公司的设想。改革分别在公安和银行两大系统进行试点。在公安系统，1996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局依托经济民警总队组建了国内第一家武装护卫专业机构—北京振远护卫中心，同年6月，上海成立了上海市保安押运有限公司。
在银行系统，央行把先行先闯的试点重任交给了金融业高速发展的深圳，探索第三方金融物流服务模式。牵头任务落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头上。
一波三折，组建威豹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王喜义把组织筹备的任务交给了我。说实话，我很不想接手。之前，已经有人筹备了大半年，但因为各种原因无所进展。我一接手，就得从中国人民银行脱钩，个人收入无保障，能不能做成这件事谁也不知道。
但我没有退路，还是接了这个活儿。上面一分钱也没拨，只给了一纸任命书。我当时对押运公司并不了解，于是整天泡图书馆，看国外的押运公司和古代镖局是怎么做的，也跑去押运业发达的香港学习。有一定了解后，我觉得这事还有点意思。
筹备公司时一穷二白，我们从银行系统调人，没人愿意来。最后，我发动人脉找来几位成员，其中两位是研究生，笔杆子和财务能力都不错，另外两位分别是深圳武警和新疆部队出身，负责组建安保队伍和枪支管理。他们对公司的成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人是来了，但我没钱发工资，只得通过个人关系借款发工资。借的钱能不能还上，我心里其实也没底。我很感谢老行长王喜义。公司买营业楼，需要1700万元，是他给我们批准借款垫付的。买下楼没多久，王行长就退休了，钱得还上，多亏招商银行帮助，以营业楼作抵押，贷给我们2000万元。这是公司第一笔启动资金的由来。
公司组建经历了一番波折。我们原想联合市公安局和武警边防办事业单位，武警提供复员战士，公安负责枪支管理。我前后多次跑公安部和省里打报告，快谈好时，政策变了，不再允许部队办企业。倾注了半年心血的方案只好作废，我们心里十分沮丧。
但到了这一步，只能继续往前走。我们立刻启动第二套方案，由各银行当股东，先解决注册问题。为了长远发展，我们按股份公司的要求办公司，注册资金1100万元。这1100万元要均摊到深圳17家金融机构下属法人企业身上，他们不乐意。其顾虑有三：一是公司办不办得成，安全有没有保障？二是钱怎么摊？三是他们原有的押运人员怎么办？
我们筹备组兵分两路，我负责与银行领导们沟通，而真正的阻力来自银行的经办和保卫部门。有些保卫处长跟我们讲，我们那么多员工，让他们下岗，怎么忍心？这样的谈判不是坐在圆桌旁三两天就能谈好的，我们筹备组一家一家银行跑，做了很多工作。
我特别感谢当年一起创业的老同事们，上下一条心，只想着怎么把公司做起来。前7个月里，公司管理层每月只有800元的基本工资，招来的职工和安保人员只包吃住，但大家坚持干活，从不计较。那时我的孩子5岁了，家事都是太太在管，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只想着怎么尽快把公司运营起来。
与银行谈好后，去市工商局注册公司，又遇上了困难。威豹作为一家股份制企业，要配备武装押运队伍和枪支，在当时没有先例。经过几个月的协调，市公安局签字同意。1997年2月3日，深圳市工商局颁发了营业执照，深圳市威豹金融押运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注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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