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难先：在“文化沙漠”种一棵树

人物简介：
陈难先，1943 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市，196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1982 年 10 月调入深圳市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组建并管理一小、二小、一中、二中共四所学校，即育才学校。曾任蛇口工业区教育卫生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长、社区教育顾问等职。2003年退休。
 
陈难先今年 75 岁，虽已满头白发，但仍能一刻不停地讲几个小时，据说这是早年间在东北当老师时练就的本事。这位深圳育才学校的创始校长，在 27 岁与教育结缘，40 岁来到南国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深圳，60 岁退休，直到今天，都始终与“教育”二字紧紧相连。
 
被“抢”到西语系
 
陈难先考上北大是一件让周围人都挺感意外的事，这份意外跟 20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气候有关。陈难先出身地主家庭，早年跟着父母从浙江绍兴搬到了上海。由于“出身不好”，陈难先一直处于自卑的状态。“一个自卑的人同时也是自负的”，陈难先这么评价自己。1962 年的高考重点学校可以填 12 个志愿，陈难先的第一志愿填了复旦大学的新闻系，第二志愿开始就是北大中文系、西语系、东语系以及俄语系。陈难先的老师让他填个师范学校保底，但是被他拒绝了。
 
“新闻系不会要我的，党的喉舌岂能交给你这样的人去把握，不可靠么。”陈难先笑笑。而在当时的北京，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提出了“不‘唯成分论’”，他认为家庭出身不能自己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并在北京率先落实了这一方针。就这样陈难先凭借高分顺利被自己的第二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但是陈难先的英文成绩吸引了西语系招生老师的目光，于是他被“抢”到了西语系。
 
20 世纪 60 年代，尽管是在北大，英语教学辅助设备跟今天相比还是有所欠缺。“当时我们西语系里的录音机，你们可能都没有见过，有这么大，这么厚，”陈难先拿手比画了一下大小，继续说道，“女孩子都不一定提得动这个录音机，太重了。”这样笨重的录音机需要向系里登记借用。系里有一间听音室，学生想听录音需要借耳机。“我们可以凭学生证去借一个耳机，这个耳机有一个插销，然后从墙上的三个插孔选一个插进去，一共只有三个选择。”不像今天的收音机节目那么丰富，60 年代的北大西语系也只提供三个频道，“你不能‘点菜’。”
 
   
回过头来看，北大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习条件，自然是不能与今日相比的。但是跟其他院校来比，已经算是相当优越了。在陈难先的印象里，每个人考上北大之后都是满满的自豪感，没有人会说“这什么破录音机”之类的话。
 
除了教学设备的欠缺之外，在当时的西语系也很难见到外籍老师的身影。陈难先那一批 60 年代的西语系学生，只在大二上过一年的口语课。“这跟我们北大培养外语人才的方向有关，我们这个西语系叫西方语言文学系，它培养的人是搞语言文学的，所以相对来说对口语不那么重视。”在当时的西语系教授中，大多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归国的留洋教授，但也有少数没有留洋背景的“土教授”。陈难先对自己在北大求学时的教授仍留有相当深的印象：“有些教授的口语可能没那么流利，但在专业方面的学问有时甚至高过外国人，他们的外国文学和语言的造诣水平是一流的。”
 
1967 年，陈难先从西语系毕业，正值时局变动。他的命运和许多北大人一样，悄然发生了改变。
 
十年黑龙江，一生为园丁
 
1968 年，陈难先和其他西语系毕业生一道离开了北大。当时，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这些毕业生被当作劳动改造的人，送到了河北唐山郊区一处名叫草泊的地方。陈难先在这里种了两年水稻。
 
等到再教育结束，不少人希望回到浙江、江苏等地工作。“我当时也想回浙江，但是报名的人太多了，刚好连队在号召大家去边疆，我就主动报名去了黑龙江。”
 
来到黑龙江之后，陈难先到省教育厅报到。“省教育厅给了我六个地方让我挑选，我把这六个地方的地名抄下来就走了，在省教育厅楼下买了一份黑龙江的地图，在马路边就对照着地名开始找。看到了尚志，就在哈尔滨东边，牡丹江和哈尔滨的中间。”陈难先最后选择了尚志县，但仍不知道会被分配到尚志的哪所学校。
 
到了尚志之后，陈难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到村子里的小学当老师都是可以的。但是陈难先也提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我是南方人，每年总要回家探亲，希望这个村子离铁道近一些；第二个要求是我不会做饭，希望学校有食堂或者学校边上可以有搭伙的。就这两个要求。”陈难先的这番话令当时尚志县的教育局同志有些感动，直夸陈难先老实：“你这两个要求简直跟没提一样，现在我们这儿的高中毕业生都不愿意回村子里当老师，何况你还是北大的毕业生。我就给你留在尚志县城里头。”陈难先就这样在尚志县城的一所中学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
 
起初，陈难先教的是英语，但是半年后陈难先就跟校长请求停了这门英语课。在当时的英语课本中，内容大抵都是一些政治口号，“Lesson one: Long live Chairman Mao；Lesson two: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当时就想，这种口号我把学生教得滚瓜烂熟、发音标准，是没有用的。他们学会这么几个政治口号不等于会外语。”陈难先又想到鲁迅先生曾说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他觉得这样的教课就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就这样，陈难先安全地劝说校长停了英语课，开始在中学里教各种文科科目，如历史、地理、社会发展史。“但是我教得最多的还是语文，因为我高考那会儿就想考中文系，我的语言功底还不错。”
 
时间来到了 1975 年，“恢复高考”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陈难先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建议学校恢复英语课。直到这时，陈难先才重新站上英语课的讲台。
 
然而在黑龙江的这几年里，陈难先始终适应不了东北的大碴子。“那时候一天三顿，顿顿大碴子，菜里边一点油也没有，胃也吃坏了。我现在长久的严重胃溃疡就是在那个时候造成的。”生活上的不便，使他产生了离开黑龙江的想法，早期黑龙江方面是答应肯放人的，但是没有地方肯接收。然而等到南方有人肯接收陈难先，黑龙江又不肯放人了，“我又不会去走后门不会去送礼，也不稀这样做。”陈难先就这样继续留在了黑龙江。
 
继续待在黑龙江的这三年里，陈难先开了两期中小学英语老师培训班，义务培训尚志的中小学英语教师。三年之后，即 1980 年，陈难先离开待了整整十年的黑龙江，回到了浙江。陈难先不无感慨地说：“一个原先不想读师范的年轻人从此就入了教育行当了，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一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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