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难先：在“文化沙漠”种一棵树

“不那么崇高”
 
回到浙江之后，陈难先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英语。1982 年的一天，陈难先接到了来自昔日校友韩邦凯的电话，询问他是否愿意到蛇口的培训中心来做老师，韩邦凯让陈难先在电话里就做出决定。“我当时脑子飞快地转了一下，我说‘行’。”
 
韩邦凯原先是陈难先北大的同窗，早几个月到了深圳蛇口来发展。而陈难先在回杭州之前一直保持单身，直到 1981 年才跟韩邦凯的妹妹结了婚。这个电话相当于是韩邦凯对妹夫的一次邀请，陈难先回忆说：“我当时也来不及请示远在上海的妻子和在安徽农村的父母，因为韩到了深圳之后经常写信回上海，所以我妻子一家对于深圳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我相信她也不会反对我来。”就这样，在校友兼大舅子的推荐之下，陈难先从挂了电话到踏上深圳这片土地，只用了短短 21 天。“我离开杭电像扔了一颗炸弹，尤其是年轻老师跟炸了锅一样。‘有愿意离开杭州的，谁啊？大学老师都不愿意当了 ?’就是这样的。”在这 21 天里，陈难先辞去了原先的工作，放弃杭州户口，来到了这个连城市名都被大家读成“深川”的地方。
 
陈难先在杭州教书的时候，工资是 68.50 元一个月，既要给在安徽农村的父母寄生活费，又要时常回上海去看望妻子和岳父母，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到了深圳之后，工资变成了 168 元一个月，每个月增加的99.50 元，对于陈难先养家糊口来说，算是解决了大问题。“我来到深圳的基本动机，写在一篇题目叫《不那么崇高》的文章里。来深圳参加建设特区不假，但来的时候的基本动力和愿望，不是说我只是因为建设特区才来的。”
 
   
陈难先到了深圳之后，才真正感受到了为什么这里被称为“文化沙漠”。深圳地处海边，交通相对不发达，文化底蕴也不深厚。他回忆那个时候要买些教学用品，蛇口没有就要跑到南头，南头也没有的话要跑到广州，而很多东西确实要跑到广州才能买得到。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毗邻香港的深圳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城市文化，后来陈难先在创办育才学校的过程中使用香港原版教材，这种“培养学生学会跟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教育理念，也是深深植根于深圳独特的城市氛围中。
 
七八顾茅庐
 
刚到蛇口那会儿，陈难先很喜欢蛇口的民主氛围。“蛇口的袁庚是一个很民主的人，他尊崇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理念，保护人说话的权利。即使你讲的不对或者你反对我，我也保护你的话语权，袁庚基本上在推行这样的理念，这种理念对于北大学生来说是非常容易被接受的。”陈难先回忆说现在的蛇口人都在怀念当时的那种蛇口精神，这种精神被万科的王石称为“蛇口基因”。
   
陈难先起初是在工业区的培训中心教书。1983 年初，工业区要组建一所学校，找到了陈难先，想请他出任校长。一开始陈难先拒绝了：“我心想，我之前别说校长了，连教导主任都没做过，不敢贸然接下这个任务。”但是陈难先是当时工业区为数不多的既在中学又在大学有任教经验的教师，人事部的干部就一次次地拜访陈难先，前后去了七八次，盯着他要他答应。“最后连韩邦凯和我夫人在家里都说了，陈难先你就不要拿架子了，答应吧，诸葛亮才三顾茅庐，人家顾了你七八顾了你还不答应。”就这样，在“内外交困”之下，陈难先接下了这个重担。
 
1983 年 4、5 月间，陈难先以蛇口工业区育才学校准校长身份开始学校的筹建工作。当时的陈难先深知自己肩上的任务之重。“如履薄冰、诚惶诚恐”，是陈难先自己对于当时心境的描述。
 
陈难先为了解决招聘好老师这一问题四处奔波游说。20 世纪 80 年代的人事调动不如现在自由，人往往是跟单位挂钩，可以说是点位所有制。“那时候光你自己同意来深圳可不算，还要看你原先的单位放不放人，因为单位拿着你的档案，没有档案很多事情都办不成。”尽管面前摆了这道坎，招老师的时候陈难先还是亲自出马，一路北上，在 20 天里走了 15 个省市，第一站杭州最后一站沈阳，“火车、汽车这么一段一段地坐”。
 
一路上颠颠簸簸，陈难先吃了不少苦。在淮南招到了两个老师之后，陈难先从水家湖站一路北上赶赴北京，但火车上没有空座位。“天津站下的人多我才捞到一个座位，之前我一直站在两个车厢衔接的地方，厕所都进不去，厕所都挤满了人。”
 
除了旅途的奔波，招老师时碰壁的情况也发生了不少。在武汉郊外的围垦区，陈难先好不容易找到两位“文革”之前的大学毕业生，想动员他们到育才去。那时正值武汉发水，陈难先挽起裤脚蹚大水，跑到了区教育局，获得同意，但是在市教育局，却仍功亏一篑。同样的事情也在长沙发生……尽管招老师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碍，但这 20 天陈难先还是从各地招来了一批优秀的教师。而在第二年，北京东城区的四所重点中学也在政府的牵头之下，以特级教师郑俊选为首，带来了一批优秀老师到深圳育才学校对口支援。从北京来的这些老师解决了育才早期的大困难，他们跟中国中小学教育最前沿的先进思想接轨，眼界高一些，这种眼界“不是蛇口的眼界”，而是能够使育才的办学眼光和北京最好的学校“站到了一样的平台”。
   
教师班子组建起来了，可是校舍问题又摆在了陈难先面前。当时只有一幢校舍，12 个教室，但第一年就招了 12 个小学班、3 个初中班。校舍不够怎么办？就把老师办公室腾出来供上课用，老师们挤在一处办公。陈难先就向工业区副主任熊秉权提了意见：“你一定要建一个新的校舍我才能招生，而且一定要第二年的 8 月交给我用，这样我才能招生，否则我是不能招生的。” 第二年 8 月，新的校舍如期交付到了陈难先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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