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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政府文化资源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与问题

作者：袁园来源：《深圳市文化艺术研究与探索》丛书责任编辑：Gangan 2023-03-24 人已围观

3．通过外部供给及农民组织化等方式，鼓励非政府文化资源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主要是依托乡镇政府组织，特别是乡镇事业单位来实现。其中，乡镇事业单位中的文化站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然而，这种单一供给的方式，使得当前农村的公共文化产品容易产生供给不足、分配不均以及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难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如何推进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创新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成为构建新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

（1）鼓励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外部供给。

乡镇图书馆作为普及农民文化知识的重要资源阵地，是政府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成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突破口。在乡村图书馆的发展中，一些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早在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就参与其中，并逐渐成为乡村图书馆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些活跃在乡村图书馆建设中的民间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一些海外基金会和慈善组织，如美国加州圣峪中华文化协会、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滋根基金会等；另一种则是以国内知识分子为主的民间组织或个人，如北京天下溪教育研究所的“乡村社区图书馆援助计划”、《中国妇女》杂志社发起的“星星火农村妇女家庭图书阅览室”、中华文学基金会创办的“育才图书室工程”等等。还有一些依托公益网站发起的捐书助教和建立图书室活动，如“百草园公益图书馆项目”、贵州“心灯”图书室、微笑图书室以及各种志愿者组织的公益性图书捐助活动等等。

海外基金会这一块，“健华图书馆联盟”和“青树乡村图书馆中心”是国外非政府组织供给的代表项目。由美国加州圣峪中华文化协会健华社启动的“中国乡村图书馆援助计划”，采取与当地政府共建的模式，有一套严格的申请和批准程序，是运作时间最长、最成功的海外基金项目，至2008年，已在19个省市自治区与当地政府共建92所图书馆。而美国青树基金会则以乡村中学图书馆为主题，拓展服务范围，延伸至村民，从2001年创办至2008年，先后为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江苏和北京等省市贫困地区20多所学校无偿提供各种图书、教学设备，并资助贫困生培训，在陕西、甘肃、青海建立远程教育卫星接收站20座。

国内的民间组织多以送书下乡为起点，以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为主要着眼点，以乡村基层社区图书馆和小学图书馆建设为核心，建立起各自的网络，发展出一整套的募捐、选点、配书、派送、管理监察的流程。例如：“百草园的图书馆项目”，由NGO中国网发起，通过在大城市募集一些图书和设备，帮助教育落后的贫困地区的学校和社区（主要是乡镇及乡镇以下）建立公益图书馆，所有活动都是由志愿者完成。又如“天下溪乡村图书馆项目”，始建于2003年，通过网络建立起报名、捐赠、援助等系统，到2007年4月底，已为全国20个省捐献了187个小型图书馆。2003年，由一些热爱旅行的人士自发成立的“微笑图书馆”，用4年时间在14个省市区向78所学校捐献了4万多册图书。

（2）基于农村基层文化社团的多样化实践。

早在2000年，湖北咸安乡镇站所改革，就开始坚持市场取向，引入竞争机制，变“养人”为“养事”，按照“行政职能整体转移、经营职能走向市场、公益服务职能面向社会”的总体思路，对乡镇事业单位进行撤并、转制。然而，这种为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根本转变为改革实践的做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由文化站改制而来的文体服务中心，由于经上级划拨的活动经费层层缩水，而又拥有在乡镇文化服务中处于垄断地位的专业设施和文化资源，因而缺乏应有的市场竞争压力，很难具有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此种情况下，结合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阶段，除了从基础设施建设着手，加强乡镇之间信息共享工程、乡镇文化站与村级文化大院建设之外，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强调他们的主体地位，鼓励非政府领域的基层文化组织的发育成为破解乡镇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缺乏这一难题的当务之急。

农村文化社团组织建立和发挥作用有多种途径，主要可分为如下三种：

①建立在私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民间艺人的自发组织。

类似地缘、血缘的关系网络往往成为民间艺人自发组织的基础。他们多以自筹资金、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形式开展文化活动。由于来自于民间，他们与农民有着最直接的接触，是农村文化事业中的最活跃分子。他们组建的团体包括农村业余剧团、个体电影放映队、农民家庭书屋等。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主要是缘于这些民间艺人年老之后，没有经济负担，为了消遣娱乐，以及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他们往往在剧团中寻找归属感和尊重感，因而具有非常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外，有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和一定经济实力的热心农户组建的农民文化大院，一方面向广大农民进行文化知识的普及，另一方面组织农民开展内容健康的娱乐活动，弥补了政府文化站的不足，成为农民自娱自乐的“俱乐部”。但农民文化中心也普遍存在政府资助不多、社会捐助不足、个人管理随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