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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的地平线 ——谈深圳的“打工文学”
作者：李小甘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打工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0 人已围观
“打工文学”：新时期的文学现象
文学是社会生活内在精神的外在形态。倘若将文学比喻为风筝，那么，当它飘逸悠然地翱翔在时代的天际时，牵放它的纤线却紧系在生活那里。自1980 年代始，深圳特区的生成伴随着一个类似外国工业现代化早期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这座原来仅两万多人口的边陲小镇不仅呼唤着经济科技人才，而且急需大量的廉价劳工。于是，那些满怀希冀与梦想的青年从山区、老区、边区涌向了特区。正如一篇反映“打工妹”生活的报告文学所写的，“一个个少女从农村低矮的房屋中，从枝丫交错的桑林中，从小镇歪斜的石板街中走出来了。她们或提一个包袱，或夹一卷行李，饮泪告别家园，回首辞却父母，踏上了人生旅途的第一程”( 陈秉安：《来自女儿国的报告》)，在深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打工一族”。他们将自己绚烂的青春交付给灰色的流水线的同时，也在深圳特区广阔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出壮怀激烈的正剧。他们有很多的理想与憧憬需要倾诉，他们有很多的困惑与苦闷需要发泄。而数以百万计的“打工仔”“打工妹”的介入，必然会牵动社会的神经，引起不甘寂寞的文学的关注。熹微的晨光中，特区的地平线上出现一种崭新的文学景观——“打工文学”。
“打工仔”出身的青年作者林坚和张伟明分别推出了中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与《下一站》，这两篇作品( 我认为迄今为止它们是“打工文学”的代表作) 表现了与他们胼手胝足的兄弟姐妹的人格痛苦和个性异化，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使他们有点眩惑，但尽管穿行于“别人的城市”有点迷惘，他们心灵深处仍翘望着“下一站”。都市的背影中，还走来了一大批“打工诗人”，如夏炎炎、夏木子、汪少涛、唐成茂、朱立忠等，他们写出了“只有临走时匆匆拍的几张彩照最能证实／那巍然矗立的高楼大厦立交大桥高速公路／就是你们十八岁的青春十八岁的丰碑”( 林桂珍：《特区女临工》)，“如同一只受伤的小鸟／找不到栖身的树叶／我们就再也禁不住地流泪了／可抹干泪水依然满面晴朗”( 夏炎炎：《我们》) 这样令人怦然心动的诗句。近两年，又蹦蹦跳跳地蹿出来了一个安子，写出了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她在《深圳特区报》连载并出版了单行本后，引起广泛的反响。安子的作品写出了“打工妹”的双重性格与双重倾向——既压抑又乐观，既灰暗又明丽，被誉为深圳“打工妹”的众生相，是她众多打工姐妹的“心灵档案”。此外，深圳的许多作家，如陈荣光、杨群、陈秉安、黄开林等，也推出了一批表现“打工一族”生活的作品。然而，由于他们现在身处另一社会群落，其作品虽然在技巧上更臻圆熟，却没有林坚、张伟明和安子的作品那么振聋发聩。而以“打工文学”为基础的电影故事片《特区打工妹》、电视剧《外来妹》和大型演唱会“百万星光耀鹏城”，更是将“打工文学”推向了一个高潮。近几年，国内文学界大致形成了三大热点：一是纪实文学热，二是通俗小说热，三是新潮小说、新写实小说热。“打工文学”可以归入纪实文学之列。它已不是来自生活底层的几声咏叹，也不是游离于文学主流外的涓涓细溪，它已构成了新时期的一种文学现象，将以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载入现代文学的史册。
“打工文学”：别人的城市与自己的文学络绎于途的众多“打工仔”“打工妹”一旦进入城市，进入一种新的生存状态，新旧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反差，使他们未免有“别人的城市”之类的慨叹。然而，他们虔诚地信奉文学，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打工作品与“打工作家”。而当“打工文学”带着满身的铁锈和汗水跻入文学殿堂之时，我们
就发现它有鲜明的个性。正如“军事文学”“法制文学”“知青文学”一样，它是以题材为界定的一种文学现象，可以定义为：中国1980 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以反映社会工业化进程中乡村青年进入城镇谋生为内容的文学。纵观深圳的“打工文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现实感。“打工文学”是来自社会生活底层的生存状态的描摹，是“打工一族”的心态的聚焦，从中人们几乎可以听到轧切机撞击的律动和架子床上思家的梦呓，很容易令人想起反映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工人生活的电影《啊，野麦岭》和夏衍的《包身工》，尽管当时的那些工人与今天的“打工一族”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二，失落感。一个社会调节人们行为与情绪的两大杠杆，一是利益，一是道德，而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打工一族”在深圳的社会利益分配中显然暂时不会是“赢家”，他们甚至不得不面对自己是“廉价劳工”这个商品经济下的严酷现实。工资较低、生活条件欠佳、远离家园，“打工仔”和“打工妹”们的生活显然不具诗意，所以，“打工作家”当然也不会“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辞强说愁”，大部分打工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期望值大贬”后的失落感。这种情绪在林坚、张伟明和“打工诗人”的作品中宣泄得尤为充分。如林坚在他的《别人的城市》中写道：“最后的一抹夕阳，随意地涂抹在路边的梧桐树树顶上，远远看去又红又绿，微弱地闪动着一片破碎的光芒。马路上，有许多和我一样年轻的男女，骑着车一条龙地向前游动。人们和我一样疲惫一样没有笑容。我看着他们的身影，眼睛顿时涌满泪水，突然感到茫茫然走投无路，人生咣当一声到了尽头……”这种失落感时时令人怅然。第三，粗粝感。这种感觉来自其生活原型的周折、作品情感的袒露、思想与情绪的浮躁跳跃，以及技法上的粗疏。或许，他们的生活浇铸了这样的文学模式，如果“打工文学”有一天变得冷静、柔细、圆熟，那么它就已经自我异化了。
“打工文学”：双视向的深层拓展
“打工文学”是新生的，当然也需要成长。我觉得，它要重视双视向的深层拓展——向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拓展。首先，“打工文学”要有社会自觉。张伟明有一篇小说叫《我们INT》( INT 即接触不良)，意喻“我们”与社会“接触不良”。“我们”本来就是社会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来就与社会各个阶层融通，“接触不良”主要是心态上有“绝缘体”，有人将其归咎于某种“疏离情结”。“打工文学”大可不必将“打工一族”写成社会断层中的孤独者或流放者，他们需要社会的理解，也需要理解社会。蓦然间，我想到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宫室、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吏卒、婢奴、贩夫、商贾、文士、劳工，都融入了历史的画卷，窥其每一个细部，都可以看到攘攘尘世，芸芸众生。“打工文学”也应从宽阔的社会背景中去观照打工阶层的生活，将社会的大背景与打工者的小背景连接起来，将社会的命运与打工者的命运糅合起来，以追求更高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倘若我们的“打工文学”的视角不只是盯着流水线、架子床上的“打工仔”“打工妹”，而写他们往来于农村与都市间价值观念的蜕化与生活方式的嬗变，不是别开生面吗？倘若我们的“打工文学”不仅写“破碎感”“遗弃感”，也写苦恼中的憧憬、失落后的奋起、徘徊中的进取，不是更引人入胜吗？其次，还要进一步重视对“打工仔”“打工妹”内心体验的表现，尤其是要从写“我”的经历转向写经历中的“我”的内心世界。文学不是人生履历的形象记载，它通过主观对客观的感知去了解时代与社会，由此才能真正塑造出血肉丰满、神采灵动的特区打工者的形象。此外，对在打工阶层中脱颖而出的许多作者而言，他们几乎都面临着一个困惑——如何寻找一种生命与文学的同构。当他们在青春生命的历险中觅到
了一个情感的爆发点时，情思奔涌而出。尔后，他们又免不了有宣泄后的虚悸，具体表现为笔力不逮，后劲不足，如作品中的人物与语言多有重复，过于胶滞于生活中的原型，等等。因此，文学视野的拓展，文学素质的提高，都是他们亟待重视的问题。
原载《思想树》，海天出版社1994 年版
文学是社会生活内在精神的外在形态。倘若将文学比喻为风筝，那么，当它飘逸悠然地翱翔在时代的天际时，牵放它的纤线却紧系在生活那里。自1980 年代始，深圳特区的生成伴随着一个类似外国工业现代化早期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这座原来仅两万多人口的边陲小镇不仅呼唤着经济科技人才，而且急需大量的廉价劳工。于是，那些满怀希冀与梦想的青年从山区、老区、边区涌向了特区。正如一篇反映“打工妹”生活的报告文学所写的，“一个个少女从农村低矮的房屋中，从枝丫交错的桑林中，从小镇歪斜的石板街中走出来了。她们或提一个包袱，或夹一卷行李，饮泪告别家园，回首辞却父母，踏上了人生旅途的第一程”( 陈秉安：《来自女儿国的报告》)，在深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打工一族”。他们将自己绚烂的青春交付给灰色的流水线的同时，也在深圳特区广阔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出壮怀激烈的正剧。他们有很多的理想与憧憬需要倾诉，他们有很多的困惑与苦闷需要发泄。而数以百万计的“打工仔”“打工妹”的介入，必然会牵动社会的神经，引起不甘寂寞的文学的关注。熹微的晨光中，特区的地平线上出现一种崭新的文学景观——“打工文学”。
“打工仔”出身的青年作者林坚和张伟明分别推出了中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与《下一站》，这两篇作品( 我认为迄今为止它们是“打工文学”的代表作) 表现了与他们胼手胝足的兄弟姐妹的人格痛苦和个性异化，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使他们有点眩惑，但尽管穿行于“别人的城市”有点迷惘，他们心灵深处仍翘望着“下一站”。都市的背影中，还走来了一大批“打工诗人”，如夏炎炎、夏木子、汪少涛、唐成茂、朱立忠等，他们写出了“只有临走时匆匆拍的几张彩照最能证实／那巍然矗立的高楼大厦立交大桥高速公路／就是你们十八岁的青春十八岁的丰碑”( 林桂珍：《特区女临工》)，“如同一只受伤的小鸟／找不到栖身的树叶／我们就再也禁不住地流泪了／可抹干泪水依然满面晴朗”( 夏炎炎：《我们》) 这样令人怦然心动的诗句。近两年，又蹦蹦跳跳地蹿出来了一个安子，写出了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她在《深圳特区报》连载并出版了单行本后，引起广泛的反响。安子的作品写出了“打工妹”的双重性格与双重倾向——既压抑又乐观，既灰暗又明丽，被誉为深圳“打工妹”的众生相，是她众多打工姐妹的“心灵档案”。此外，深圳的许多作家，如陈荣光、杨群、陈秉安、黄开林等，也推出了一批表现“打工一族”生活的作品。然而，由于他们现在身处另一社会群落，其作品虽然在技巧上更臻圆熟，却没有林坚、张伟明和安子的作品那么振聋发聩。而以“打工文学”为基础的电影故事片《特区打工妹》、电视剧《外来妹》和大型演唱会“百万星光耀鹏城”，更是将“打工文学”推向了一个高潮。近几年，国内文学界大致形成了三大热点：一是纪实文学热，二是通俗小说热，三是新潮小说、新写实小说热。“打工文学”可以归入纪实文学之列。它已不是来自生活底层的几声咏叹，也不是游离于文学主流外的涓涓细溪，它已构成了新时期的一种文学现象，将以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载入现代文学的史册。
“打工文学”：别人的城市与自己的文学络绎于途的众多“打工仔”“打工妹”一旦进入城市，进入一种新的生存状态，新旧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反差，使他们未免有“别人的城市”之类的慨叹。然而，他们虔诚地信奉文学，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打工作品与“打工作家”。而当“打工文学”带着满身的铁锈和汗水跻入文学殿堂之时，我们
就发现它有鲜明的个性。正如“军事文学”“法制文学”“知青文学”一样，它是以题材为界定的一种文学现象，可以定义为：中国1980 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以反映社会工业化进程中乡村青年进入城镇谋生为内容的文学。纵观深圳的“打工文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现实感。“打工文学”是来自社会生活底层的生存状态的描摹，是“打工一族”的心态的聚焦，从中人们几乎可以听到轧切机撞击的律动和架子床上思家的梦呓，很容易令人想起反映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工人生活的电影《啊，野麦岭》和夏衍的《包身工》，尽管当时的那些工人与今天的“打工一族”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二，失落感。一个社会调节人们行为与情绪的两大杠杆，一是利益，一是道德，而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打工一族”在深圳的社会利益分配中显然暂时不会是“赢家”，他们甚至不得不面对自己是“廉价劳工”这个商品经济下的严酷现实。工资较低、生活条件欠佳、远离家园，“打工仔”和“打工妹”们的生活显然不具诗意，所以，“打工作家”当然也不会“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辞强说愁”，大部分打工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期望值大贬”后的失落感。这种情绪在林坚、张伟明和“打工诗人”的作品中宣泄得尤为充分。如林坚在他的《别人的城市》中写道：“最后的一抹夕阳，随意地涂抹在路边的梧桐树树顶上，远远看去又红又绿，微弱地闪动着一片破碎的光芒。马路上，有许多和我一样年轻的男女，骑着车一条龙地向前游动。人们和我一样疲惫一样没有笑容。我看着他们的身影，眼睛顿时涌满泪水，突然感到茫茫然走投无路，人生咣当一声到了尽头……”这种失落感时时令人怅然。第三，粗粝感。这种感觉来自其生活原型的周折、作品情感的袒露、思想与情绪的浮躁跳跃，以及技法上的粗疏。或许，他们的生活浇铸了这样的文学模式，如果“打工文学”有一天变得冷静、柔细、圆熟，那么它就已经自我异化了。
“打工文学”：双视向的深层拓展
“打工文学”是新生的，当然也需要成长。我觉得，它要重视双视向的深层拓展——向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拓展。首先，“打工文学”要有社会自觉。张伟明有一篇小说叫《我们INT》( INT 即接触不良)，意喻“我们”与社会“接触不良”。“我们”本来就是社会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来就与社会各个阶层融通，“接触不良”主要是心态上有“绝缘体”，有人将其归咎于某种“疏离情结”。“打工文学”大可不必将“打工一族”写成社会断层中的孤独者或流放者，他们需要社会的理解，也需要理解社会。蓦然间，我想到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宫室、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吏卒、婢奴、贩夫、商贾、文士、劳工，都融入了历史的画卷，窥其每一个细部，都可以看到攘攘尘世，芸芸众生。“打工文学”也应从宽阔的社会背景中去观照打工阶层的生活，将社会的大背景与打工者的小背景连接起来，将社会的命运与打工者的命运糅合起来，以追求更高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倘若我们的“打工文学”的视角不只是盯着流水线、架子床上的“打工仔”“打工妹”，而写他们往来于农村与都市间价值观念的蜕化与生活方式的嬗变，不是别开生面吗？倘若我们的“打工文学”不仅写“破碎感”“遗弃感”，也写苦恼中的憧憬、失落后的奋起、徘徊中的进取，不是更引人入胜吗？其次，还要进一步重视对“打工仔”“打工妹”内心体验的表现，尤其是要从写“我”的经历转向写经历中的“我”的内心世界。文学不是人生履历的形象记载，它通过主观对客观的感知去了解时代与社会，由此才能真正塑造出血肉丰满、神采灵动的特区打工者的形象。此外，对在打工阶层中脱颖而出的许多作者而言，他们几乎都面临着一个困惑——如何寻找一种生命与文学的同构。当他们在青春生命的历险中觅到
了一个情感的爆发点时，情思奔涌而出。尔后，他们又免不了有宣泄后的虚悸，具体表现为笔力不逮，后劲不足，如作品中的人物与语言多有重复，过于胶滞于生活中的原型，等等。因此，文学视野的拓展，文学素质的提高，都是他们亟待重视的问题。
原载《思想树》，海天出版社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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