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打工文学”品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首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纪要

郭永航（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量“三资”企业的兴办，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率先引领打工大潮。“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深圳是打工文化和打工文学的发源地。打工文学反映了成千上万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背井离乡，从农村走向都市、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拼搏生涯，受到了广大打工者的喜爱。打工文化方兴未艾。但从总体来看，广大外来工的文化生活都极度匮乏，这个群体面对着陌生现代文明的挑战，面临着紧迫的文化饥渴。他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解决文艺和娱乐需求问题，而是需要享有更多的文化权利，需要对现代文明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因此，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打工群体的文化权利，积极探索为打工者服务的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在兴建基础设施、发展文化教育、开展文化活动等方面提供基本的条件。

打工者既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因素。毫无疑问，积极向上的打工文化也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打工群体具有号召、凝聚、整合的功能。打工群体也会以强大的创造活力，滋生出生动的文学精品，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精神文化宝库和活力源泉，从而对打工青年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对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对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教育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和效果。这对促进现代公民进步和城市建设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从打工群体中萌生壮大的打工文化格外具有现实的意义。今天在宝安召开打工论坛，充分体现出我市对外来工文化权利的关注。我们相信，这对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推动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邓友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之所以说空前，是因为在中国文学界还是第一次开一个专门研究打工文学的会议。关于深圳宝安、龙华的经济面貌和震惊世界的成就，我觉得它是体现邓小平理论最具体、最典型的实证。打工文学用形象立体、艺术的文字记录下了这一段历史，而这一段历史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无法代替的重要一页。深圳的面貌通过文学显示它的具体形象，我们觉得这是证明深圳各级领导“两个文明一起抓”的一个具体例证，是深圳各级领导和人民先进思想的体现。我们看到，深圳的经济发展代表了中国社会最先进的经济发展，它的文化特别是以打工文学为代表的深圳文化，代表了中国当代的先进文化，所以出现这两点，说明了深圳的人民、深圳的各级领导有先进的思想文化。我觉得深圳具体、充分地表现了“三个代表”精神，为此我坚信这次大会的成功召开，对全国文坛会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雷达（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打工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它与现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当前中国社会加速的现代转型过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打工文学是当今社会转型中的特定现象。它应运而生长，也会应运而消亡。打工文学是反映打工群体的社会感受和感情追求的文学，它的创作成员大多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他们在被卷入城镇化进程以后经历了种种遭遇，在精神结构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因此形成了打工文学，包括打工小说、散文、诗歌。而其他作家的参与、文人的加盟，必然将改造打工文学。打工文学既然在此背景下出现，由于涉及的任务之重，提出的问题极端复杂，可以说它是今天最具有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的文学。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内涵，涉及政府、人权、生活、道德、性等一系列问题。它的基础是城乡二元冲突，不过把场景搬到了城市，延伸出一些新的主题，因而在今天的文坛上理应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们问打工文学谁写、写谁。另外一个问题最重要，那就是打工文学的特质和它的最终界定。它应该是表达了劳工与资本的冲突，农业文明的荣誉观与现代道德观的冲突，包括人性意识的觉醒与经济转型下的灵魂的嬗变等，这构成了打工文学最根本的特质。

对打工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当中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一个宏大的时代主题，它蕴含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它对矫正某种贵族化、欲望化的不良倾向大为有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上升到人的灵魂问题上。我认为关怀人的问题首先是关怀哪些人的问题，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一些打工作家改了行，有的刊物火爆了几年之后日渐淡漠，打工文学的格局、主题、模式也成了问题。我认为打工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民间文学，是一种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文学。这毫无贬义，打工文学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主题资源、话语资源、论述资源、人才资源，这是了不起的。打工文学必将慢慢伴随着打工者的存在而存在，也必将随着打工者的成长而成长。重视打工文学，扶植打工文学，我们相信打工文学当中必将出现了不起的作家和作品，也必将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和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它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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