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打工文学”品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首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纪要

杨宏海（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深圳市文艺批评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打工文学是伴随着打工潮应运而生的文学形态，文本最早出现于1984 年。第一阶段是1984—1995 年，是从萌生到真正发展的阶段。1984 年《特区文学》发表了林坚的短篇作品《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在我的视野中，这是最早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此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的作品，引起了我的关注。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打工青年张伟明，他写了《下一站》《我们INT》《对了，我是打工仔》等一系列短篇小说，出手不凡，也引起了关注。“在别人的城市里不断走向下一站”成为当时打工青年的经典话语。再接下来是安子在1991 年发表了她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安子的纪实文学张扬了一种“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的精神，结果她这样的理念和写作姿态一下子受到了广大打工妹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也引起了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关注。打工文学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劳工阶层发出自我关怀的真切诉求，为市场经济挤压之下的打工者提供了舒缓压力的精神食粮。

第二阶段是1995—2000 年，这一阶段我把它称之为走向泛化和过渡的阶段。从1995 年开始一直到1999 年左右，打工文学相对沉静，没有很重要的文本出现。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多，其中有一条就是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写作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所以他们的作品当中也就比较少有原生态的打工生活气息，因为他们渐渐远离了打工生活；另外，打工文学的创作也走向了
一种泛化。因为市场的需要，当时很多书商看到了打工文学是赚钱的好东西，纷纷来到了广东，来到了深圳，办起了各种关于打工文学名目的杂志，一些暴力、色情、乱七八糟的东西充斥各种地摊。市场需求的利益驱动，改写了原来意义上的打工文学，使打工文学蒙受了屈辱。但是在这期间，另一批打工文学作家和诗人正在崛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安石榴、谢湘南、柳冬妩等一批打工诗人，他们在写一种诗意的追求。谢湘南在2000 年出版了《零点的搬运工》，这本诗集表现了打工族全新的生活历程，起点非常高。2000 年8 月，在当时的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我和尹昌龙以及其他同事一块儿策划了“大写的二十年·打工文学研讨会”，全国的一批专家都来了。这是对打工文学的检验与总结，也是本阶段的一个重要事件。

第三个阶段我称之为扩大内涵和健康发展的阶段，即从2000 年到现在。2000 年打工文学研讨会之后，国内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打工文学热潮，深圳打工文学和打工诗歌向全国内地发展，珠江三角洲一大批打工者也开始写打工诗歌。自2001 年起，由东莞、珠海、中山，包括深圳在内的一批诗人创办了《打工诗人》等民间刊物，这些民间刊物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且受到了文坛的高度关注。2005 年1 月，由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联合主办首次面向打工文学的“鲲鹏文学奖”，其后在广州进行颁奖，这充分表明，打工文学进入了主流文学界。自2005 年以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中国图书商报》《羊城晚报》相继推出了关于打工文学的评论。在本时期还有电视界推出了电视剧《民工》和《生存之民工》，这也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对打工文学的关注。

尹昌龙（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首先我要感谢杨宏海主席，因为在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的时候，打工文学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我觉得值得尊敬的是，杨主席从文化局到文联后，仍对打工文学保持一种持续不退的热情，这对于一个城市缓慢积累起自己的文化非常必要，这是一种文化态度。

打工文学是跟打工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打工生活也来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驱动下的巨大变化，包括移民潮、市场化、产业化等一系列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带来了文学想象的变化。所以说打工文学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和文学之间最坚实的关系，这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前提。大量的移民涌入深圳后，是他们在这个城市当中完成了再生文化的过程。我觉得打工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个城市形成现代性最初的文化起步。

打工文学已经变成了一种产业，变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了现在都市欲望生产的一部分。在早期个人经验的讲述下，生产的是梦想，后来是生产欲望，从生产梦想到生产欲望之间，我们看到了市场机制对文学生产的影响。最早的是安子《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是最典型的梦想生产语录式的表达，也就是说，庞大的一帮人来到这个地方希望靠着梦想活着，他们在庞大的资本和城市机器的压迫下，唯一能够找到的支点就是这种梦想。而大批的青年就变成了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这个城市寻找着一种梦想。
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内心的和谐，而内心的和谐来自价值的创新，打工文学就承担了这样一种使命，这种使命就是给这些底层人和外乡人找到一个新的家园。

何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打工文学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坛上最值得关注、研究的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潮流之一。深圳是中国当代打工文学的发祥地、诞生地，珠江三角洲则是这一文学创作潮流的最初摇篮，而后滔滔滚滚影响全国。但深圳始终是打工文学潮流的创作中心和研究中心，不仅许多有影响的打工文学作家出现在这里，作品出现在这里，而且最早发现这一文学现象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大声疾呼、为之呐喊奔走的研究家也出现在这里，包括这次在内的几次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全国打工文学研讨会都

在这里召开，所以说在我看来，打工文学是深圳一个真正的文化品牌，是一张文化名片，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毫不为过。

打工文学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在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以他们的心路历程，以他们的切身体验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关于这个文学现象的出现，应当结合我们国家社会变革的历史步伐，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足够的评价。而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引起重视，被作为一种现象研究，应当说是落后于打工文学的步伐的。我在今天才刚刚看到一些系统性的经济学论述，但是打工文学已经出现十多年甚至二十年了，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在2000 年的那次会议上，我说大家都应该注意文学发展的潮头，应该把它看作一个伟大的历史潮流。所以我刚才给予这样高的评价并不过分。

打工文学的道德、伦理价值不容忽视。我们现在是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我们的道德也是处于巨大变革中。旧的道德体系崩坍，而新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农民，从农业文明走进像深圳这样一个有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城市里来的时候，就会在剧烈的碰撞当中出现道德的真空。沦落、堕落甚至走向犯罪，都只有一步之遥，这在很多的打工文学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出来。当然，像安子那样的作品是能够给人以精神抚慰的，它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我觉得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类作品当中，像《天下无贼》中的傻根也是营造了一个道德的梦幻，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在傻根身上，那种传统的东西还没有保留下来，而在这次提供的一批小说当中，你就可以看出来很多打工者，那种支撑着他们的人格力量是非常强劲的，也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新道德伴随新的历史潮流重建的曙光和希望。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5 年12 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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