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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晚岭南应无悔
作者：胡经之 来源：《我的光辉岁月——深圳散文四十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13 人已围观
从最古老的学府北京大学来到深圳这所最年轻的大学，转眼之间，已将跨进第十个年头，我亦迈入花甲之年。
国内外都有些熟识的学者问及：这番历程，什么滋味，有何感受，懊悔了吗？
我说：一言难尽，却不懊悔。我得从头说起。
我这大半生，经历了三段生涯。18岁之前，三四十年代在江南水乡度过，足迹不出太湖流域。五十年代第三秋我从苏州到了北京，从此久居燕园，奉献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我入知天命之年来到特区深圳，将在这里度过最后一段人生。
人是一个复杂的机体。蛰居北大校园三十年，却一直不能适应京都的气候。本可在燕园安居乐业，不料我却对北京的秋季过敏，患了中医所说的“枯草热”。在这北京最美好的季节，我却病魔缠身，无法教书写作。在协和医院治了十多年，苏州老乡叶世泰教授最后表示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他衷心劝告我，不妨尝试移地而居，说不定会不治而愈，亦未可知。海婴也劝我不妨一试。
于是，我渐生南移之心。南京大学、苏州大学邀我回家乡，为争设文艺学博士点而共同奋斗。浙江大学来人邀我去杭州参与学科建设。我也真想落叶归根，重返江南。但在秋天发病季节回到苏、杭，试了几次均未奏效，枯草热未见消退，着实令人沮丧。欲回天堂已无路，纵有老家归不得，只好叹息。
一个偶然的机会，1983年秋，我乘飞机去厦门参加学术会议，一下飞机，昏沉的头脑突然感到一阵清新。是不是海滨能治愈我的枯草热？心底猛然浮起了一线希望。
恰好，1984年春节，正在负责筹建汕头大学的罗列教授来北大，劝我去那里看一看。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任深圳大学校长的张维院士则盛情相邀去深圳。耳闻不如目见，我决定亲身去那里实地考察。
在厦门乘飞机到汕头时，正好是五一。罗列教授亲到机场接我，就住在他家里。说真的，汕头大学选定的校址确是景色宜人，为教授设计的每家200平方米的别墅庭院更是诱人。但我在考察之后感到，这里并非久居之地，交通闭塞，信息不灵，语言不通，交流不便，学术难有发展。罗列是我北大的老师，就以实相告。他亦能理解，并不见怪。
辞别汕头，我绕道广州，到了深圳，直奔那本是宝安县政府所在地的深大筹建处。简陋而狭小的校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忙忙碌碌，来访者络绎不断。没有料到，我在这里竟和来考察的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李泽厚、刘纲纪等几位老熟人不期而遇。
我带着张维校长的信，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王克来（校长办公室主任）。一谈开，方知我们还是苏州老乡。又见了清华大学来的史博文，他们都坦诚相见，劝我来深圳。那时，整个深圳，像样的还只有像海淀镇那样的一条老街，只消半天就走完了全城，毫无吸引人之处。走出简陋的校舍往西不远，还是一片未曾开发的红土，人烟稀少，道路泥滑。但小平关于创立特区的设想，令人鼓舞，副校长罗征启介绍的深大发展规划，前景诱人。我虽然没有再去蛇口看一看深大新校园，但深圳之行激发我产生了一种投身崭新事业的愿望，坚定了对未来的信心。回北京和汤一介一商量，很快答允张维校长，我，汤一介，还有尚在美国的乐黛云，决定应聘深圳大学，参与创建中文系和国学研究所。
就这样决定了我新的命运。这年九月，校长张维院士率领我们这些从清华、北大、人大聘来的学者近十人来深大新校就任。从此，我就和深圳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万事起头难。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飞快的速度还只是建成了一栋教学大楼，大片的荒地还未开发，整个后海湾显得荒凉。中秋那晚，从北大来的数位教师在月夜漫步，边走边说，忽然有人喟然长叹：怎么，又好像回到了鲤鱼洲！
这一唤，叫人黯然神伤，回忆被带到了十多年前鄱阳湖畔围垦出来的那块荒地上。那时一声令下，北大的教师被送到那里去开荒种田，战天斗地，自食其力，度过了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想起了鲤鱼洲，不由得心头掠过一丝阴影，浮起一种失落感。确有好心人劝我勿来深圳。北大环境优美，最宜治学，当了教授，再做博士导师，写几本书，就进入最高境界，何必离开最高学府？
这很触动我的心：如果来了深圳而丢弃了学术事业，这将是莫大的悲哀，会遗恨终生。
然而，移居深圳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鞭策，激励自己亦能学术有成？
值得欣慰的是：正是改革开放十年间，我的学术生涯具有了新的活力，注进了新的血液，从而挥发出新的学术生命。我的主要著述，几乎都是在我来深圳以后出版问世的。这使不少友人感到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事在人为。要是有心，而且得法，在深圳这地方，仍然可以学术有成。事情都有两面。深圳的环境，对学术发展有不利的一面，却也有有利的一面，看你是否有心或是否善于掌握那有利的方面。改革开放为我们展示了美好前景，可以激发没有充分发挥的学术热忱。崭新的大学创造了宽松广阔的学术环境，可以让人自由研究学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特区较为宽裕的待遇又为学者提供了小康之家的安定生活，不致为稻粱谋而弄得精疲力竭。如果不想当官，也无能发财，学者尚可静下心来，安居乐业，做点学问。
国内外都有些熟识的学者问及：这番历程，什么滋味，有何感受，懊悔了吗？
我说：一言难尽，却不懊悔。我得从头说起。
我这大半生，经历了三段生涯。18岁之前，三四十年代在江南水乡度过，足迹不出太湖流域。五十年代第三秋我从苏州到了北京，从此久居燕园，奉献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我入知天命之年来到特区深圳，将在这里度过最后一段人生。
人是一个复杂的机体。蛰居北大校园三十年，却一直不能适应京都的气候。本可在燕园安居乐业，不料我却对北京的秋季过敏，患了中医所说的“枯草热”。在这北京最美好的季节，我却病魔缠身，无法教书写作。在协和医院治了十多年，苏州老乡叶世泰教授最后表示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他衷心劝告我，不妨尝试移地而居，说不定会不治而愈，亦未可知。海婴也劝我不妨一试。
于是，我渐生南移之心。南京大学、苏州大学邀我回家乡，为争设文艺学博士点而共同奋斗。浙江大学来人邀我去杭州参与学科建设。我也真想落叶归根，重返江南。但在秋天发病季节回到苏、杭，试了几次均未奏效，枯草热未见消退，着实令人沮丧。欲回天堂已无路，纵有老家归不得，只好叹息。
一个偶然的机会，1983年秋，我乘飞机去厦门参加学术会议，一下飞机，昏沉的头脑突然感到一阵清新。是不是海滨能治愈我的枯草热？心底猛然浮起了一线希望。
恰好，1984年春节，正在负责筹建汕头大学的罗列教授来北大，劝我去那里看一看。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任深圳大学校长的张维院士则盛情相邀去深圳。耳闻不如目见，我决定亲身去那里实地考察。
在厦门乘飞机到汕头时，正好是五一。罗列教授亲到机场接我，就住在他家里。说真的，汕头大学选定的校址确是景色宜人，为教授设计的每家200平方米的别墅庭院更是诱人。但我在考察之后感到，这里并非久居之地，交通闭塞，信息不灵，语言不通，交流不便，学术难有发展。罗列是我北大的老师，就以实相告。他亦能理解，并不见怪。
辞别汕头，我绕道广州，到了深圳，直奔那本是宝安县政府所在地的深大筹建处。简陋而狭小的校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忙忙碌碌，来访者络绎不断。没有料到，我在这里竟和来考察的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李泽厚、刘纲纪等几位老熟人不期而遇。
我带着张维校长的信，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王克来（校长办公室主任）。一谈开，方知我们还是苏州老乡。又见了清华大学来的史博文，他们都坦诚相见，劝我来深圳。那时，整个深圳，像样的还只有像海淀镇那样的一条老街，只消半天就走完了全城，毫无吸引人之处。走出简陋的校舍往西不远，还是一片未曾开发的红土，人烟稀少，道路泥滑。但小平关于创立特区的设想，令人鼓舞，副校长罗征启介绍的深大发展规划，前景诱人。我虽然没有再去蛇口看一看深大新校园，但深圳之行激发我产生了一种投身崭新事业的愿望，坚定了对未来的信心。回北京和汤一介一商量，很快答允张维校长，我，汤一介，还有尚在美国的乐黛云，决定应聘深圳大学，参与创建中文系和国学研究所。
就这样决定了我新的命运。这年九月，校长张维院士率领我们这些从清华、北大、人大聘来的学者近十人来深大新校就任。从此，我就和深圳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万事起头难。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飞快的速度还只是建成了一栋教学大楼，大片的荒地还未开发，整个后海湾显得荒凉。中秋那晚，从北大来的数位教师在月夜漫步，边走边说，忽然有人喟然长叹：怎么，又好像回到了鲤鱼洲！
这一唤，叫人黯然神伤，回忆被带到了十多年前鄱阳湖畔围垦出来的那块荒地上。那时一声令下，北大的教师被送到那里去开荒种田，战天斗地，自食其力，度过了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想起了鲤鱼洲，不由得心头掠过一丝阴影，浮起一种失落感。确有好心人劝我勿来深圳。北大环境优美，最宜治学，当了教授，再做博士导师，写几本书，就进入最高境界，何必离开最高学府？
这很触动我的心：如果来了深圳而丢弃了学术事业，这将是莫大的悲哀，会遗恨终生。
然而，移居深圳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鞭策，激励自己亦能学术有成？
值得欣慰的是：正是改革开放十年间，我的学术生涯具有了新的活力，注进了新的血液，从而挥发出新的学术生命。我的主要著述，几乎都是在我来深圳以后出版问世的。这使不少友人感到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事在人为。要是有心，而且得法，在深圳这地方，仍然可以学术有成。事情都有两面。深圳的环境，对学术发展有不利的一面，却也有有利的一面，看你是否有心或是否善于掌握那有利的方面。改革开放为我们展示了美好前景，可以激发没有充分发挥的学术热忱。崭新的大学创造了宽松广阔的学术环境，可以让人自由研究学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特区较为宽裕的待遇又为学者提供了小康之家的安定生活，不致为稻粱谋而弄得精疲力竭。如果不想当官，也无能发财，学者尚可静下心来，安居乐业，做点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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