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一城风雨

那么多雄心勃勃的少年转眼之间就成了厨房里的能手。他们做了一家之主，学着炒一手的好菜，想想怎样的饮食最有营养。他们在儿女稚嫩的目光中，回想起千古以来做父亲的所有艰辛和荣耀。他们开始不太在意那些一夜暴富的故事，他们慢慢习惯父亲的角色、处长的位子，然后在举手投足之间，想想妻子的幸福、孩子的未来、职员的福利和上司的眼神。他们不再冲动地改造社会，他们会不失时机地考虑工作计划是否完成，月底的奖金该如何发放。他们把年末鼓鼓的红包拿在手上，却又把一份同样的微笑藏在心里。

这些新市民慢慢地学会蕴藉和含蓄，理想主义的要求化作了一系列生活的指针，房子该怎么装修、空调该多大的匹数。他们不再是少年维特，不再是面对万家灯火的外省青年。"滚滚红尘"已是旧日的故事，"梦中的橄榄树"成了独处忆往时的慰藉。他们的心渐渐安静了，他们不会再急不可耐地奔向大海，他们会在沙滩上闲适地散步，顺便捡拾残留的贝壳。大海奔涌的潮汐渐渐化作心中温热的细流，只是在面对巨人脚印的时候，会在遥念英雄的瞬间，重新翻阅史诗。

那些安静的住宅小区，就是一个个祥和的港湾。和平的雨水停在路旁，绿色的草坪收入眼底，飞动的红尘已然被挡在院落之外了。把孩子从近旁的幼儿园接回家，当然也不会忘了顺便讲讲大灰狼与小白兔的故事。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带来了希望，又开始把希望慢慢移植到孩子的心中。移民之初的磨难，讲述了一遍又一遍，仿佛打开尘封的档案袋，不同的私人生活都会带来激动而亲切的回想。老朋友光顾，照例会谈过去的时光就像旧片子总是一遍遍地上演。然而一切都会有所节制，他们会从午夜的餐桌边撤退，然后匆匆地说一声："明天还要上班。"

在文化中找寻身份

曾几何时，在深圳谈论文化几乎是奢侈之举。所有的挑战，所有的竞争，都与生存相关。那些最初的闯荡者，几乎都有种共同的经历，揣着兜里最后的几文大钱，叩响一扇又一扇陌生的大门。他们得为面包战斗，为房子战斗，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早餐。他们行色坚定地来到这片土地上，然而，除了理想之外，他们差不多是共同的“无产者”，一贫如洗，一无所有。他们敏捷而疲惫地穿行在这个城市的边缘与缝隙中，然后一个又一个地浮出海面。随之而来，一切便有了改观。在一个新城市的地平线上，文化这种崭新的景观开始悄然崛起。

在生存的需求之外，文化的渴望像延伸的触须，注定要拓展新的空间。早些时候，那些匆匆南下的文化人，在远行之前似乎就发过一个誓言：告别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既然不能带来财富，那么忍痛割爱也在所不惜了。然而，当他们一旦有了稳定的职位，住了宽敞的房子，便又会在某个黄昏或夜晚，躲进僻静的一角，检视起落满灰尘的书箱了。他们对文化的怀念越加深切，便越要固执地找回一个久违的身份。而那些置身在“花园”或“广场”中的先富一族，也开始亲切地注视一下一直没有与之为伍的文化人群落，开始推测那些戴眼镜的知识分子会谈论什么样的高尚的话题。于是，客厅里的聚会多起来了，他们开始像北京人那样谈谈国家，谈谈“意义”。他们想走出“物化”的旧貌，思考一下“文化深圳”会是怎样的前景。他们会在走出歌舞厅、一脚踏进夜色的瞬间忽然地有种虚妄，有种失落，然后在苍茫之际回味一下内心的颤动。

文化成为这座新城市的流行话题，这大约是近年来一个普遍的现象。单单从那些竞相开设的文化栏目来说，传媒对增长的文化需求已经作了预先的报告，特别是那份称作《文化广场》的报纸周刊，早已是每周难得的慰藉。无论是商海中人还是以文化为岗位的人，都争相拥到这片广场中来，认真到有些意气用事地争辩文化问题。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明天的粮食一样重要，所以才会有严肃而热情的论争。他们说着文化，说着精神，更说着挥之不去的城市灵魂。他们在检视了深圳短暂的心灵史之后，便匆忙地加入了“文化辐射”的队伍。

他们相信深圳是个象征，相信深圳文化会同经济一样影响全国。他们兴味十足地走在文化的路上，叩问着属于这座城市每一种新的可能性。他们似乎刚刚对“文化沙漠”的论调作出反击，又加入新一轮的想象之中。他们把目标定得高高的：要建设“现代文化名城”。他们遥望北京的城墙、上海的外滩，甚至巴黎的左岸、纽约的曼哈顿，然后把一份期待之中的对话传出特区。他们在对深圳社会作愉快的探访之后，找回那份自信。一批又一批满载着名声的文化人，南下到这片土地上，或作短暂的逗留，或以之为长久的居所。他们的智慧散布在这座年轻的城市中，同时又融入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战略构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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