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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深圳
作者：苏曼华 来源：《我的光辉岁月——深圳散文四十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16 人已围观
11年前，爱上深圳。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在深圳现在麒麟山庄的位置有一片别墅，依山傍水而建，式样典雅，风景如画。那里是“中国作家协会深圳创作之家”。1996新年伊始，我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函，于是成为那一年到深圳创作之家度假、创作的首批客人之一，1月18日到2月8日，在深圳度过了20天难忘时光，也开始了我与深圳的不解之缘。我们那批作家共12人，来自12个省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李镜、西藏文联副主席益希单增、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所巨、江苏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艾煊·······都在其中。当时我在辽宁工作，辽宁省作家协会把唯一的名额给了我。
从冰天雪地的北国来到鸟语花香11年前，爱上深圳。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在深圳现在麒麟山庄的位置有一片别墅，依山傍水而建，式样典雅，风景如画。那里是“中国作家协会深圳创作之家”。1996新年伊始，我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函，于是成为那一年到深圳创作之家度假、创作的首批客人之一，1月18日到2月8日，在深圳度过了20天难忘时光，也开始了我与深圳的不解之缘。我们那批作家共12人，来自12个省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李镜、西藏文联副主席益希单增、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所巨、江苏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艾煊·······都在其中。当时我在辽宁工作，辽宁省作家协会把唯一的名额给了我。从冰天雪地的北国来到鸟语花香独。只是到了中秋和国庆连在一起的七天长假，“享受”的感觉便被如水的月色消融了。凭窗北望，关山万里，遥想家人和朋友们一定是边看着电视边吃着晚餐；或是已吃过饭相携外出赏月去了。而我的办公室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能打长途电话的座机，那时也还没有普及手机……仰望苍穹，唯有我与九天之上的嫦娥互行注目礼。我赶快从月色中挣扎出来，摇摇头甩掉淡淡的忧伤，对自己说："年过半百闯深圳是你的选择哦，既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我不后悔。我越来越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住办公室期间我吃遍了单位周围的大小饭馆。一次点一条清蒸鲈鱼，服务员小妹说：“阿姨，你一个人吃不完一条鱼的，点半条好吗？"当然好啦！待到鲈鱼端上来，乍看还是一条：原来是将鱼纵剖，贴着盘子那一面是平的。有这样好的小妹和厨师，我自然就时常去吃半条鲈鱼。
后来有了回北方的机会。一次在北京，又是一个人吃饭，我点半条鱼。北京小妹眼睛瞪得比乒乓球还大，满脸的鄙夷与不屑，但还是很有涵养地只说了两个字："没有。"到了沈阳又在饭馆点半条鱼，这时我已不抱希望，只是试探性质。这一次我的运气没有在北京那样好了，沈阳小妹操着我熟悉的乡音大声说："啥？半条鱼？没听说过！那咋做呀？"转过身去又甩下一句：“吃不起别吃！”
唉，我的沈阳！……啊，我的深圳！
深圳就这样以点滴的小事感动着我，增进着我的感情。有些像先结婚后恋爱——从对外貌、气质一见钟情的狂热中冷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多亲密的接触便越多了理性的爱恋。不久，我把对深圳的感受融入一批散文：《南窗议政》《人在深圳》《根在辽宁》《周转房的故事》《深圳河边的小延安》……2000年我任市政协委员之后，通过政协搭桥，我到深圳实验学校采访，发现了深圳孩子与井冈山孩子之间感人的故事，于是有了儿童故事影片《我们手拉手》。这部影片2005 年获得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和首届希望工程宣传奖。后者是15年来首次评奖，积累了30余部有关农村孩子上学的电影参评，其中不乏著名影片，但只评两部：《我们手拉手》和《凤凰琴》胜出。香港企业家周善和女士看了这部电影深受感动，给电影中霞溪中学的原型——井冈山下七乡中学捐赠了50万元人民币。2005年5月5日《香港商报》做了整版报道。
2006年2月，这部电影遭到一个外地文化人的诽谤。他在既没有看过电影《我们手拉手》，又没有看过我的剧本《送你一根魔杖》（后被导演更名为《我们手拉手》）的情况下，仅仅得知我们电影的部分剧情，就指使两个代理人来深圳散发传单，诬蔑我方抄袭了剧本《大雪小雪》，侵犯了他的著作权，想要以此气势汹汹的架势把我们吓住。然而《大雪小雪》的唯一署名者是张国春，剧本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诽谤者的名字。此人就这样极不正常地拉开了著作权纠纷的序幕。转年，我方在打赢了两场官司之后，电影《我们手拉手》又获得第10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一位老友听说此事，打来电话安慰又抱怨："你若不去深圳，怎么会写《我们手拉手》？你若不写《我们手拉手》，怎么能遭诽谤、打官司？后悔了吧？"
我说："干吗后悔？遭到诽谤、参与打官司，也是一种生活体验哦。不是谁想体验就能体验到的。告诉你吧，我都快成半个律师了。以后你若是打官司，我可以给你当参谋。”
老友忙说：“乌鸦嘴！呸呸！谁打官司嘛！不许胡说！……”在成熟的法制社会里，维权打官司是很平常的事。而谈官司色变，正反映了法制观念的青涩。深圳把我作为人才引进，我为深圳赢得荣誉也捍卫了荣誉，胸中升起和深圳荣辱与共的深情。
2004年春，我到渔民村采访。渔民村与香港仅仅一河之隔。二十几年来渔民村的变迁就是深圳巨大变化的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渔民村也是深圳最早完成城市化改造的村落，那里的渔民早已变成了市民，那里旧的屋村已全部拆除，全部是高层建筑的渔民新村已竣工，等待着业主们回迁。在小平同志视察渔民村20周年的时候，我一次次地往渔民村跑，往租用渔民村厂房的企业跑，采访当年同邓伯伯（他们这样称呼小平）握过手的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采访80年代回归，而今企业越做越大的港商；采访打工仔和打工妹……那时渔民新村还没有交付使用，电梯不开，为了弄清站在渔民村的窗口看河对岸，究竟能有多宽的视野，我走消防通道，徒步爬上十几层楼……春季的耕耘到了夏天开出花蕾，长篇儿童小说《河的那边是香港》腹稿已经成型，那是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世界，女孩子和深圳一起长大的故事。深圳的春天热如夏日，在挥汗如雨的春季奔波，在渔民新村楼窗紧闭的防火通道里上下，听着自己被楼道如共鸣箱放大的匆匆脚步声，我觉得自己的心和深圳贴得很近。
2007年初，我对住在深圳、每天跑过罗湖桥到香港上学的港人子弟密切关注，因为深港亲情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年初的清晨六点半天还没亮，我就赶到罗湖边防检查站出境大厅，那里有深港走读儿童专用通道。香港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免学费，所以从刚上幼儿园的三岁孩童到已上中六（高三）的少男少女都不辞辛苦。这样的孩子在深圳有近七千人。我跟他们一起跑过罗湖桥，到香港元朗的一所中学体验生活。那年6月，我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跑过罗湖桥》。
著名导演、得奖专业户李亚威接过了这部剧本。她对我说："把本子交给我，你作为编剧就完成了任务。你不用管了，放心吧！”有亚威这句话，我还有什么不放心，而且我们还一起拜会了深圳边防检查总站政治部的马新龙主任，我在罗湖边检站采访时，他是那里的政委。我们也一起会见了我曾体验生活的香港元朗邓兆棠中学的吴校长和该校负责戏剧学会的两位老师，亚威还在深圳宴请了他们。两个单位的领导都承诺，拍摄《跑过罗湖桥》时，他们肯定大力支持。
深圳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敢漂洋过海闯世界的广东精神；近30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前行轨迹，使我觉得深圳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一部作品还未杀青，下一部的构思已在脑海里翻腾。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我信奉这一真理。只要我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一颗敏感的心就总是激动不已。创作的激情没有随着年华老去，年轻的深圳总是让我忘记自己的年龄。
啊，爱上深圳，爱得热烈深沉，无怨无悔。
从冰天雪地的北国来到鸟语花香11年前，爱上深圳。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在深圳现在麒麟山庄的位置有一片别墅，依山傍水而建，式样典雅，风景如画。那里是“中国作家协会深圳创作之家”。1996新年伊始，我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函，于是成为那一年到深圳创作之家度假、创作的首批客人之一，1月18日到2月8日，在深圳度过了20天难忘时光，也开始了我与深圳的不解之缘。我们那批作家共12人，来自12个省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李镜、西藏文联副主席益希单增、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所巨、江苏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艾煊·······都在其中。当时我在辽宁工作，辽宁省作家协会把唯一的名额给了我。从冰天雪地的北国来到鸟语花香独。只是到了中秋和国庆连在一起的七天长假，“享受”的感觉便被如水的月色消融了。凭窗北望，关山万里，遥想家人和朋友们一定是边看着电视边吃着晚餐；或是已吃过饭相携外出赏月去了。而我的办公室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能打长途电话的座机，那时也还没有普及手机……仰望苍穹，唯有我与九天之上的嫦娥互行注目礼。我赶快从月色中挣扎出来，摇摇头甩掉淡淡的忧伤，对自己说："年过半百闯深圳是你的选择哦，既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我不后悔。我越来越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住办公室期间我吃遍了单位周围的大小饭馆。一次点一条清蒸鲈鱼，服务员小妹说：“阿姨，你一个人吃不完一条鱼的，点半条好吗？"当然好啦！待到鲈鱼端上来，乍看还是一条：原来是将鱼纵剖，贴着盘子那一面是平的。有这样好的小妹和厨师，我自然就时常去吃半条鲈鱼。
后来有了回北方的机会。一次在北京，又是一个人吃饭，我点半条鱼。北京小妹眼睛瞪得比乒乓球还大，满脸的鄙夷与不屑，但还是很有涵养地只说了两个字："没有。"到了沈阳又在饭馆点半条鱼，这时我已不抱希望，只是试探性质。这一次我的运气没有在北京那样好了，沈阳小妹操着我熟悉的乡音大声说："啥？半条鱼？没听说过！那咋做呀？"转过身去又甩下一句：“吃不起别吃！”
唉，我的沈阳！……啊，我的深圳！
深圳就这样以点滴的小事感动着我，增进着我的感情。有些像先结婚后恋爱——从对外貌、气质一见钟情的狂热中冷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多亲密的接触便越多了理性的爱恋。不久，我把对深圳的感受融入一批散文：《南窗议政》《人在深圳》《根在辽宁》《周转房的故事》《深圳河边的小延安》……2000年我任市政协委员之后，通过政协搭桥，我到深圳实验学校采访，发现了深圳孩子与井冈山孩子之间感人的故事，于是有了儿童故事影片《我们手拉手》。这部影片2005 年获得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和首届希望工程宣传奖。后者是15年来首次评奖，积累了30余部有关农村孩子上学的电影参评，其中不乏著名影片，但只评两部：《我们手拉手》和《凤凰琴》胜出。香港企业家周善和女士看了这部电影深受感动，给电影中霞溪中学的原型——井冈山下七乡中学捐赠了50万元人民币。2005年5月5日《香港商报》做了整版报道。
2006年2月，这部电影遭到一个外地文化人的诽谤。他在既没有看过电影《我们手拉手》，又没有看过我的剧本《送你一根魔杖》（后被导演更名为《我们手拉手》）的情况下，仅仅得知我们电影的部分剧情，就指使两个代理人来深圳散发传单，诬蔑我方抄袭了剧本《大雪小雪》，侵犯了他的著作权，想要以此气势汹汹的架势把我们吓住。然而《大雪小雪》的唯一署名者是张国春，剧本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诽谤者的名字。此人就这样极不正常地拉开了著作权纠纷的序幕。转年，我方在打赢了两场官司之后，电影《我们手拉手》又获得第10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一位老友听说此事，打来电话安慰又抱怨："你若不去深圳，怎么会写《我们手拉手》？你若不写《我们手拉手》，怎么能遭诽谤、打官司？后悔了吧？"
我说："干吗后悔？遭到诽谤、参与打官司，也是一种生活体验哦。不是谁想体验就能体验到的。告诉你吧，我都快成半个律师了。以后你若是打官司，我可以给你当参谋。”
老友忙说：“乌鸦嘴！呸呸！谁打官司嘛！不许胡说！……”在成熟的法制社会里，维权打官司是很平常的事。而谈官司色变，正反映了法制观念的青涩。深圳把我作为人才引进，我为深圳赢得荣誉也捍卫了荣誉，胸中升起和深圳荣辱与共的深情。
2004年春，我到渔民村采访。渔民村与香港仅仅一河之隔。二十几年来渔民村的变迁就是深圳巨大变化的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渔民村也是深圳最早完成城市化改造的村落，那里的渔民早已变成了市民，那里旧的屋村已全部拆除，全部是高层建筑的渔民新村已竣工，等待着业主们回迁。在小平同志视察渔民村20周年的时候，我一次次地往渔民村跑，往租用渔民村厂房的企业跑，采访当年同邓伯伯（他们这样称呼小平）握过手的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采访80年代回归，而今企业越做越大的港商；采访打工仔和打工妹……那时渔民新村还没有交付使用，电梯不开，为了弄清站在渔民村的窗口看河对岸，究竟能有多宽的视野，我走消防通道，徒步爬上十几层楼……春季的耕耘到了夏天开出花蕾，长篇儿童小说《河的那边是香港》腹稿已经成型，那是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世界，女孩子和深圳一起长大的故事。深圳的春天热如夏日，在挥汗如雨的春季奔波，在渔民新村楼窗紧闭的防火通道里上下，听着自己被楼道如共鸣箱放大的匆匆脚步声，我觉得自己的心和深圳贴得很近。
2007年初，我对住在深圳、每天跑过罗湖桥到香港上学的港人子弟密切关注，因为深港亲情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年初的清晨六点半天还没亮，我就赶到罗湖边防检查站出境大厅，那里有深港走读儿童专用通道。香港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免学费，所以从刚上幼儿园的三岁孩童到已上中六（高三）的少男少女都不辞辛苦。这样的孩子在深圳有近七千人。我跟他们一起跑过罗湖桥，到香港元朗的一所中学体验生活。那年6月，我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跑过罗湖桥》。
著名导演、得奖专业户李亚威接过了这部剧本。她对我说："把本子交给我，你作为编剧就完成了任务。你不用管了，放心吧！”有亚威这句话，我还有什么不放心，而且我们还一起拜会了深圳边防检查总站政治部的马新龙主任，我在罗湖边检站采访时，他是那里的政委。我们也一起会见了我曾体验生活的香港元朗邓兆棠中学的吴校长和该校负责戏剧学会的两位老师，亚威还在深圳宴请了他们。两个单位的领导都承诺，拍摄《跑过罗湖桥》时，他们肯定大力支持。
深圳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敢漂洋过海闯世界的广东精神；近30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前行轨迹，使我觉得深圳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一部作品还未杀青，下一部的构思已在脑海里翻腾。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我信奉这一真理。只要我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一颗敏感的心就总是激动不已。创作的激情没有随着年华老去，年轻的深圳总是让我忘记自己的年龄。
啊，爱上深圳，爱得热烈深沉，无怨无悔。
选自《深圳特区报》2007年3月21日
很赞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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