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海边，我要闯深圳

在老家时我就一直想进媒体工作，可是，没有后门就没有机会。来深圳以后，我也依然想进媒体工作。1992年夏的一天，我买了一本杂志，看了里面的文章后，我跟老公说，我可以写得比这里的很多人好。他说那你何不试试？于是，我投了两次稿，两次都发了。当我投第三次稿的时候，编辑部主任给我打电话：“我们缺一个人，有很多熟人推荐，可是，我们想从作者中选一个，你愿意来吗？”

同年底，老公应聘一家高科技企业的部门经理，经过考试，也被录用了。

这就是深圳魅力：它的门是开着的，梦想就摆在台阶上，每个人都可以进来拿。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永远不可能了解深圳这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方式，是怎样的动人心魄。

1993年春节一过，我们就搬进了关内，租住在科技园后面。薪水有了很大改观。可是，每天，我依然还要用煤油炉点火做饭。每个月，都至少发生一起盗窃事件。我们家那时最值钱的、第一个资产是一个熨衣架，我主张购买的理由是既可以当桌子，又可以熨衣服，还契合30平方米的面积。

有一天，老公加班回来，兴奋地告诉我，我们终于够钱买一台电视了。我赶紧跟他兴冲冲跑到天虹商场，选了唯一可以购买的21英寸华强三洋。记得抬电视回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而我们却丝毫没感觉到黑暗，那种平生从未有过的快乐，正如一轮红日，在我们的头上冉冉升起，照亮了脚下每一寸土地。

1995年的一天，老公神秘地跟我说，我们家可以买房子了。我觉得简直像天方夜谭，股票起起落落，拿什么买呢？他告诉我一个词：按揭。他说银行会替我们先付钱给开发商，然后我们分期，每月还银行一部分钱。然后，他骑单车，一路坑坑洼洼的，把我载到很远很远一片荔枝园的后面，指着一个大坑，告诉我，房子就在这里，这一片叫西丽，现在买就叫“楼花”。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事情，银行会替我付钱买一套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楼房，于是就跟杂志社同事打听，他们也都摇头，表示这种事听说只有香港有，深圳还闻所未闻，估计是某种欺骗行为，切勿上当。可是，我老公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说主意已定，只需我跟着他去办手续就行了。于是，糊里糊涂的，我就跟着签了一堆合同，从此成为中国差不多最早的房奴。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周日就只有一个去处，就是骑单车去工地。我们守在那里，看着桩子一根一根被打到地里，又看着一栋栋楼，青笋般从地里长出来，心里充满了喜悦。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也跟着被种了下去，被深深地钉了下去，也脱胎换骨地长了出来。那种有盼望的喜悦，是能让人战栗的。

1996年春节一过，我就搬进了新居。接着，户口也应声而落。

1997年1月，我们在工作之余，还拆借了一点钱，雇了一个人，在华强北一家电器城里，开起了商铺，经营影碟机和光碟。

似乎一切都在向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
深圳6年，我们一直蝼蚁一样地忙碌着我们的人生，向着我们最原始的目标——闯下去、留下来——而努力。我们从来没有时间回想过去，关注中国，总结哪个人的一生。深圳人的哲学，就是务实地管好自己的人生，向前看，不要向左向右看。

邓小平的离去，让我们终于有机会回味了一次来时路。我深深地感激他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给了我们通过竞争创造人生的机会。

那天傍晚，成千上万的深圳人，开始陆陆续地、自发地前往大剧院那边的小平画像前，鞠躬和献花。满地的鲜花一卡车一卡车被拉走，又被后面来祭奠的人一束一束地堆满。而我，则坐在华强北我们家的店铺里，一边跟老公招呼客人，一边在间歇的缝隙，遥祭邓公。我没有去鞠躬，因为怀有身孕，怕人多拥挤发生意外。

1997年的秋天，儿子出生了。从此，我们和深圳彻底血脉相连，我永远成为这座海滨城市里的一员。我所有的梦想几乎都是在这里得以实现，因此，我爱深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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