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

长途大巴驶入了龙岗区，我向南望，平湖、丹竹头、布吉，我拖着皮箱投靠了一个远房亲戚，住在布吉关外的荣超花园，七天后办了一个边防证（详见“边防证”词条），从布吉进关，在深圳市人才大市场又找了近半个月工作。然后在旁边的一个伯乐职介所免费招聘现场找到了一个业务员（详见“业务员”词条）工作。2008年路过宝安南路，这个职介所早就不存在了。我面试的业务员是直销性质，天天背着一包产品在大街小巷上叫卖。深圳市被一双脚踏熟了，干了两周，又去另一个公司做业务员。在龙岗区各镇往来，业绩惨淡，每月收入呈负增长。其间又和一个同事，进了一个玩具厂。具体是做什么玩具，我一直没搞懂。因为只做了三四天，我们又出来了。记得该厂招普工时，我这回吸取经验，不再拿出大本本，而是掏出高中毕业证进了厂，进厂还要流动人口证（详见“流动人口证”词条），我又掏出一个临时办的红色流动人口证。后来又从A厂进B厂，从B厂进C厂，反复了一阵子。2002年又进了宝安西乡一家电子厂，有个熟人因辞工回家，介绍我去福永某电镀厂做会计。

会计？起初我有些不自信，虽然也学过“初级会计学”和“财务管理学”等课程，但毕竟不是会计专业毕业，又无工作经验，熟人说，没事儿，我会教你。就这样，在电镀厂又做了快三个月的会计，后来我又离职。这时我好歹有些文职方面的经验，又在沙井某五金塑胶厂找到一个PMC（详见“生产计划”词条）工作。又因工资问题，三个月后我又辞职，头脑发热跟着一个老乡跑到了中山去找工作。来来回回折腾，回家再返深圳，第二年在福永某电池厂找了一个IPQC（详见“QC”词条）工作，又升为车间主管。

新厂迁到了桥头HJ工业二区，那时周围一片荒地，不出半年，一幢幢厂房从地底下钻了出来，四周越来越热闹，光秃秃的马路上忽然从四面八方涌来不同的地摊买卖。靠着海边空阔的平原上，飞机嗡嗡地从碧空中滑过，飞得很低，可以看清飞机身上的字样，手掌大的飞机正在滑翔中降落，南面不远处就是机场。但是不久以后，空阔的地方堆满了建筑材料，钢筋、水泥和噪声在烈日下每日争分夺秒地忙碌着。这又是一大片崭新的工业区，南风拂过的地方，工业种子遍地开花。在这个厂做了一年半，又进另一家电子厂做QE、IQC及工程部技术员，等等。当然，现在我早就不在这家公司了，又经历了三次跳槽。

打工，你的名字叫漂泊，这是我们每个人注定的命运。每到一个新的工业区，看着那工业区拱形的大门，数着指示牌上那些工厂的名字，我激动地挤入工友的下班人潮中，我想每一个厂区都是一个美妙的地方。每家工厂我都想进去看看，看看机床旁的工友，听听机床哒哒不休的叫声、噪声，是我最喜欢的意象之一。尽管我一直处在噪声里，听惯了，但是那新型的机器总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工友构成了我们另一个新鲜的世界。我认识注塑机，立式或卧式的，车床、冲床、锣床、拉浆机、卷绕机、封口机、充电柜、干燥机、巨型压机、裁线机、端子机、电车和深夜朝地心撞击的打桩机。

我还认识四川人、湖南人、江西人、广东人、广西人、河南人、自称九头鸟的湖北人，还有更厉害的"宝庆人"（俗话说，十个湖北佬，不如一个宝庆佬）。在南方（详见“序：南方”词条），这是值得一生去认识的事物。打工者是大地上最活跃的流浪者。此时，我站在下班的工厂门口，想起了多年前，堂吉诃德骑上罗西南多，戴上破头盔，挽着皮盾，手持长矛，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他在不断奔跑的道路上，将长矛投向了哪里？是风车？不，风车只是自己残缺的梦想。

“跳槽”“找工作”与“打工”是近义词，因此我没有单独列出。跳槽是动物界尤其是家畜界的说法。我记得小时候，在家里帮父母养猪，总有些不听话的公猪或母猪，爱蹿出猪栏。猪栏一般用三四根杠子拴住，约七岁小孩的身高，一般的猪，养得肥肥的，或者养得老实，就是乖乖呆在栏里。发脾气时顶多用嘴拱一拱猪栏，饿的时候，也只会呜咽地扯两声。但是脾气厉害的猪偏不这样，饿急了它，或者困急了它，它一时性起就会毕其功于一役，拼了吃奶的力气跳出来，发挥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拼搏精神，更高更快更强。一般的猪栏拦不住它。总有那么些猪，会经常跳栏。后来这让我想起了王小波先生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时我真羡慕那些猪，自由自在地在旷野里奔跑。

羡慕归羡慕，那毕竟是猪。总害得我到处去寻找，好在那时乡风尚纯，我一般在别人家的篱笆下或小菜地里找到。要是拱坏了人家的菜地，这个罪过就大了。我拿着一根荆棘条，嘴霍地叫着，将猪赶回来，通常要叫上父母或弟弟，从两边围堵着，将它赶回栏里。赶猪回栏的印象在我儿时记忆中总是挥之不去。那猪哼哼地叫着，极不愿意，但在荆棘条的鞭击下不得不往回走，终于又回栏了。猪啊猪，没办法，你是猪，只得呆在猪栏里。我曾写过一首诗，把猪栏称为猪的定义域。现在回想跳槽一词，许多跳槽高手或许沾沾自喜，我却高兴不起来。找工作就找工作，换工作就换工作，干吗说成跳槽，要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跳来跳去的猪”呢。在打工的岁月，我深知其中的利害和甘苦。每换一个环境，需要重新去认识新的同事和上司，重新适应一个新的地点。仿佛一棵树被连根挖出来，又移栽到别处，这样不停地栽来栽去，随着年岁增加，适应力也会慢慢减弱。

记得刚出来那阵子，憋着一股吃苦的拼劲，似乎天大的苦都能忍受，真想快点认识一下这大千世界。当我再次回过头体味那些所谓的苦难，竟然发现它们都披上了美的外衣，回忆真是一张好砂纸，将粗糙打磨得光亮细滑。在我看到的打工路上，在那些更大的屈辱中，它仅仅是巨浪里一朵浪花。路上弯路走下来，我几次在梦里都在画直线。人的一生太短，走弯路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不宽恕和安慰自己走过的弯路。我还不是阿Q。企业管理界也有许多奴性文化（详见“企业文化”词条）和阿Q精神。在第一个工厂，我向人事部自荐，碰到了一位台湾经理，他也是搬运工出身，在小型会议室里他谆谆劝导我，要从最底层做起，才能学得更多，走得更远，这是宝贵的经验。多年来我一直用曲折的路反驳这句话。但我还是感激他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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