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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小说的叙事动力学
作者：王威廉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底层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31 人已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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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抗出发，才能理解为什么邓一光的深圳小说中有那么多的“底层人物”，因为，这就是深圳的伤痛，是深圳的秘密，因而也是深圳的核心。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面对五光十色的小人物的时候，他心里装的更多的是人物的处境。邓一光发现了一种深圳的处境，那就是极度光鲜的城市外表与破败无助的底层生活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之下，有了苦难，有了追寻，有了困惑，便也有了戏剧、故事与精神。我们可以说，这种城与人、明与暗、强与弱的张力关系，便是邓一光深圳小说的叙事动力学。
小说《宝贝，我们去北大》，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了这种叙事动力学。傅小丽和王川都已年近四十，还是没有孕育孩子，为此他们一次次去“北大”看病。所谓“北大”，其实是北京大学医院在深圳办的一家附属医院。除了高昂的医疗费，他们还要养三个老人和两个读书的弟妹，还要存钱买房，还要为宝宝攒教育费，还要……邓一光不厌其烦地写了他们的生活细节，尤其是如何节衣缩食。曾经的早餐是火腿蛋加一大杯“蒙牛”牌高钙奶，而现在是开水泡饭和虾杂面酱，诸如此类。这篇小说如果说局限于此的话，那就完全成了一篇没有新意的社会学式的小说。小说构思的飞跃一笔，来自主人公王川的职业，以及他遭遇的一次非同寻常的事件：
一辆醉驾的2003 年款道奇“战斧”撞上了护栏，“战斧”主人的母亲掏出一张支票，非要儿子早上酒醒后能见到完美的座驾。王川和三个徒弟干到半夜，试图把那辆身价五十五万美元的傲慢的四轮单座概念车弄醒。他们一边等4S 店送检测仪过来，一边谈论那个年轻的母亲。
即便普通读者弄不清楚道奇“战斧”是汽车还是摩托车，也会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款非常奢侈、昂贵的家伙，强烈地代表着这座城市物质力量飞扬跋扈的那一面。主人公生活中灰暗的“开水泡饭”在道奇“战斧”的对比下，获得了耀眼的文学光辉。因为我们清楚，开水泡饭在道奇“战斧”的世界里，是没有任何位置的，甚至可以说，在道奇“战斧”的世界里，开水泡饭是荒诞的。但是作家用叙事将这两者交织在一起，获得的便是一种超越性的目光，小说的精神空间被迅疾打开。
小说中有一句特别残酷的话：“他是这座城市的创造者，他为数不清的城市公民恢复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动力和速度，同时让自己断子绝孙。”这句话道尽了底层劳动者的悲凉，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关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城市图景。这让我不由得想到，在另一篇小说《离市民中心二百米》的结尾，邓一光也借人物之口，说了一句特别残酷的话。天天给“市民中心”打扫卫生的保洁工，居然从来没有去过这座光鲜建筑的内部，更不理解它存在的意义，他只能呆呆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读之令人肝胆俱寒。这样的话语，不是控诉，胜似控诉，宛如一柄锋利的尖刀，刺在了庞然大物傲慢的脸颊上。
劳动者，那么在小说《轨道八号线》中，邓一光聚焦于年轻一代的进城务工者，探勘他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底色。我们看到的是几个模具车间的年轻工人，他们因为空虚而焦躁，甚至举止也不乏怪异，难得的休息时光被百无聊赖地打发掉。小说最有力的构思在于，“轨道八号线”并不存在，是一条虚拟的线路，恰如这些年轻人虚无黯淡的人生旅程。邓一光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深圳的幽暗隐秘，他以其精神反抗，同时实现了自身的现实关怀与道德情怀。
城市光鲜的外表始终是不能忽略的，《想在欢乐海岸开派对的姑娘有多少》是邓一光直接描摹深圳的光泽与细节的一篇小说，但一开头我们便发现，主人公“我”刚刚被放出来，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家伙。这样的“我”，显然又带着秘密的经历与另类的视角来打量深圳这座城市，那种张力结构，依然是小说叙事的主体。
小说场景基本上限定在一个喧嚣的酒吧里，高潮部分，主人公唱起了《国际歌》，显然不无反讽的意味，但这种经验并不突兀，可以被读者所理解。先不说许多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有过这样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喧嚣、芜杂和荒诞环境中，《国际歌》反而突破了单纯的反讽，具备了一种感染人心的“正义”力量。当然，这种“正义”是暧昧的，甚至是虚幻的，但依然获得了想象中的价值。这也是小说不惜大篇幅引述《国际歌》的原因，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词，就这样成了叙事的一部分，有力开拓了文本的丰富性。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同样以这样的张力结构展开叙事。一个穷困潦倒的吸毒家庭、一个倔强的少女、一个富有歌唱天赋的傻弟弟，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位个性鲜明并独具慧眼的音乐老师。倔强少女在音乐伯乐的影响、教诲与激发下，终于找到了自己歌唱的力量。这样的故事很难说是新鲜的，但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尽管我一开始便警惕到了邓一光的煽情铺垫，但是在这样的间离情况下，还是被感动了。这篇小说在语言上用力很深，最大的特色就是拟真性，作者模拟少女“我”的第一人称口吻来叙事，使得作品充满了明快、诙谐、跳跃甚至时尚的氛围。作为辅助的叙事语言，却充满了温情的诗意；不惜篇幅的抒情，渲染了少女心底的那份纯美。
这部作品有一个醒目的特点，那就是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第一次正面展现了人的温润与希望，这种希望当然是对一座城市的善意甚或赞许。在经历了漫长的反抗之后，反抗者终于接纳了一些事物与成分，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态度，使得固有的道德立场变得更加开阔、丰富与复杂起来。邓一光在一篇名为《悬而未决》的创作谈中写道：“康德说，人性这根曲木绝对造不出笔直的东西，这是人性之所以被否定的黑洞。小说家同意康德的观点，因为小说家不要笔直的人性，也正是因为有了人性的悖论，小说才乘虚而入，故事才得以建构，这与任何理性目标都建立不上关系。不同的是，小说家不像康德那么悲观，在小说家感性天域的深处，他们相信温暖和湿润的云层存在。”我们在《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看到，牺牲者与苦难者的下一代，尽管同样承受着物质力量的压迫，但作为孩子，他们毕竟有青春、纯真与信念去改变和超越那种张力状况下的灰色命运。因此，“温暖和湿润的云层”依然是值得信任的，作家面对未来，允诺了这样一份罕有的希冀。
从反抗出发，才能理解为什么邓一光的深圳小说中有那么多的“底层人物”，因为，这就是深圳的伤痛，是深圳的秘密，因而也是深圳的核心。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面对五光十色的小人物的时候，他心里装的更多的是人物的处境。邓一光发现了一种深圳的处境，那就是极度光鲜的城市外表与破败无助的底层生活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之下，有了苦难，有了追寻，有了困惑，便也有了戏剧、故事与精神。我们可以说，这种城与人、明与暗、强与弱的张力关系，便是邓一光深圳小说的叙事动力学。
小说《宝贝，我们去北大》，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了这种叙事动力学。傅小丽和王川都已年近四十，还是没有孕育孩子，为此他们一次次去“北大”看病。所谓“北大”，其实是北京大学医院在深圳办的一家附属医院。除了高昂的医疗费，他们还要养三个老人和两个读书的弟妹，还要存钱买房，还要为宝宝攒教育费，还要……邓一光不厌其烦地写了他们的生活细节，尤其是如何节衣缩食。曾经的早餐是火腿蛋加一大杯“蒙牛”牌高钙奶，而现在是开水泡饭和虾杂面酱，诸如此类。这篇小说如果说局限于此的话，那就完全成了一篇没有新意的社会学式的小说。小说构思的飞跃一笔，来自主人公王川的职业，以及他遭遇的一次非同寻常的事件：
一辆醉驾的2003 年款道奇“战斧”撞上了护栏，“战斧”主人的母亲掏出一张支票，非要儿子早上酒醒后能见到完美的座驾。王川和三个徒弟干到半夜，试图把那辆身价五十五万美元的傲慢的四轮单座概念车弄醒。他们一边等4S 店送检测仪过来，一边谈论那个年轻的母亲。
即便普通读者弄不清楚道奇“战斧”是汽车还是摩托车，也会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款非常奢侈、昂贵的家伙，强烈地代表着这座城市物质力量飞扬跋扈的那一面。主人公生活中灰暗的“开水泡饭”在道奇“战斧”的对比下，获得了耀眼的文学光辉。因为我们清楚，开水泡饭在道奇“战斧”的世界里，是没有任何位置的，甚至可以说，在道奇“战斧”的世界里，开水泡饭是荒诞的。但是作家用叙事将这两者交织在一起，获得的便是一种超越性的目光，小说的精神空间被迅疾打开。
小说中有一句特别残酷的话：“他是这座城市的创造者，他为数不清的城市公民恢复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动力和速度，同时让自己断子绝孙。”这句话道尽了底层劳动者的悲凉，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关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城市图景。这让我不由得想到，在另一篇小说《离市民中心二百米》的结尾，邓一光也借人物之口，说了一句特别残酷的话。天天给“市民中心”打扫卫生的保洁工，居然从来没有去过这座光鲜建筑的内部，更不理解它存在的意义，他只能呆呆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读之令人肝胆俱寒。这样的话语，不是控诉，胜似控诉，宛如一柄锋利的尖刀，刺在了庞然大物傲慢的脸颊上。
劳动者，那么在小说《轨道八号线》中，邓一光聚焦于年轻一代的进城务工者，探勘他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底色。我们看到的是几个模具车间的年轻工人，他们因为空虚而焦躁，甚至举止也不乏怪异，难得的休息时光被百无聊赖地打发掉。小说最有力的构思在于，“轨道八号线”并不存在，是一条虚拟的线路，恰如这些年轻人虚无黯淡的人生旅程。邓一光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深圳的幽暗隐秘，他以其精神反抗，同时实现了自身的现实关怀与道德情怀。
城市光鲜的外表始终是不能忽略的，《想在欢乐海岸开派对的姑娘有多少》是邓一光直接描摹深圳的光泽与细节的一篇小说，但一开头我们便发现，主人公“我”刚刚被放出来，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家伙。这样的“我”，显然又带着秘密的经历与另类的视角来打量深圳这座城市，那种张力结构，依然是小说叙事的主体。
小说场景基本上限定在一个喧嚣的酒吧里，高潮部分，主人公唱起了《国际歌》，显然不无反讽的意味，但这种经验并不突兀，可以被读者所理解。先不说许多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有过这样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喧嚣、芜杂和荒诞环境中，《国际歌》反而突破了单纯的反讽，具备了一种感染人心的“正义”力量。当然，这种“正义”是暧昧的，甚至是虚幻的，但依然获得了想象中的价值。这也是小说不惜大篇幅引述《国际歌》的原因，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词，就这样成了叙事的一部分，有力开拓了文本的丰富性。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同样以这样的张力结构展开叙事。一个穷困潦倒的吸毒家庭、一个倔强的少女、一个富有歌唱天赋的傻弟弟，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位个性鲜明并独具慧眼的音乐老师。倔强少女在音乐伯乐的影响、教诲与激发下，终于找到了自己歌唱的力量。这样的故事很难说是新鲜的，但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尽管我一开始便警惕到了邓一光的煽情铺垫，但是在这样的间离情况下，还是被感动了。这篇小说在语言上用力很深，最大的特色就是拟真性，作者模拟少女“我”的第一人称口吻来叙事，使得作品充满了明快、诙谐、跳跃甚至时尚的氛围。作为辅助的叙事语言，却充满了温情的诗意；不惜篇幅的抒情，渲染了少女心底的那份纯美。
这部作品有一个醒目的特点，那就是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第一次正面展现了人的温润与希望，这种希望当然是对一座城市的善意甚或赞许。在经历了漫长的反抗之后，反抗者终于接纳了一些事物与成分，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态度，使得固有的道德立场变得更加开阔、丰富与复杂起来。邓一光在一篇名为《悬而未决》的创作谈中写道：“康德说，人性这根曲木绝对造不出笔直的东西，这是人性之所以被否定的黑洞。小说家同意康德的观点，因为小说家不要笔直的人性，也正是因为有了人性的悖论，小说才乘虚而入，故事才得以建构，这与任何理性目标都建立不上关系。不同的是，小说家不像康德那么悲观，在小说家感性天域的深处，他们相信温暖和湿润的云层存在。”我们在《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看到，牺牲者与苦难者的下一代，尽管同样承受着物质力量的压迫，但作为孩子，他们毕竟有青春、纯真与信念去改变和超越那种张力状况下的灰色命运。因此，“温暖和湿润的云层”依然是值得信任的，作家面对未来，允诺了这样一份罕有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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