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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小说创作论
作者：王永盛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底层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31 人已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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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的小说创作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色，始于《福尔马林汤》，尽管之前她已写出了表现东北移民群体众生相的长篇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以及有关都市情感和白领生活的《红尘》《有为年代》等中短篇小说。但吴君最终还是转向了近十五年的深圳移民叙写，因为“一个写作者避开这一切去建立文学的空中楼阁是需要勇气的，他要有对生活熟视无睹的勇气，对生活掩耳盗铃的勇气。真实的生活开始教育我，说服我。痛和快乐就这样扑面而来”。她的小说从此再未离开“深圳”和“移民”两个清晰指代。《福尔马林汤》以深圳人家庭日常饮食的“汤”为隐喻——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诱人的靓汤，对于向往深圳人的生活，企图成为“汤”的主人的“工厂妹”，它却是致命的福尔马林汤。小说设置了程小桃和方小红两个女人，开始了吴君之后许多小说人物的人性开掘模式。吴君的笔触描绘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被命运的车轮碾压得死去活来的，在城市寄存的人特别是女人的人生现状。作者没有对主人公行为的是与非妄判伦理道德界定的对与错，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笔触及众生的疾苦而自豪，而是客观冷峻地对生活进行了还原。她锲而不舍地跟着深圳发展的节拍，写深圳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及其困境：改革开放伊始，深圳本地人完全控制话语权，他们呼风唤雨，为难外省人、排斥外省人，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固有的优越感，为所欲为，《亲爱的》《牛黄解毒》等表达的是外省人到深圳求生之痛之苦；1990 年代后，外来移民逐渐融入深圳生活，他们八仙过海，有了各自的立锥之地，《亲爱的深圳》《念奴娇》《樟木头》和《复方穿心莲》等作品着重关注工厂女工的命运走向；21 世纪初，外省移民完全“占据”了深圳，“深圳是我家”的感觉越来越明显，甚至大有“鸠占鹊巢”之势，许多本地人因为多年的固步自封，已经被“赶出”市区，向城郊迁移（《恋上你的床》）。同时，外来务工的“底层人”仍然在苦苦挣扎，他们或者因为生存压力而破罐子破摔（《扑热息痛》《十二条》《亲爱的深圳》等）；或者因为希望破灭而孤注一掷、自暴自弃（《幸福地图》《菊花香》《出租屋》《陈俊生大道》《深圳西北角》）。近年来，吴君又将笔触伸向另一种现实和情绪的变化——曾经的辉煌落幕，优越感丧失转为对原本被同情之人的羡慕嫉妒，无端生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复杂的心理变化（《十七英里》《岗厦14 号》《皇后大道》《幸福地图》《富兰克恩》《华强北》）。
许多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多愿意在作品中刻意装饰自己的经历相貌，对作品中的女主角呵护有加，甚至美化和同情。而吴君一开始便敢对自己下“毒手”，始终让自己的写作与城市进程同步，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怀恋故乡，歌颂美好。她总是将温情脉脉的面纱划开，让亲情、友情、爱情中最残酷的一面展现出来。普鲁斯特曾说“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重现天日的生活，因而是我们唯一确实经历的生活，就是文学”。在吴君眼中，“每个深圳人，心里都藏着难以愈合的伤口。爱恨交织、欲罢不能”。她无法置身度外，总是将个体的被动性和易感性，融入历史的整体，她的作品因而具有强烈的在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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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把新时代的移民与移民地的紧张关系，持续嵌入到她的文学书写中，这成为其小说创作的贯穿性主题。从她的第一部长篇《我们不是一个人类》直到2013 年获奖的《皇后大道》，可谓一脉相承。“一次移民便是终身移民，其心理甚至身体本身再也回不去了。”吴君的小说将移民地对应为“深圳”，写出了深圳对农村的破坏、对世道人心的破坏，深圳本地人和外省人的故事、深圳和香港的双城故事，以及深圳作为地域符号自身被流放的事实。移民叙事和深圳叙事，成了吴君创作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
《福尔马林汤》是标志吴君的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作品，尽管她后来作品的人物更加丰满、更加厚重、更加成熟，但自《福尔马林汤》，她的创作找到了方向，并自觉地开始了她的深圳叙事和文学远行。吴君的小说中的底层人物身份形态各异，精神困境和生活窘迫一样，都是她关注和“触摸”的对象。进城后的农民工，他们与城市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一方面他们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另一方面，城市对他们的肉体和心理进行了双重改造。为了表现出这两难的境地，吴君的小说试图尽可能多地刻画形形色色的移民，写出他们不同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在小说里，移民无论是程小桃、方小红，还是程小桂、张曼丽，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相同或者不同的创伤——有肉体的疼痛，也有心灵的折磨。方立秋和阿回（《复方穿心莲》），“两个为梦想来到深圳的女孩，在各自的轨迹中行走。在某一刻相遇，成为心灵相通的朋友，也成为彼此生命中的天敌。她们牺牲爱情、尊严、青春和梦想，只为兑换一张深圳永久的居住证，以安放漂泊的心灵和困顿的身体”。陈娟娟和方晓红（《樟木头》），皮艳娟和杨亚梅（《念奴娇》），朱喜燕和施雨（《地铁五号线》），程小桂和张曼丽（《亲爱的深圳》），曹丹丹和江艳萍（《十二条》），陈水英与阿慧（《皇后大道》）……她们身份相同或者相近，她们从知心朋友最后变成互相“撕咬”的仇敌——面对身份、权力和金钱的追逐，女人间的战争永远是两败俱伤的哭泣与无法释怀的哀痛。
《福尔马林汤》中的那碗“汤”，可看作她们追逐的身份、名分的象征或隐喻。底层人的角逐和博弈一直盘踞在《复方穿心莲》《地铁五号线》《十二条》等小说中，直至《亲爱的深圳》将它推向顶峰。《亲爱的深圳》是吴君的阶段性成名之作，通过不同层面的打工者李水库、程小桂、张曼丽的命运，和他们与这座城市爱恨交加纠缠所致的结局，彻底粉碎了偶然性支配下的人生错位得以正常生长的可能。
如果说以《福尔马林汤》《亲爱的深圳》为代表的小说，表达的是城市对农村釜底抽薪般的破坏，对人心的破坏，如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便回不去，那么《皇后大道》《十七英里》等作品的出现，则以深圳和香港双城故事以及纠结其中的人生际遇、世态炎凉彰显了吴君的小说的另一种意义——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戏剧化。土生土长于深圳沙一村的陈水英和阿慧，她们曾经形影不离，情同手足，但是，在阿慧风光嫁到香港之后，陈水英的生活开始彻底失衡。这是当年深圳人渴望香港富裕生活的真切缩影。虽然时代变了，然而陈水英等人并没有走出来，她被困在了那个年代。阿慧对陈水英的生活的破坏之大、香港的财富对深圳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小说的发生地由深圳扩展到香港，故事是两个女主人公——她（陈水英）带着怨气和怀疑，“随便找了一个男人结了婚。日子过得不咸不淡，很平静”。好友间的裂缝从此开始，深圳农村浓厚的嫁港情结让陈水英的怨恨有了更坚实的注脚。随着陈水英下狠心准备将自己嫁到香港，以完成若干年前的夙愿时，谜底渐次揭开：自己想嫁的马智贤，“一家也是当年逃过去的，为了领到救济，马智贤和父亲还住在贫民区”。心目中的天堂消失殆尽；看似风光的阿慧不仅嫁给了一个患有癫痫病的逃港者，同时，“每天一早都要把包好的饺子，一家一家送到茶楼去。有时还会接一些内地客，把她们带到假货市场挨宰”。在香港，阿慧没有令人艳羡的美好生活，而是靠苦力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明白了这一切之后，陈水英的香港梦彻底幻灭。
吴君的小说的人物大多地位卑下，经历曲折——导致了肉体和物质的不尽如人意，最终演变为理想的失落。《二区到六区》里的三个艺术系大学生——“我”、郭小改和徐森林，带着美好的艺术梦想到深圳求职，却被现实改写了命运，徐森林、郭小改锒铛入狱，“我”失业沦为妓女。他们曾经豪情万丈，却在“不知文化到底是什么”的深圳彻底迷失，最终断送了自己的一切。《恋上你的床》里，粤剧演员苏卫红虽然年老色衰，但在地感、土著感优越，容不得“北妹”轻易入侵。偏偏阿焕是个有远大抱负的“北妹”，虽然她的远大抱负也只是想“在深圳获得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但依然避免不了受到苏卫红的轻视和排挤，换来重伤住院的结局。
着力于深圳叙事的系列小说，是吴君潜心追求成为“有特点的作家”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收与放”，其间既有幡然醒悟的欣喜，也有上下求索的艰辛。吴君的小说在题材的多样性和创作手法的多样化方面的“放”与拓展，饱含了作家苦心孤诣的追求。她的小说塑造了割断血脉与渊源后漂在深圳的外乡人，暴露的不仅有不顾尊严、满是欲望的肉体，还有焦虑而不知所踪的灵魂；不仅有始于本性的友善、温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开局，还有自私、贪婪、虚伪导致的悲哀和悲剧……对友谊亲情爱情的犹豫和怀疑，或多或少来自作家的潜意识，这使她的文本中无时不存、无处不在地体现着这种深刻的冲撞。对底层的遭遇，吴君表露出的是近乎冷峻逼视之态和巨大的悲悯与不安。在吴君看来，底层不是概念化、抽象化、脸谱化的底层，而是没有尊严、被忽视、精神受到挤压的感性的丰富的存在。对社会现实的不公、怀疑和忧虑，赋予吴君的小说坚定的批判意识，以及对道德和欲望、命运和机遇、爱情与友情的深切鞭打与拷问。在她朴素而深刻的叙述中，在深圳叙事的大框架下，其小说中的故事及人物形象乃至面对的困境和选择绝不相同。
吴君的小说创作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色，始于《福尔马林汤》，尽管之前她已写出了表现东北移民群体众生相的长篇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以及有关都市情感和白领生活的《红尘》《有为年代》等中短篇小说。但吴君最终还是转向了近十五年的深圳移民叙写，因为“一个写作者避开这一切去建立文学的空中楼阁是需要勇气的，他要有对生活熟视无睹的勇气，对生活掩耳盗铃的勇气。真实的生活开始教育我，说服我。痛和快乐就这样扑面而来”。她的小说从此再未离开“深圳”和“移民”两个清晰指代。《福尔马林汤》以深圳人家庭日常饮食的“汤”为隐喻——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诱人的靓汤，对于向往深圳人的生活，企图成为“汤”的主人的“工厂妹”，它却是致命的福尔马林汤。小说设置了程小桃和方小红两个女人，开始了吴君之后许多小说人物的人性开掘模式。吴君的笔触描绘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被命运的车轮碾压得死去活来的，在城市寄存的人特别是女人的人生现状。作者没有对主人公行为的是与非妄判伦理道德界定的对与错，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笔触及众生的疾苦而自豪，而是客观冷峻地对生活进行了还原。她锲而不舍地跟着深圳发展的节拍，写深圳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及其困境：改革开放伊始，深圳本地人完全控制话语权，他们呼风唤雨，为难外省人、排斥外省人，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固有的优越感，为所欲为，《亲爱的》《牛黄解毒》等表达的是外省人到深圳求生之痛之苦；1990 年代后，外来移民逐渐融入深圳生活，他们八仙过海，有了各自的立锥之地，《亲爱的深圳》《念奴娇》《樟木头》和《复方穿心莲》等作品着重关注工厂女工的命运走向；21 世纪初，外省移民完全“占据”了深圳，“深圳是我家”的感觉越来越明显，甚至大有“鸠占鹊巢”之势，许多本地人因为多年的固步自封，已经被“赶出”市区，向城郊迁移（《恋上你的床》）。同时，外来务工的“底层人”仍然在苦苦挣扎，他们或者因为生存压力而破罐子破摔（《扑热息痛》《十二条》《亲爱的深圳》等）；或者因为希望破灭而孤注一掷、自暴自弃（《幸福地图》《菊花香》《出租屋》《陈俊生大道》《深圳西北角》）。近年来，吴君又将笔触伸向另一种现实和情绪的变化——曾经的辉煌落幕，优越感丧失转为对原本被同情之人的羡慕嫉妒，无端生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复杂的心理变化（《十七英里》《岗厦14 号》《皇后大道》《幸福地图》《富兰克恩》《华强北》）。
许多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多愿意在作品中刻意装饰自己的经历相貌，对作品中的女主角呵护有加，甚至美化和同情。而吴君一开始便敢对自己下“毒手”，始终让自己的写作与城市进程同步，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怀恋故乡，歌颂美好。她总是将温情脉脉的面纱划开，让亲情、友情、爱情中最残酷的一面展现出来。普鲁斯特曾说“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重现天日的生活，因而是我们唯一确实经历的生活，就是文学”。在吴君眼中，“每个深圳人，心里都藏着难以愈合的伤口。爱恨交织、欲罢不能”。她无法置身度外，总是将个体的被动性和易感性，融入历史的整体，她的作品因而具有强烈的在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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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把新时代的移民与移民地的紧张关系，持续嵌入到她的文学书写中，这成为其小说创作的贯穿性主题。从她的第一部长篇《我们不是一个人类》直到2013 年获奖的《皇后大道》，可谓一脉相承。“一次移民便是终身移民，其心理甚至身体本身再也回不去了。”吴君的小说将移民地对应为“深圳”，写出了深圳对农村的破坏、对世道人心的破坏，深圳本地人和外省人的故事、深圳和香港的双城故事，以及深圳作为地域符号自身被流放的事实。移民叙事和深圳叙事，成了吴君创作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
《福尔马林汤》是标志吴君的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作品，尽管她后来作品的人物更加丰满、更加厚重、更加成熟，但自《福尔马林汤》，她的创作找到了方向，并自觉地开始了她的深圳叙事和文学远行。吴君的小说中的底层人物身份形态各异，精神困境和生活窘迫一样，都是她关注和“触摸”的对象。进城后的农民工，他们与城市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一方面他们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另一方面，城市对他们的肉体和心理进行了双重改造。为了表现出这两难的境地，吴君的小说试图尽可能多地刻画形形色色的移民，写出他们不同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在小说里，移民无论是程小桃、方小红，还是程小桂、张曼丽，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相同或者不同的创伤——有肉体的疼痛，也有心灵的折磨。方立秋和阿回（《复方穿心莲》），“两个为梦想来到深圳的女孩，在各自的轨迹中行走。在某一刻相遇，成为心灵相通的朋友，也成为彼此生命中的天敌。她们牺牲爱情、尊严、青春和梦想，只为兑换一张深圳永久的居住证，以安放漂泊的心灵和困顿的身体”。陈娟娟和方晓红（《樟木头》），皮艳娟和杨亚梅（《念奴娇》），朱喜燕和施雨（《地铁五号线》），程小桂和张曼丽（《亲爱的深圳》），曹丹丹和江艳萍（《十二条》），陈水英与阿慧（《皇后大道》）……她们身份相同或者相近，她们从知心朋友最后变成互相“撕咬”的仇敌——面对身份、权力和金钱的追逐，女人间的战争永远是两败俱伤的哭泣与无法释怀的哀痛。
《福尔马林汤》中的那碗“汤”，可看作她们追逐的身份、名分的象征或隐喻。底层人的角逐和博弈一直盘踞在《复方穿心莲》《地铁五号线》《十二条》等小说中，直至《亲爱的深圳》将它推向顶峰。《亲爱的深圳》是吴君的阶段性成名之作，通过不同层面的打工者李水库、程小桂、张曼丽的命运，和他们与这座城市爱恨交加纠缠所致的结局，彻底粉碎了偶然性支配下的人生错位得以正常生长的可能。
如果说以《福尔马林汤》《亲爱的深圳》为代表的小说，表达的是城市对农村釜底抽薪般的破坏，对人心的破坏，如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便回不去，那么《皇后大道》《十七英里》等作品的出现，则以深圳和香港双城故事以及纠结其中的人生际遇、世态炎凉彰显了吴君的小说的另一种意义——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戏剧化。土生土长于深圳沙一村的陈水英和阿慧，她们曾经形影不离，情同手足，但是，在阿慧风光嫁到香港之后，陈水英的生活开始彻底失衡。这是当年深圳人渴望香港富裕生活的真切缩影。虽然时代变了，然而陈水英等人并没有走出来，她被困在了那个年代。阿慧对陈水英的生活的破坏之大、香港的财富对深圳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小说的发生地由深圳扩展到香港，故事是两个女主人公——她（陈水英）带着怨气和怀疑，“随便找了一个男人结了婚。日子过得不咸不淡，很平静”。好友间的裂缝从此开始，深圳农村浓厚的嫁港情结让陈水英的怨恨有了更坚实的注脚。随着陈水英下狠心准备将自己嫁到香港，以完成若干年前的夙愿时，谜底渐次揭开：自己想嫁的马智贤，“一家也是当年逃过去的，为了领到救济，马智贤和父亲还住在贫民区”。心目中的天堂消失殆尽；看似风光的阿慧不仅嫁给了一个患有癫痫病的逃港者，同时，“每天一早都要把包好的饺子，一家一家送到茶楼去。有时还会接一些内地客，把她们带到假货市场挨宰”。在香港，阿慧没有令人艳羡的美好生活，而是靠苦力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明白了这一切之后，陈水英的香港梦彻底幻灭。
吴君的小说的人物大多地位卑下，经历曲折——导致了肉体和物质的不尽如人意，最终演变为理想的失落。《二区到六区》里的三个艺术系大学生——“我”、郭小改和徐森林，带着美好的艺术梦想到深圳求职，却被现实改写了命运，徐森林、郭小改锒铛入狱，“我”失业沦为妓女。他们曾经豪情万丈，却在“不知文化到底是什么”的深圳彻底迷失，最终断送了自己的一切。《恋上你的床》里，粤剧演员苏卫红虽然年老色衰，但在地感、土著感优越，容不得“北妹”轻易入侵。偏偏阿焕是个有远大抱负的“北妹”，虽然她的远大抱负也只是想“在深圳获得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但依然避免不了受到苏卫红的轻视和排挤，换来重伤住院的结局。
着力于深圳叙事的系列小说，是吴君潜心追求成为“有特点的作家”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收与放”，其间既有幡然醒悟的欣喜，也有上下求索的艰辛。吴君的小说在题材的多样性和创作手法的多样化方面的“放”与拓展，饱含了作家苦心孤诣的追求。她的小说塑造了割断血脉与渊源后漂在深圳的外乡人，暴露的不仅有不顾尊严、满是欲望的肉体，还有焦虑而不知所踪的灵魂；不仅有始于本性的友善、温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开局，还有自私、贪婪、虚伪导致的悲哀和悲剧……对友谊亲情爱情的犹豫和怀疑，或多或少来自作家的潜意识，这使她的文本中无时不存、无处不在地体现着这种深刻的冲撞。对底层的遭遇，吴君表露出的是近乎冷峻逼视之态和巨大的悲悯与不安。在吴君看来，底层不是概念化、抽象化、脸谱化的底层，而是没有尊严、被忽视、精神受到挤压的感性的丰富的存在。对社会现实的不公、怀疑和忧虑，赋予吴君的小说坚定的批判意识，以及对道德和欲望、命运和机遇、爱情与友情的深切鞭打与拷问。在她朴素而深刻的叙述中，在深圳叙事的大框架下，其小说中的故事及人物形象乃至面对的困境和选择绝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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