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小说的叙事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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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深圳在北纬22°27′～ 22°52′》这样开头：“夜里他又做了梦，梦见自己在草原上，一大片绿薄荷从脚下铺到天边。”一篇把深圳嵌入标题的小说，这样以草原为开头，是非常奇特的。这和邓一光血脉中的基因有关，他是一个心中有草原的人。草原和城市是两种距离非常远的文化方式，这种距离要远远大于农业与城市的距离，因为农业文化也是能够孕育城市的，但草原不能，草原是永远开放的、拒绝中心的，与城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地理学完全不同，故而草原与城市水火不容。在艺术上而言，这种极致的冲突富含相当的美学特质。我认为，对游牧的乡愁、对自由的向往，从而导致城市处境下个体存在的生成，不仅是邓一光的悱恻心曲，更成了他深圳小说诗学的精神内核。和草原意象相关联的，是一系列小动物的意象，它们和这座城市的人一样渺小无助。《深圳细节》里有只叫嘚瑟的小动物，它是一只雌性伶鼬。作者这样描述：“作为世界上个头最小的食肉动物，它和我一起生活了三年，你也可以说它是我的女儿。我是在惠州的一家野味餐馆里捡到嘚瑟的。它的妈妈在成为人们的一道菜之前生下了它，它被扔在厨房角落的垃圾桶里，埋在一段果子狸的肠子和一堆打蔫的芥菜叶下，浑身裹着脏兮兮的胎液，眼睛还没睁开。”嘚瑟的父母已经被人类吃掉，只有嘚瑟幸运地逃脱了盘中餐的命运这样的设定，无疑蕴含着救赎的气息。

嘚瑟在这部小说里还只是配角，终于，我读到了一篇完全以小动物为主角的小说：《北环路空无一人》便专门写了一条名叫皮卡的狗。一个神经兮兮的朋友要去寻找他的女朋友，把皮卡寄养在“我”这里，“我”是个宅男，整天不出门，陷在空虚的失望当中，而皮卡则一点点牵动着“我”的心。一个人，一条狗，显然很难演绎出什么复杂的故事，无非是一点点生活细节的积累，但就是在这种积累中，人心获得了软化和净化。在小说结尾，出现了近乎梦幻的场景，“我”对皮卡说：“要是我，我会离开这座城市，向北走，穿过巴丹吉林沙漠，曼达勒戈壁，沿着色楞格河走，绕过贝加尔湖，再向北，攀上西伯利亚高原，那就是梦中的宁静大地。”“没错，路很远，有很多的冷气流，它们会让我显得很傻，但我会去那里，找北极狼祖先。”

皮卡也仿佛通灵了一般，“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它的皮毛在黑暗中渐渐燃烧起来。”皮卡跑了起来，跑进了前方的黑暗丛林，并对着月亮发出了自己祖先的呼啸：“我发誓，那是整个清明节小长假，我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

这个声音，便是内心对游牧的渴念，是梦中宁静大地的召唤，是灵魂无羁无绊的绝对自由。这个声音的存在，同时也是对骨感现实的提醒，因而带来了悲伤与痛苦，但是，它终究是生命存在的确证，是精神主体无法丢弃自身的最后叹息。

《深圳蓝》的故事也很简单，主人公戴有高在一家线上奢侈品公司工作，离婚后对前妻李爱一直念念不忘。李爱离婚后买不起房，所以还住在戴有高的房子里，这让戴有高一次次想方设法复合。蔡张望是李爱离婚后找的男友，他和戴有高经过反复的语言斗争，最终达成和解。吕冬冬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暗地里喜欢戴有高，因为戴有高的不理解而伤心哭泣。每个人的感情位置都有些错位，每个人都寻找着自己的爱情，但每个人始终都在毫无路标的路上。我不禁想起了巴赫金强调的，爱情才是事物的中心，一切都与爱情相关，甚至战争也不例外，社会政治事件只有和私生活发生关系时才有意义。邓一光深谙这一点，故而他构造了一段段爱情故事和一个个私人生活场景，它们像街灯一样衔接在一起，照亮夜空的黑暗。《深圳蓝》是典型的爱情故事，爱情是离不开絮语的，而这部作品的语言的确比故事本身更令人难忘，每个人都是那么会说话、会饶舌，这体现了一个作家在语言叙述方面的炫技心态。

下面是戴有高和蔡张望之间的对话：

“我问你，你打算拿李爱怎么办，是玩一下就下线呢，还是拿她当《海贼王》，打算陪她几十年如一日地熬下去？”
…………

“放心，我已经向李爱求婚了，她说考虑考虑再回答我。”蔡张望说。

“你脑子没问题吧？你又不是兀鹫，非得吃人家丢掉的腐肉！”戴有高有些急。

“我就好这一口。肉太新鲜我蛋白质过敏。”蔡张望一点也不脸红。

“知道了，”戴有高看了蔡张望一会儿，“你是我见到的最蠢的奇葩，就你这种智商，还说让人放心的话。别急着上火。你面前坐着个和李爱结过婚的人，他俩在一张床上满怀激情地滚了五年，到头来还是离了，你当决心一下就能消化她？”

这是一场说话的战争，俏皮话，贫嘴，明明是一场揪心的对话，却有一种轻松的幽默感，令人忍俊不禁。但我们终究读出的是悲凉，这是人物角色与命运注定的，他们是一群丧失了主体性的人。

再来看戴有高和吕冬冬之间的对话：

然后戴有高提到了小佟。小佟是好小伙，南京大学硕士生，二级运动健将，准男神级别，这些优点公司的人全知道。

“别提他，”吕冬冬像吃了一颗没渍好的话梅，咧开嘴抽气，“每次看到他我都面瘫，他怎么不去扶贫？”

“别说假话，他配碧昂丝难度大点儿，配你算你撞上了绩优股。”

“能不能再恶心点？都二十六岁了，整天抱本《美少女战士》看，武内直子知道了牙都得笑掉，凭什么要我给他当御姐？”吕冬冬支起两只瘦弱的胳膊，钳猩猩似的捂住耳朵，看上去他俩不是一个星球的，她是奥尔德兰行星的丽亚公主，他是银河帝国死星的执行官黑勋爵，俩人不共戴天，“顺便说一下，只有一次我想当御姐，不是报纸上讨论好多男人在家里都挨老婆耳光的那次，是电视里说有个美国娘儿们开坦克上班的那次。”

这样的语言可谓与时俱进，“男神”“碧昂丝”“绩优股”“御姐”“银河帝国”……而以上的举例只是冰山一角，整篇小说充斥着这种词汇，给人一种特别“接地气”的感觉。很多作家是有语言洁癖的，非常忌讳这种流行词汇；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写作不能把这些时代语言的印痕容纳进来，会不会影响我们对时代的认识与判断？这种流行词汇与文学性之间究竟是天然水火不容的，还是也可以和谐相通？尽管我对这些问题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在邓一光这里，已经是非常确切的事情了。从小说氛围的营造上来说，这种饶舌和贫嘴，与小说中焦虑的人物是匹配的。饶舌自然是焦虑的一种反映，因为饶舌是对意义的逃避，是对沉默和空虚的恐惧，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失语症。这篇小说中的人物已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进入了现代生活的轨道当中，问题在于，他们的内心仍然痛苦不堪。他们承受着这个时代的海量信息和复杂经验，像戴有高，早在没有离婚的时候，他就在玩一款叫《快乐人生》的游戏，在里边他还有一个虚拟的家庭，有妻子，有孩子，有另一番喜怒哀乐。这种与他现实生活平行的生活，难道不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吗？当然是，它们是无法剥离的生活经验。因此，不妨说，令他们痛苦的不是“匮乏”，而是“溢出”，这种“溢出”像洪流一般冲刷进主体的狭小空间中，最终使得他们的心灵不但没有储存下什么，反而变得愈加匮乏了。这种物质“溢出”导致的心灵“匮乏”，远远超越了社会文化的层面，成为一种现代性的普遍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漫无边际的流行话语，既是对个体灵魂话语的侵蚀，又是个体灵魂贫瘠之后的不得已借用。我们为了表明自己是时代没有落伍的一分子，或者是为了方便沟通而使用那些迅速死去的语词，如果不加反思而随波逐流的话，注定会在一场喜剧般的群体语言狂欢中，将心底自我真实的声音更迅速更彻底地遗忘掉。

可以这么说，邓一光在小说的叙事语言中，一方面客观记录时代的话语印迹，另一方面似乎被这种流行语言的狂欢所暗暗诱惑，在某些时刻陷入了矫情、沉溺与放纵。这也许是写作中需要警惕的地方。人要在语言中体验自身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要体验自身形而上学的无家可归感，这也应当是一个作家的高度审美追求。邓一光的深圳小说当然有这样的追求，但我觉得在这方面还可以继续向深处开掘。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他们的伤痛都常常过于具体，而他们的饶舌在进一步混浊乃至遮蔽他们的存在真相。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小说语言中体会着他们的时候，有时不免觉得他们的无家可归感是社会机制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存在和语言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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