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小说的叙事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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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在一篇访谈中这样谈论自己书写深圳的感受：“作家是敏锐的观察者和喋喋不休的叙事人，他们会和环境产生互动。同时，好作家总在颠覆前经验，包括个人的写作经验，改变是作家的常态。我看这座城市从细节开始，台风后一地落叶，一个说一句话叹息三声的警察，一声为六十七年前离去壮士所做的纪念仪式中轻轻吹响的埙。我无法告诉你我眼中的深圳是什么，它很零碎，你可以在我的故事里看到。”在这里，他坦承深圳在他眼中是一种碎片化存在。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作家，这些关于深圳的中短篇小说能让人一口气读下去，但读完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甚至由于同样张力结构的反复使用而失之于简单。我们最好这样来理解：这不是他叙事技巧的问题，而是一种现代精神的困境，就像卢卡契在《小说理论》里所说的：“小说形式是破碎世界的反映。”当一切都散了，再也找不到中心，我们能找到什么样的小说形式呢？

张定浩在《关于“城市小说”的札记》一文中说：“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文学一直沉迷于构建一个个具体完整的村庄、小街、乡镇……一个个模拟‘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地方，但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常常仅仅被视为一种不可把控的抽象存在。所谓废都、帝都、魔都之类的指认，正是以一种强硬的负面整体概括来掩盖对城市内在生机的探寻。正如诸多论者已经看到的，当代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同质化倾向严重，我们有形形色色的乡村世界，但似乎我们只有一个被称作‘城市’的城市。”

中国文学面对乡土背景的时候，作家们不用去考虑乡土的本质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精神审美前提，因而作家们落笔的时候，专注考虑的是人自身；但作家们面对城市的时候，却总想着将这个庞然大物用语言的框架装起来，然后赢得一种文化心理学的胜利。也就是说，城市对中国作家来说，不仅仅是陌生的，而且天然地处在道德谱系的负面，这种不言自明的道德审判与乡土文学那种不言自明的精神审美前提如出一辙。对今天来说，也许没有什么不言自明的前提与道德了，在剧烈的文化转型过程中，这些前提、道德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都是需要被重新估量、阐述和重塑的。

阅读邓一光的深圳小说，让人感触良多，其得其失都可以视为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代表性症候。邓一光的深圳小说写出了自身的独特性，无论是文化方面还是审美方面，他都保持着自身独特的辨识度。邓一光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负责去写‘深圳是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深圳是数字和规划中的深圳，而我的深圳一定是有条理、情感和文化的深圳，我在写我自己的深圳。”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邓一光并不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更偏向于一个浪漫主义作家。无论是《我是我的神》还是《我是太阳》，那个无法舍弃的“大我”，那种高扬的主体意志以及激越的审美情怀，都显示了他浪漫主义作家的本质，只不过他娴熟地驾驭现实题材的能力（这几乎是在当下中国文化审美语境下，一个年轻作家成长必须掌握的能力），赋予了他一层现实主义的釉色。邓一光的浪漫主义与现实题材延展在一系列的深圳小说当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其中的例证；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的结合使得这些小说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品质，而且这种现代性并非生硬的形式仿造，而是由活生生的人物与处境由内到外生长出来的。

邓一光的小说依然具有“传统城市小说”的影子，深圳亦被他视为“一种不可把控的抽象存在”。他小说中关于深圳的地名俯拾皆是，但因为使用过多，便也显出了刻意；在题目的选择上有“深圳”字样的小说名太多了，表明了他急于“把握”这座城市的野心。令人振奋的是，邓一光从未放弃对深圳“城市内在生机的探寻”，他的小说细节饱满，表现着深圳的勃勃生机。深圳鱼龙混杂，却也活力非凡，它是无根之地，却也是自由之地，邓一光的小说牢牢捕捉住了这些。

我一直坚信，写出城市的精神，考验的是作家的洞察力与想象力。像卡夫卡之于布拉格，保罗• 奥斯特之于纽约，村上春树之于东京，库切之于开普敦。他们和这些城市的关系，不再像福克纳或莫言与其笔下的广阔乡野之间的对应关系，他们表现出来的文学气质更加独立，更加个人化，更加着力于塑造人的内在性。剥离符号的迷思，守护存在的重量，探询人性的价值，这就是城市文学的重要特征。在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宣告人的死亡之后，文学依然守护着人的存在与价值。在城市及其消费文化成为世界主流的当下，在喧嚣和过剩符号的压迫与篡改下，文学格外需要迸发出精神的力量，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那样，以不抱希望也不绝望的态度，书写出人内在的丰饶与伟大。
                                                             
                                                                                                                                                                 原载《上海文化》2015 年第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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