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野兽” ——由邓一光兼及一种新城市文学

三、一种新城市文学
在邓一光的小说中，个人对自我和世界的辨识会走向两个结果：一个以《深圳在北纬22︒27 ＇～22︒52 ＇》《离市民中心二百米》等作品为代表，主人公并没有立即迎来一个决裂性的新生，而是依然在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下延续生活。在《深圳在北纬22︒27 ＇～22︒52 ＇》中，即使男主角不堪重负，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做不到辞去眼下这份工作，再加两成累和三成委屈他也做不到”。另外一个则以《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等为代表，经过故事的洗礼，个人有一种重生般的体验，并往往在一个高潮的部分达成与这个世界的和解。在《你可以让百合生长》的结尾，叛逆少女兰小柯甚至和其痛恨的吸毒的父亲和解了。与《深圳在北纬22︒27＇～22︒52 ＇》不同，我认为这一情节的设置让这部小说稍有减分，这种温情脉脉的东西有一种流行的中产阶级的道德气息( 让我想起了电影《发条橙》的结尾)。它同时也削减了这部小说本来具有的精神冲击力，一个开阔的精神景深的书写被一个乏力的好莱坞式的结局填平了，兰小柯的成长没有让她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人——不是吗？谁说原谅了一切就是更有力量的标志呢？就我个人的美学趣味而言，我更倾向于一种不妥协的处理方式。在这个层面上，《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把一个社会学的痛苦变成了一个生理学的痛苦，并以和解的方式将其中产阶级化了，这是邓一光需要特别引起警觉的地方。这么说当然有个人的偏执，正如邓一光以这种方式来处理也是他的偏执一样，在《深圳蓝》里面，这种处理显得更加明显，在对“90后”式的网络语言的娴熟使用( 考虑到邓一光出生于1956 年，这让我分外惊叹！ ) 中，《深圳蓝》讲述的是一个相对单调的“爱”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许对于都市人来说具有某种治愈的功能，但是就对个人精神生活的探究而言，它除了展示一些看起来时髦的都市生活方式之外——这一点在通俗剧里面同样能看到——并没有提供更丰富的东西。相反，一种更丰富的自由意志的撕裂被这种看起来“温暖”的写作遮蔽了。在《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我看到了这一段话：

“才怪。这话对你合适。我们不是一路人。记得吗，我是无产阶级。你有房产，你是深户，是音乐家，虽然退役了。可还是有人请你发挥余热，你早就不知道苦难是什么了。你已经堕落了，变质了……”

如果说《深圳蓝》中的戴有高和吕冬冬作为这个城市的有产者还可以稍微容易去和这个社会和解，那么，作为一个无产者的兰小柯能轻易和解吗？邓一光放弃了对兰小柯内在精神构成的社会学分析，这让她最后的文学性的“新生”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我在这里毫无求全责备的意思，虽然求全责备是一个批评家必需的素养。恰好是，我在邓一光的这种看起来有些矛盾的书写中观察到了中国当代城市书写的征候性命题。进入21 世纪以来，因为大规模城市化的发展以及资本流的涌动，对于城市书写的关注和吁求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变得急迫起来——虽然这种急迫在我看来毫无理由。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话语的反复生产和诱导中，城市文学——写什么以及如何写——已经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在孟繁华的叙述中，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构成了一种文明上的二元关系，随着乡土文明的崩溃，一种以“50 后”为代表的乡土写作也走向了终结。按照这种逻辑，城市文学作为新文明的代表，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主要写作形式。“深圳作为新兴的一线城市，作为新文明崛起的一个‘个案’，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新文明建构过程所有的问题在深圳都可以轻易地找到或看到佐证。在这样的时候，邓一光身置其间恰逢其时，他的小说从一个方面为我们记录或揭示了深圳精神状况的某些方面。”陈晓明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当下的“城市写作”：“与其说中国当代文学呼唤城市文学，不如说在呼唤又一次深刻的文学变革——它看上去是一次提升，或者是对破碎的80 年代的现代派之梦的重温，但实际上可能是远比这些表面文章更深刻的内里的变革——也就是中国文学根子里的变革。”如果说孟繁华是从外部论证了城市文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陈晓明则是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内部论证了这种城市文学在当下中国面临的困境和难题，他甚至有些固执地认为：“我们既然没有浪漫主义文化的渊源，没有个体为本位的哲学，那我们搞什么城市文学，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乡土与历史中一条路走到底、走到黑？”暂且不管这种愤激之语的弦外之音，在我看来，为城市文学在历史中找起源或者为其在未来的命运做诊断，都不符合辩证法。我们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是：第一，城市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趋势，并在这种趋势中重塑着物质景观和人性景观；第二，对这一正在发生着的“变化”的书写已经构成了写作的基本内容，即使在那些所谓的传统的乡土写作中，也出现了一种非乡土的、城市化的观看方式；第三，在这样一轮书写潮流中，何种真正有意义的新城市文学( 美学) 可以被建构出来？

在历史化的纵深景观中书写当代中国人的命运、挣扎和救赎，并将这种书写“飞翔”为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这是我对新城市文学的一种期待！在这种期待中，我曾经对青年作家的城市书写提出过要求：“有一种‘炸裂’般的矛盾和张力存在于我们的城市中，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真正的城市写作要求的是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呈现，理解城市的肌理和理解语言的肌理是同构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沾沾自喜式的胜利者的口吻或者是类似于‘农家少年负笈都市’的自卑者说都显得矫情且平庸。对于更年轻的作者来说，城市已经内在于我们，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发明足够有创造力的文体和语言，来形塑我城、你城、他城——最终的标准也许是，由此建构出来的美学，恰好能够颠覆掉那个景观化的、平面的‘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到目前为止，只有邓一光等少数作家满足了我的这种期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警惕一种以“温暖”“疗愈”为其美学风格的伪城市写作来弱化和软化我们有力量的、具有批判性和生产性的真正的新城市文学写作。

最后再让我们回到开篇提到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中来，其中几句是这样的：“你回头张望，残忍而虚弱/ 如同野兽，曾经那么机灵，/ 张望自己趾爪的印痕。”曼德尔施塔姆的野兽已经虚弱不堪了，只能回望自己曾经的光荣。但是个体自由意志本身却不会消失，在邓一光的马、蝴蝶和北极狼里，它又找到了寄生之所。但愿这一场真正文学意义上的远征不会草草收兵。
                
                                                                                                                                                                  原载《文学评论》2015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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