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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市文学的前景 ——兼与张波商榷
作者：杨益群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新都市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31 人已围观
翻开我国文学史，举凡一个文学主张或口号的提出，必具备睿智胆识，更需审时度势，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推动文学浪潮滚滚向前。《特区文学》以其高瞻远瞩，瞄准1997 年深港对接将至，率先树起“新都市文学”旗帜。这既是历史之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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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学”，顾名思义是属于文学题材上的分类。总的来说，“都市文学”必须反映都市生活，具备都市意识和都市情结。但现阶段应取宽容态度，从内涵到外延，宁宽勿窄，宜厚勿薄；更不能停留在有关“都市文学”界定的争论中，人为地画地为牢。
宏观考察，对“都市文学”进行一番历史回顾，可以加深我们对“新都市文学”的理解，增强我们实践这一文学主张的信心和力量。
“都市文学”，也称“城市文学”，由来已久。外国且不必说，在我国古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形成，城市开始崛起、发展和繁荣，城市生活自然要求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应有的反映，因而开始出现了“城市文学”。被历代文学史家一致誉为“我国短篇小说达到成熟的标志”的唐人传奇，其兴起和发展，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给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它由单纯的谈神说鬼，向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展。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产生了《霍小玉传》《李娃传》等古代“城市文学”佳作，较深刻地反映唐代长安繁华复杂、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揭示豪门士族和市井民间的对立矛盾。元杂剧这一带有浓厚地域性新兴文学样式的出现，也与元代城市的发展、繁荣不无关系。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控制了整个中国土地之后，采取了
一系列让步政策，一面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农业生产，一面改善手工业者的生活待遇，给城市商业经济带来繁荣局面。意大利人马可• 波罗曾在其游记里说，中国南北各地，商业城市星罗棋布。当时京城大都成了东方的商业中心。货物输入运出，川流不息，造成“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元史·食货志》）的局面。城市经济的繁荣安定，给杂剧兴盛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城市居民普遍对杂剧产生兴趣，这也刺激了作家的创作。当时的杂剧作家同杂剧演员关系较密切。有些作家还利用了城市书会的组织形式，同艺人合作编写剧本，或者亲自登台演出，这就使他们一方面便于吸收艺人们在实践中的种种经验，另一方面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杂剧创作。而这种演员、作家亲密合作和互相学习的模式，对杂剧的兴盛和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等煊耀百代的大戏剧家，产生了《窦娥冤》《救风尘》《西厢记》等反映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的杂剧杰作。
明万历年间，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城市日见繁荣，市民阶层相应扩大，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力量。他们对文艺作品，尤其对小说和戏曲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便促进了出版业的发达，推动了作家的创作，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我国文人独力创作而没有经过民间说话人长期加工的首部长篇小说《金瓶梅》，并形成以“三言”“二拍”（即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为标志的短篇白话小说繁荣局面。这些作品充溢着相当强烈的现实气息，反映了当时的市民生活和市民思想意识，其中尤以描写商人的作品最具特色。《金瓶梅》描写了许多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和市井无赖，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刻画得如此详赡辽阔、绘声绘色，堪称“古代文学”佼佼之作，成了第一部以城市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开辟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领域。
在清王朝近三百年的岁月里，不早不晚，恰好是中期的乾隆年间，我国文坛又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出现了标志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最高峰的《红楼梦》。这部比较全面反映城市生活的不朽巨著，对世态人情、风俗文化的描写，更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认识意义，从而把我国“城市文学”创作推向了新阶段。这绝非偶然，而是同这一时期的城市繁荣、发展密不可分。乾隆时期是清朝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期，号称“乾隆盛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适应贵族、大地主、大商人享乐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业也活跃起来，欣欣向荣。窑业、印刷业、纺织业、矿业等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可观。东南沿海一带一度被摧残了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开始发展起来。新城镇的相继崛起，市民队伍的日益扩大，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之印刷术发达，书坊众多，为书籍的广泛刊行提供方便条件，为“城市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创造了传播上的先决条件。
诚然，在近当代，同先进国家的城市比较，我国的城市相对而言还是较为落后。但作为文明古国，我国城市的历史还是相当悠久的。因而我国古代“城市文学”，随着城市的纷纷崛起和繁荣、发展，市民群体的形成、壮大，其内容更是丰富多彩，形式更为新颖多样，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对中国文学整体上的繁荣丰富，也起到毋庸置疑的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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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学”，顾名思义是属于文学题材上的分类。总的来说，“都市文学”必须反映都市生活，具备都市意识和都市情结。但现阶段应取宽容态度，从内涵到外延，宁宽勿窄，宜厚勿薄；更不能停留在有关“都市文学”界定的争论中，人为地画地为牢。
宏观考察，对“都市文学”进行一番历史回顾，可以加深我们对“新都市文学”的理解，增强我们实践这一文学主张的信心和力量。
“都市文学”，也称“城市文学”，由来已久。外国且不必说，在我国古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形成，城市开始崛起、发展和繁荣，城市生活自然要求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应有的反映，因而开始出现了“城市文学”。被历代文学史家一致誉为“我国短篇小说达到成熟的标志”的唐人传奇，其兴起和发展，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给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它由单纯的谈神说鬼，向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展。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产生了《霍小玉传》《李娃传》等古代“城市文学”佳作，较深刻地反映唐代长安繁华复杂、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揭示豪门士族和市井民间的对立矛盾。元杂剧这一带有浓厚地域性新兴文学样式的出现，也与元代城市的发展、繁荣不无关系。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控制了整个中国土地之后，采取了
一系列让步政策，一面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农业生产，一面改善手工业者的生活待遇，给城市商业经济带来繁荣局面。意大利人马可• 波罗曾在其游记里说，中国南北各地，商业城市星罗棋布。当时京城大都成了东方的商业中心。货物输入运出，川流不息，造成“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元史·食货志》）的局面。城市经济的繁荣安定，给杂剧兴盛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城市居民普遍对杂剧产生兴趣，这也刺激了作家的创作。当时的杂剧作家同杂剧演员关系较密切。有些作家还利用了城市书会的组织形式，同艺人合作编写剧本，或者亲自登台演出，这就使他们一方面便于吸收艺人们在实践中的种种经验，另一方面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杂剧创作。而这种演员、作家亲密合作和互相学习的模式，对杂剧的兴盛和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等煊耀百代的大戏剧家，产生了《窦娥冤》《救风尘》《西厢记》等反映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的杂剧杰作。
明万历年间，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城市日见繁荣，市民阶层相应扩大，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力量。他们对文艺作品，尤其对小说和戏曲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便促进了出版业的发达，推动了作家的创作，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我国文人独力创作而没有经过民间说话人长期加工的首部长篇小说《金瓶梅》，并形成以“三言”“二拍”（即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为标志的短篇白话小说繁荣局面。这些作品充溢着相当强烈的现实气息，反映了当时的市民生活和市民思想意识，其中尤以描写商人的作品最具特色。《金瓶梅》描写了许多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和市井无赖，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刻画得如此详赡辽阔、绘声绘色，堪称“古代文学”佼佼之作，成了第一部以城市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开辟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领域。
在清王朝近三百年的岁月里，不早不晚，恰好是中期的乾隆年间，我国文坛又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出现了标志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最高峰的《红楼梦》。这部比较全面反映城市生活的不朽巨著，对世态人情、风俗文化的描写，更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认识意义，从而把我国“城市文学”创作推向了新阶段。这绝非偶然，而是同这一时期的城市繁荣、发展密不可分。乾隆时期是清朝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期，号称“乾隆盛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适应贵族、大地主、大商人享乐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业也活跃起来，欣欣向荣。窑业、印刷业、纺织业、矿业等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可观。东南沿海一带一度被摧残了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开始发展起来。新城镇的相继崛起，市民队伍的日益扩大，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之印刷术发达，书坊众多，为书籍的广泛刊行提供方便条件，为“城市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创造了传播上的先决条件。
诚然，在近当代，同先进国家的城市比较，我国的城市相对而言还是较为落后。但作为文明古国，我国城市的历史还是相当悠久的。因而我国古代“城市文学”，随着城市的纷纷崛起和繁荣、发展，市民群体的形成、壮大，其内容更是丰富多彩，形式更为新颖多样，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对中国文学整体上的繁荣丰富，也起到毋庸置疑的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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