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市文学的前景 ——兼与张波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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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国民的主体，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然而，作为文学形象，他们总是以卑贱、猥琐的小人物形象作为陪衬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文学”的蓬勃发展。农民形象在文学创作中得到重视直至充分表现，开始于五四运动以后，并且随着民主革命深入发展和农民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作家对农村生活的不断深入，思想、艺术上的不断成熟，也愈来愈有所不同，以至占据重要的地位。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开山祖的鲁迅，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成功塑造市民形象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关心和同情农民的作家。早在20 年代前期，他便打破了过去旧小说的模式，以新的形式和风格，塑造了《风波》中的七斤、九斤老太，《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离婚》中的爱姑和《社戏》中的双喜、阿发等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在鲁迅的影响下，一度沉寂的“农村文学”创作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出现了“乡土文学”作家许钦文、王鲁彦、叶紫。擅长描写农村题材的沙汀、艾芜，创作了《还乡记》《山野》《丰饶的原野》等长篇小说而被誉为“左联双璧”。茅盾的《春蚕》、王统照的《山雨》和自称是个“乡下人”的沈从文的《边城》，更是“农村文学”的新收获。我国民族运动和解放战争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从而也推动了“农村文学”的繁荣、发展。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中篇《生死场》，刻画了觉醒奋起抗日的东北农民新形象，备受鲁迅推崇。赵树理的短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长篇《暴风骤雨》，则是代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成就，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坛由“城市文学”独领风骚转向“农村文学”同“城市文学”并驾齐驱以至取而代之的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形态产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文学观念和文学队伍的构成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论者纷纭，不再赘述。

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作家队伍结构日趋多样化，作家视角的开拓多样，尤其是以描写城市生活为主的大批青年作家的涌现，使我国的“城市文学”又异军突起，发展很快。

首先，表现在刊载“城市文学”作品的文学期刊大量涌现。深圳的《特区文学》从创刊之日起，便完全以一个现代文明呼唤者的身份，近距离地切入当代都市生活，发表了一批描写深圳这座新崛起的现代化都市的生活的作品，培养了一批创作“都市文学”的才华横溢的文学新人。现在，他们总结十多年的办刊经验，毅然亮出“新都市文学”的旗帜，成为我国首次提出“新都市文学”口号者，将我国“都市文学”推向新阶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其次，表现在初步形成了遍布的“都市作家”作家群。若按风格流派，可分为海派文学、京味小说、小巷文学、新写实小说和特区文学。若按地域划分，则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苏州、广州、深圳等地。

上海作家中描写城市卓有成效者，当推俞天白、程乃珊、王安忆、王小鹰、陈村、李晓、沙叶新、宗福先、马中骏、贾鸿源等。北京作家对“城市文学”贡献突出的应数刘心武、邓友梅、李国文、陈建功、王朔、苏叔阳、李龙云、刘树纲等。其中刘心武的长篇力作《钟鼓楼》在表现世俗人情、刻画种种市民心态上尤有建树。天津作家中创作“城市文学”成果显著的当数蒋子龙、冯骥才、航鹰、吴若增等。蒋子龙以写工厂和工业见誉文坛，其《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广泛地描写了服务行业、科研单位、新兴村镇和文艺社团等各种城市生活的画面和人物典型，显示了他扎扎实实地向城市生活幽深掘进。此外，苏州的陆文夫以“小巷文学”闻名于世。其《小巷人物志》描写了苏州小巷中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和小巷风情，而其《美食家》《井》等更属展现城市文化、城市陋习等的力作。

在深圳经济特区，随着它向外向型、多功能的国际性城市的努力迈进，颇具潜质的都市作家成果可观。近年来，作家们开始进入成熟期，一批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引人注目，这些作品所反映的时间跨度为改革开放的十几年，并从全景式的空间背景去描写深圳经济发展历程，其中部分作品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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