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市文学的前景 ——兼与张波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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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考察“城市文学”的源流，弄清城市的发展对“城市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肯定“城市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否定发展“新都市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相反，这是有利于“新都市文学”的弘扬和发展的。

有的论者为了突出发展“新都市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过分强调“农村文学”的成就而忽视“城市文学”的功绩。刊载在《特区文学》今年第2 期的《都市人与都市文学》便是一例，现就其中的一些论点提出来与作者张波先生商榷。

该文谈到，在中国文学长廊里，“那相对辉煌的一部分往往是以出色地描写了田园生活而被人们所接受的乡土文学”作品。“四大古典名著当中，可以纳入城市题材的，《红楼梦》似乎算一部，可那里面所传达出的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却仍然时时让人感到那是一些住在城里面的乡下人，光是他们自己的住处取的名字，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稻香村，潇湘馆，怡红院……至近代（确切地说，应是现代和当代，笔者注)，除了《子夜》《上海的早晨》《三家巷》等，又能数出几部来？”言下之意，即“城市文学”在我国古今文学史中微不足道，或尚未形成气候。

作者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观点却失之偏颇。不错，在堪称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学长廊里，那相对辉煌的一部分有些是农村题材的作品，但并非“往往是”这么绝对。因为“城市文学”有时也是这相对辉煌的一部分，而且在特定的时期里比农村文学更辉煌。

先看看我国的古典文学。诚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我国古代“城市文学”作品中，像唐传奇《霍小玉传》《李娃传》，元杂剧《窦娥冤》《救风尘》《西厢记》，明清小说“三言”“二拍”、《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堪称我国古代文学史中辉煌的一部分，其成就绝不比同期的农村题材作品逊色。即使是四大古典小说中铺叙群雄纷争、帝王创业、农民起义的两部——《三国演义》《水浒传》，其成功也离不开对市井生态、瓦肆风情的生动描绘。至于认为光凭《红楼梦》中为住处取名“稻香村”“潇湘馆”等，就足以证明“那是一些住在城里面的乡下人”，更为武断。对此，笔者的观点与张波先生的论断截然相悖。笔者以为，“稻香村”之类，恰恰是城市人久为城市所困而产生的一种对乡村大自然的怀恋与回归。而这种“回归”情结只有完全城市化了的人才会产生。正如游览胜地不可能以游客的心态来审美一样。

苟不论昔之古人，只看看如今深圳、香港鳞次栉比的歌台舞榭、酒楼宾馆和风光胜地，比“稻香村”更田园化的名字举目皆是。难道仅凭此就可以证明深圳人和香港人也是“一些住在城里面的乡下人”？

再看看我国的现代文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三十年，只不过是短暂的瞬间，却是我国文学史上极为不平凡的三十年。“城市文学”蓬勃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其标志在于：

一、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城市文学”作家队伍，创作出一大批色彩斑斓的“城市文学”佳作。

在这支队伍中，鲁迅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成功塑造市民形象的作家。他的《呐喊》《彷徨》中的许多小说都以中国南方小城镇为背景，展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小市民的世界：《药》中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茶客，《孔乙己》中咸亨酒店的掌柜和伙计以及长衫、短衣主顾，《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明天》里的寡妇单四嫂子，《示众》中的不知名的无聊看客，《阿Q 正传》中的阿Q，都是市民世界里的子民。他们组成一个形象体系，深刻显示着中国老一代市民阶层固有的自私、卑怯和愚昧的灵魂。五四时期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叶绍钧，以描写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形象著称，其《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等短篇小说集中，写得最成功的形象，都是小市民知识分子。《潘先生在难中》里的潘先生，被誉为我国20 年代不觉悟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中国现代小说史》，田仲济、孙昌熙主编)，深受茅盾所推崇。老舍更是描写市民生活、塑造市民知识分子形象的巨匠。他一生写的十七部长篇小说和七十多部短篇小说，大都以市民生活为题材。《老张的哲学》以五四运动落潮期的北京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老张这一市民知识分子的反面形象。《骆驼祥子》是描写市民阶层中城市个体劳动者最出色的作品。《四世同堂》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描写市民世界的鸿篇巨制。

此外，著名作家冰心的“问题小说”，许地山的《命命鸟》《商人妇》、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蒋光慈的《短裤党》、张天翼的《包氏父子》《在城市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张爱玲的《金锁记》、黄谷柳的《虾球传》等，都是轰动一时的“城市文学”代表作。尤其是杰出作家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巴金的《家》《寒夜》、曹禺的《雷雨》《日出》等，更是“城市文学”的不朽巨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二、体裁样式、流派风格丰富多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就长篇小说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头一个十年里只能算试作，到了第二个十年之后，便相继出现了《子夜》《家》《骆驼祥子》等一批艺术上趋向成熟的作品。中短篇小说更是接踵问世。《雷雨》《日出》等优秀作品为现代文学剧本创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批“城市文学”作家，分属于不同的文学社团、流派，如叶绍钧、冰心属文学研究会；郁达夫属创造社；蒋光慈属太阳社；张恨水早期创作深受鸳鸯蝴蝶派的影响，以“章回小说大家”而为人称道；施蛰存则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以心理小说流派的著名代表扬名文坛，他还和刘呐鸥、穆时英等一批上海30 年代的都市青年作家，以现代派艺术手段、快速的节奏、跳跃的结构，描写现代都市生活中的病态世相和病态人格，被称为“新感觉派”。就讽刺小说而言，风格也是摇曳多姿的，鲁迅不愧为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奠基者，自成精当、犀利、冷峻的风格。在他的影响下，不少作家从事讽刺小说的创作，并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如张天翼以夸张、冷峻见长，老舍以“含泪的笑”的幽默取胜。总之，讽刺流派中风格各异的作家的出现，标志着“城市文学”创作的繁荣并走向成熟。

三、开拓了表现都市人生的文学园地，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通观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不少著名作家，其最出色之作，都是描写城市生活的。这与他们长期身处城市，熟悉城市生活，深具城市意识、城市情结有关，表明他们各自对都市生活的独到发现与思考，善于从不同的艺术视角去观照和表现都市生活。以小说创作为例，茅盾、老舍、巴金是中国现代最主要、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大家，他们最大的成就，便是描写都市生活的长篇小说。他们不愧为描写都市人生的代表性作家和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一代宗师。茅盾谙熟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城市，对此情有所钟，其《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和《锻炼》，深入地再现了上海及江南城镇的千般象；老舍流连于北国古都北京，其《离婚》《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形象地描绘了北京的世态人心；巴金眷恋“天府”四川的大城，其《家》《春》《秋》和《寒夜》，真切地表现了成都、重庆家庭中的悲欢离合。这些时代气息浓郁、地方色彩鲜明的长篇，不仅是他们的全部小说中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也是反映旧中国城市生活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他们从不同的艺术视角看取在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文明与愚昧相对立相激荡中存在和嬗变的城市，从不同侧面描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国都市人千姿百态的历史图景。茅盾始终怀着及时反映时代剧变，大规模地、系统地表现中国现代社会及其发展的雄心，着意于时代史诗的艺术实践；老舍则把目光投注于与他血肉相连的北京各阶层市民，绘世态，摹人情，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完整的、百科全书式的北京市民社会的人情世风画卷；巴金则以自省意识的开掘和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情绪的渲染推动情节的发展，在抒写社会大变动中的广大知识青年的感情心态演变轨迹的同时，也描写出自身感情的历程。总之，茅盾以气魄见长，老舍以风度取胜，巴金以情愫动人，三星同耀。他们分别创制的“史诗型”“世相型”“主情型”三种形式，从不同的方面开拓了长篇小说的构成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当时和日后的长篇小说家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中国“都市文学”的现代化拓宽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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