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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农村琐记 陈残云
作者：周立民, 陆其美 来源： 深圳的阳光 责任编辑：深小安 2024-10-14 人已围观
二十多公里长的深圳河，蜿蜒在边防线上，人们称它为咸淡水交界线。它的上游，靠近沙头角镇的高山背后，由于泥沙的淤积，已经成了荒落的草地了，当中只有一道涓涓的细流；河流的中部，尚有浅浅的流水，却被两岸逐渐增多的工厂，污染了清澈的河水。现在它像浑浊而发黑的沟渠一样，带着一股臭气流过深圳桥头；它的下游，河道较为宽阔，淡黄色的带有咸味的河水，缓缓而流，流过几道河湾，便是宽广的海湾了。
三十年前，我曾经在海湾附近的村庄生活过，和农民兄弟一同为“土地还家”而战斗。合作化初期，也曾住在一个村子的破楼里，和翻了身的农民兄弟谈论着合作社的前景。对那里的自然景色、海滩、河水、村舍、田野、草泽，以及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都有着深刻的印象。我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所写的小诗《深圳河边翻身曲》《农村短曲》，和小说《异地同心》《深圳河畔》，都表达了我对这颇具特色的边防地带的热爱。此刻，我又带着欣悦的心情重游旧地，重访那些留有脚印的村庄。我们乘着旅行车，离开建设中一片繁忙的深圳市区，向西行走，不上半小时，就到达了处处是新房子的福田公社。
接待我们的是公社书记老徐，他是中年人，愉快，斯文，戴着一副白边眼镜，像个知识分子；还有社主任老庄，看样子年纪比老徐稍大一些，是个粗壮的农民，神态开朗，爽快，他认得我，一见面就热烈地握手。他穿着一件格条的窄身的确良夏衣，一条深蓝色尼龙长裤，裤脚略略卷起。我拍拍他的肩头说：“老庄，你像个香港农民。”他格格发笑，大声回答：“香港农民哪比得上我们？”说着，他和老徐领我们走上一座新建的楼房。会客室很简朴，一张长形的木桌子，边旁摆着硬木靠椅，唯一显眼的是一架二十四吋彩色电视机。
这个公社只有十四个大队，一万一千多人口，当中三千四百个劳力，六成是妇女，需要耕种水田和旱地近二万亩，还有鱼塘、果园、蚝场、菜场等等，劳力难于应付。特别是工副业比例很大，光引进外资的工厂（如电子表厂之类）就有十一个，还有外商办的鱼塘和菜场，虽然机械化的程度很高，劳力也显得异常紧张。老徐说：“公社里没有闲人。”深圳从被批准为经济特区起，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指引下，工农业生产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过境耕作的收获物资，允许在当地售卖，允许生产队越境作小额贸易，也允许下海打鱼，过境耕作的渔民和农民可以购买不超过三十港元的生活物品。加上引进外资兴办工场、渔场、菜场，大队也是农工商并举。这样一来，经济搞活了，经过短短的两年多时间，这外流严重的、不安定的边境，成了一个宁静的、富裕的、令人羡慕的奇异世界。社员的生活步步高升，一年比一年富有。集体分配的数字是：1979年人均314元，1980年人均514元，1981年的分配多少？公社的领导人只用笑声来回答。
集体分配的万元户，全公社超过一百户。至于家庭副业的收入，连社员自己也算不清，例如私人捉一些河虾或螃蟹过境售卖，一斤五六十港元，还有一些来料加工的业余劳动，如编织藤器、制造胶花等等。在二千七百户社员中，近二千户人家新建了楼房，都是二三层的。“外流到新界的人有没有建新房子的？”我问。“没听说谁建了新房子，”老庄回答，“那里地价很贵，谁有本领建新房？”“有人要求回来吗？”“有呀，光渔农村就有七人，可大队不批准。”“为什么不批准？”“大队和生产队都有许多公共财产，全是这两年多来积聚的，他们回来了，分配怎么算？”这的确是个难题，例如各大队合起来的大小汽车就有二百多部，光是自动装卸车就有一百余部，还有各种和外资合营的渔场、菜场、加工厂，财产那么丰裕，回来的人是否共同享受，这不能不引起社员的议论。
我想，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必急于处理，将来会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在公社喝了浓茶，听了老徐介绍的情况之后，接着就乘车到渔农村去。渔农村是半渔半农的小村子，只有一百六十多人，是个独立核算的大队，位于边防哨所和税所之外。村边的河水就是边境线，划二十分钟的小艇就到达香港的一个小市场，这是全公社四个过境的闸口之一，村民们每天都到那边买卖物品，每一户人都有过境证。我们站在河边瞭望着对河的景色。对河，沿着弯曲的河岸，是一条山下的狭长地带，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低矮房子，据说那是新界农民的住宅，也有养鸡场的房舍。房舍外面的河岸，围着铁丝网。一条细长的公路在山坡下穿过，公路旁边的电杆柱上，白天都亮着电灯。
我们站立了片刻，欣赏了一下边防内外的风光，便走进一户渔民的家。这是一座新建的楼房。主人出外公干去了，他的年轻妻子在接待我们。楼房的门前放着好几双鞋子，显然是要保持屋内清洁、光脚进去。我们也就脱掉了鞋子走进厅堂。厅堂的地面铺着水泥花阶砖，抹得一尘不染。中堂放着一个漂亮的木柜架，最上一层透过彩色玻璃看见里面陈列着塑料盆景，中间一层一边摆着彩色电视机，一边摆一个收录机，底下一层是存放白酒、啤酒、汽水和各种杂物的。厅堂的两边摆设着时新的沙发。墙壁上挂着几幅庆贺新屋落成的镜面。一走进去，使人感觉到进入了富有的人家。女主人给我们倒了茶，就站在门边微微发笑，很少说话。看样子，她很满意有这样美好的日子，在回答我们的问话中总带着笑意。我们问：“新界农民的日子好过，还是你们的日子好过？”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好过。”“为什么？”“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房子。”“还有呢？”“他们有人抢东西，偷东西，我们没有。”“还有呢？”她一时答不出，只是默然而笑。
这时候，一个年近五十的农民样子的人走进来，他是大队支部书记老郭。他还认得我，欣然地拉着我的手，在我的身边坐下，对我问长问短，表现得格外亲切。我说：“老郭，你们都成富翁了。”他含笑说：“还说不上，日子好过一点就是。”我问：“去年，你一家的收入有多少？”他说：“我一家七口，五个劳力，集体分配合共一万二千多元。”我问：“家庭副业？”他说：“约莫五千元。”我说：“收入那么多，还不是富翁？”他的眼睛流露出喜悦的神色，带着感激的语气说：“是的，想不到有这么威风的日子，就凭了党中央的政策英明。”我问：“外流的人都想回来？”他说：“有七个人要求回来，群众不同意，别的人也就不敢请求了。”我说：“应该欢迎他们回来。”老郭并不正面回答，只说：“以后再考虑吧。”坐在老郭身旁的老徐，趁势向他询问群众的思想状况。
这时候，女主人领着韦丘等人去参观房子，上楼去了。我也跟着他们一同上楼。二楼是一个大厅，两个卧房，窗户透明，空气清新，还有一个小阳台。三楼的装置也是一样，但卧房空着，没有人住。曾炜凑趣地说：“到这里来写作多好呵。”我们站在小阳台上，瞭望着明朗的天空，边地上的秋色，显得一片幽静，我们很喜爱这幽静的境界。站了一会，走下楼来，老徐又领我们去看老郭的家。老郭的家有好几个房间，一家子住得蛮舒适。但和一般社员相比，他算较朴素，不但房子没有他们壮观，也没有许多“洋”摆设，据说，这位老支书有着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我们随意地走着，谈着，在屋廊里，看见老郭的妻子埋头作手艺，她用一根螺旋形的粗铁线，快捷地织着藤网。
老郭说，这是港商来料加工的家庭副业，专分给劳力弱的妇女干的。它采取计件工资，技术熟练的人每月可获得近一千港元，技术差的人也获得六七百元。她们和集体的关系是，每人每月交回大队四百港元，由大队记回工分，统一分配，多余部分由个人所得。这一来，使劳力弱的妇女都得到很高的收入。老郭的妻子似乎成了熟练的织藤女工，她愉快地工作着，看见我们来了，一面高兴地招呼，一面不停手地干着活儿。我们没有打扰她，看了半晌就走了。
离开了渔农村，老徐领着我们折回皇岗村去。这是一个千多人的大队，公社主任老庄的家乡，整个村子都是新建的房子，还有许多新房在兴建中，因为没有规划，显得零零乱乱，几乎连汽车都走不通。我们没有找大队干部，下了车随便走走，看看。看了一座尚未建好的高级住宅，看了一家来料加工的“牛仔裤”工场，后来偶然遇见一位老朋友庄启深，他是村上的赤脚医生。庄启深是我们土改时候的战友，战争年代的地下党员。
土改时，我们的区委会就在皇岗村，他是土生土长的党员干部，成为我们斗争中的骨干。但土改后一直不知道他的消息，现在重新见了面，使我感到意外和高兴。他告诉我，他已年过六十，退休了。但他的身体还很硬健，清瘦的脸颊黑黑实实，尚无老年人的衰老气。他非常欢喜地拉我们回家去。在路上，我问他：“你退了休，还领多少工资？”他回答道：“六十元，还当赤脚医生。”我问：“连赤脚医生的收入算在一起，每月有多少钱？”他回答：“二百多元。”我惊奇地问：“二百多元？”他点头说：“是的，我的儿女都出身了，日子过得挺好。老陈，想不到受了二十多年冤屈的人，还有翻身的日子。”我问：“你为什么受冤屈？”公社书记老徐代他回答：“说他私藏黑枪，贪污斗争果实，党籍和公职都给开除了。”庄启深接道：“现在已解决了，恢复了党籍，又可领退休金。
历史证明，我是经得起考验的，许多人逃港了，我没有逃。老实说，我要逃很容易，我有过境耕作证，去了不回来就行了。但革命者有光荣感，我不愿这样做，个人受冤屈，生活困苦是小事，不能使党和国家的尊严受损害。”我赞扬他说：“你做得对。”说着，他领我们转入一条大巷，在一座宽大的楼房前面停住。这楼房有两层，楼下有三个门口，似乎是三个套间。它就是启深的家。这个家和那户渔民的家一样，要脱去鞋子才能进去。客厅铺上一块间花塑料布，刷得清洁光滑，正中的墙壁供奉着祖宗的神座，底下摆着彩色电视机和别的杂物，因为杂物堆得多，有些杂乱。
他一面殷勤地招呼我们，一面从电冰箱里端来汽水和可口可乐。忙了一阵子，便在我的面前坐下。这么多客人来探访他，他有些激动，似乎坐也坐不稳，给客人倒了汽水，又要忙什么。我叫住他：“你坐着吧，别忙来忙去。”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又问：“你怎么学会当赤脚医生？”他的同宗兄弟、公社主任老庄接上道：“他医治奇难杂症有些老经验。”我笑说：“我以后有病就来找你。”庄启深说：“有病没病都欢迎你来，我们二三十年没见面了，如今见上面，真难得呵。”我说：“以后你到广州就来找我。”我给他留下地址，续道：“你该到外面走走，过个快乐的晚年。”他笑嘻嘻说：“是呀，我真是连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日子。”老庄替他补充道：“他家里儿女儿媳多，劳力强，还有两个儿子在我们驻香港的机构工作，所以日子过得蛮顺心。”这么一说，在座的客人们都为这位受过委屈的老党员获得了美好的生活而高兴。
我们在启深的家里叙谈了好一会，然后，老徐带我们到村子附近的渔场吃中饭，庄启深也同行。这一顿中饭是渔场场长请的，他是公社干部。吃的是刚捞上来的乌头鱼和螃蟹。乌头鱼是进口鱼种，一般有三四斤重，大的十斤八斤，样子像鲩鱼，却比鲩鱼好吃，据云香港一斤售价三十多元。螃蟹很大，肉厚而嫩。我们高兴地吃了一顿美味的鱼餐。吃完中饭，已是下午二时了。我们没有休息，立刻又乘车到沙头大队去。路不远，一下子就到了。
沙头大队是一个一千二百多人的大村子，位于深圳河的出口处，面临大海，海水底下铺开着广阔的蚝场。我们在村外下了车，没有进村子，先到海滨去。边防哨所的战士，不认识我们公社的领头人，看了证明，说明来意，才让我们前行。我们在海堤上站立着，凝眸远望，望见平静的海波，望见远处一个新兴城区耸立着高楼大厦，它的名字叫元朗。那淡蓝色的海波，使我回忆起若干年前，我和农民兄弟们乘着带有发动机的小艇，破浪飞行。波浪下面埋藏着人工养殖的珍贵海产生蚝，沙头出产生蚝是著名的，我们到海上去，是探察一下蚝的长势。
现在，据说蚝场又有了新的发展。我们欣赏了远海和近海的风光，便进入村子去。这又是一个新兴的村庄，别墅式的小楼随处皆是，还有许多地方在拆建和兴建中。我往日住过的门窗破烂的合作社小楼，已经寻不着了。村子里的砖头和木头堆得凌乱不堪，建房没有统一规划，参差不齐，几乎连道路都没有。村中心仅有一条可行汽车的大路，由于全大队有不少大小汽车，天天行走，压得路面高低不平，刚下过雨，处处都是水洼，我们的车子不敢进去。老徐带我们穿过几条小巷，去找支部书记。支部书记不在家，家门却敞开着，有两个小孩在玩耍。
这是一间新建的两层楼的房子，很漂亮。我们进入屋里去，随意观看，看到大厅、卧房、厨房、浴室都很宽敞，墙壁镶着瓷砖。此外还有各种现代化设备，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沙发家具等等。如果不是亲临其境，很难相信这是特区农民的真实生活。之后，我们到了大队部，正见到支部书记黄天齐，大队长黄水能，治保主任黄美竹，老徐替我们介绍。当中，年近五十的黄水能，对我还有点印象，和我热烈握手。黄天齐和黄美竹都是四十左右，但对我们几个省里来的人虽是新相识，却表现得很亲切。“我们参观了你的新房子，”我首先对黄天齐说，“很漂亮呵，花了多少钱？”黄天齐说：“拆了两间旧房子改建的，总共花了一万五千元。”曾炜问：“你们去年的分配怎么样？”黄天齐回答道：“我家里六口人，五个劳动力，合共分得一万五千多元。”我们听到这个数字都替他们高兴。对黄水能问：“你们那么多钱，怎么用得完呵？”“是用不完呀，”黄水能答，“我们全队社员在银行的存款有一百多万元。”一位同志问：“你们大队的收入主要靠什么？”尖瘦的脸孔晒得微红，眼睛闪亮的支部书记回答道：“净是生蚝就收入一百五十万元，还有塘鱼、稻谷、汽车运输、来料加工，多啦。”我说：“家大业大，一片富裕景象。”有着年轻人的朝气，一直带着笑意的大队长接道：“我们花了五十多万元建了个水塔，解决了吃水问题，大伙都很开心。”“富裕了，应该更多地关心群众生活。”我建议说，“你们还要搞好学校，搞好文化、体育、卫生，搞好村子上的环境建设，否则，和那许多漂亮房子不相称。”面孔圆润的女治保主任黄美竹笑着答道：“这一条做得很差，村子里还是满地垃圾。”“光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不行。”我用鼓动的语气继续说，“你们应当鼓励年轻人到北京、西安、上海等地旅行，让他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开阔眼界。要不，他们就会胡思乱想，赌钱、大吃大喝、搞封建迷信、干不三不四的事。有钱不会花，会害了年轻人。”黄天齐点头说：“是呀，前一阵子有几个人去游了桂林，回来说得津津有味。可是，他们反映飞机票和火车票都买不到，只有和香港旅客混在一起，多花一倍价钱才买得到飞机票。乡下佬，有钱也不容易出门呵。”是的，就目前看到的特区农村，是突然富裕起来的，像是暴发户，家业庞大，事务繁杂，根本无法考虑文化教育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深圳市在突飞猛进地变化，深圳市郊的村庄，也在突飞猛进地变化！能适应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不宜对他们有过多的要求。
在无拘无束的叙谈中，直至太阳偏西了，我们才和三位大队干部握别，离开沙头村。一天的参观访问，边看边谈，虽是跑马看花，而印象是新鲜的，感受是强烈的，心情是激动的。这些过去是生产落后、生活贫困、人心不安、外逃频繁的边地村庄，只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变为一个令人振奋的新村庄，真是无法想象。现在，边境异常平静，边地上的农民没有外流了，而且要求回来的人很多。他们的生活水平，和香港的工人相比，和九龙新界的农民相比，毫不逊色，或者说，已超过他们。变化如此迅速，秘密在哪里，用大队干部们的话来说，就在于三中全会的英明政策。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农村，在全国来说是很特殊的，也许缺乏典型。但就以它自己来对比，为什么过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变不了？这不能不引起头脑守旧的人深思。这使我想到，我们国家的穷困、农民的穷困，不是命定的，只要坚定地贯彻党中央的政策，解放思想，打破旧框框，大胆地领导农民前进，落后的面貌是可以改变的，改变的速度，有时会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看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几个农村，使我看到我们的农村前途无量，社会主义的远景璀璨辉煌。车子载着我们远离沙头村，远离福田公社，在夕阳斜照的宽阔公路上驰行。老徐、老庄欣然地送着我们回深圳市区去。
三十年前，我曾经在海湾附近的村庄生活过，和农民兄弟一同为“土地还家”而战斗。合作化初期，也曾住在一个村子的破楼里，和翻了身的农民兄弟谈论着合作社的前景。对那里的自然景色、海滩、河水、村舍、田野、草泽，以及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都有着深刻的印象。我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所写的小诗《深圳河边翻身曲》《农村短曲》，和小说《异地同心》《深圳河畔》，都表达了我对这颇具特色的边防地带的热爱。此刻，我又带着欣悦的心情重游旧地，重访那些留有脚印的村庄。我们乘着旅行车，离开建设中一片繁忙的深圳市区，向西行走，不上半小时，就到达了处处是新房子的福田公社。
接待我们的是公社书记老徐，他是中年人，愉快，斯文，戴着一副白边眼镜，像个知识分子；还有社主任老庄，看样子年纪比老徐稍大一些，是个粗壮的农民，神态开朗，爽快，他认得我，一见面就热烈地握手。他穿着一件格条的窄身的确良夏衣，一条深蓝色尼龙长裤，裤脚略略卷起。我拍拍他的肩头说：“老庄，你像个香港农民。”他格格发笑，大声回答：“香港农民哪比得上我们？”说着，他和老徐领我们走上一座新建的楼房。会客室很简朴，一张长形的木桌子，边旁摆着硬木靠椅，唯一显眼的是一架二十四吋彩色电视机。
这个公社只有十四个大队，一万一千多人口，当中三千四百个劳力，六成是妇女，需要耕种水田和旱地近二万亩，还有鱼塘、果园、蚝场、菜场等等，劳力难于应付。特别是工副业比例很大，光引进外资的工厂（如电子表厂之类）就有十一个，还有外商办的鱼塘和菜场，虽然机械化的程度很高，劳力也显得异常紧张。老徐说：“公社里没有闲人。”深圳从被批准为经济特区起，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指引下，工农业生产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过境耕作的收获物资，允许在当地售卖，允许生产队越境作小额贸易，也允许下海打鱼，过境耕作的渔民和农民可以购买不超过三十港元的生活物品。加上引进外资兴办工场、渔场、菜场，大队也是农工商并举。这样一来，经济搞活了，经过短短的两年多时间，这外流严重的、不安定的边境，成了一个宁静的、富裕的、令人羡慕的奇异世界。社员的生活步步高升，一年比一年富有。集体分配的数字是：1979年人均314元，1980年人均514元，1981年的分配多少？公社的领导人只用笑声来回答。
集体分配的万元户，全公社超过一百户。至于家庭副业的收入，连社员自己也算不清，例如私人捉一些河虾或螃蟹过境售卖，一斤五六十港元，还有一些来料加工的业余劳动，如编织藤器、制造胶花等等。在二千七百户社员中，近二千户人家新建了楼房，都是二三层的。“外流到新界的人有没有建新房子的？”我问。“没听说谁建了新房子，”老庄回答，“那里地价很贵，谁有本领建新房？”“有人要求回来吗？”“有呀，光渔农村就有七人，可大队不批准。”“为什么不批准？”“大队和生产队都有许多公共财产，全是这两年多来积聚的，他们回来了，分配怎么算？”这的确是个难题，例如各大队合起来的大小汽车就有二百多部，光是自动装卸车就有一百余部，还有各种和外资合营的渔场、菜场、加工厂，财产那么丰裕，回来的人是否共同享受，这不能不引起社员的议论。
我想，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必急于处理，将来会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在公社喝了浓茶，听了老徐介绍的情况之后，接着就乘车到渔农村去。渔农村是半渔半农的小村子，只有一百六十多人，是个独立核算的大队，位于边防哨所和税所之外。村边的河水就是边境线，划二十分钟的小艇就到达香港的一个小市场，这是全公社四个过境的闸口之一，村民们每天都到那边买卖物品，每一户人都有过境证。我们站在河边瞭望着对河的景色。对河，沿着弯曲的河岸，是一条山下的狭长地带，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低矮房子，据说那是新界农民的住宅，也有养鸡场的房舍。房舍外面的河岸，围着铁丝网。一条细长的公路在山坡下穿过，公路旁边的电杆柱上，白天都亮着电灯。
我们站立了片刻，欣赏了一下边防内外的风光，便走进一户渔民的家。这是一座新建的楼房。主人出外公干去了，他的年轻妻子在接待我们。楼房的门前放着好几双鞋子，显然是要保持屋内清洁、光脚进去。我们也就脱掉了鞋子走进厅堂。厅堂的地面铺着水泥花阶砖，抹得一尘不染。中堂放着一个漂亮的木柜架，最上一层透过彩色玻璃看见里面陈列着塑料盆景，中间一层一边摆着彩色电视机，一边摆一个收录机，底下一层是存放白酒、啤酒、汽水和各种杂物的。厅堂的两边摆设着时新的沙发。墙壁上挂着几幅庆贺新屋落成的镜面。一走进去，使人感觉到进入了富有的人家。女主人给我们倒了茶，就站在门边微微发笑，很少说话。看样子，她很满意有这样美好的日子，在回答我们的问话中总带着笑意。我们问：“新界农民的日子好过，还是你们的日子好过？”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好过。”“为什么？”“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房子。”“还有呢？”“他们有人抢东西，偷东西，我们没有。”“还有呢？”她一时答不出，只是默然而笑。
这时候，一个年近五十的农民样子的人走进来，他是大队支部书记老郭。他还认得我，欣然地拉着我的手，在我的身边坐下，对我问长问短，表现得格外亲切。我说：“老郭，你们都成富翁了。”他含笑说：“还说不上，日子好过一点就是。”我问：“去年，你一家的收入有多少？”他说：“我一家七口，五个劳力，集体分配合共一万二千多元。”我问：“家庭副业？”他说：“约莫五千元。”我说：“收入那么多，还不是富翁？”他的眼睛流露出喜悦的神色，带着感激的语气说：“是的，想不到有这么威风的日子，就凭了党中央的政策英明。”我问：“外流的人都想回来？”他说：“有七个人要求回来，群众不同意，别的人也就不敢请求了。”我说：“应该欢迎他们回来。”老郭并不正面回答，只说：“以后再考虑吧。”坐在老郭身旁的老徐，趁势向他询问群众的思想状况。
这时候，女主人领着韦丘等人去参观房子，上楼去了。我也跟着他们一同上楼。二楼是一个大厅，两个卧房，窗户透明，空气清新，还有一个小阳台。三楼的装置也是一样，但卧房空着，没有人住。曾炜凑趣地说：“到这里来写作多好呵。”我们站在小阳台上，瞭望着明朗的天空，边地上的秋色，显得一片幽静，我们很喜爱这幽静的境界。站了一会，走下楼来，老徐又领我们去看老郭的家。老郭的家有好几个房间，一家子住得蛮舒适。但和一般社员相比，他算较朴素，不但房子没有他们壮观，也没有许多“洋”摆设，据说，这位老支书有着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我们随意地走着，谈着，在屋廊里，看见老郭的妻子埋头作手艺，她用一根螺旋形的粗铁线，快捷地织着藤网。
老郭说，这是港商来料加工的家庭副业，专分给劳力弱的妇女干的。它采取计件工资，技术熟练的人每月可获得近一千港元，技术差的人也获得六七百元。她们和集体的关系是，每人每月交回大队四百港元，由大队记回工分，统一分配，多余部分由个人所得。这一来，使劳力弱的妇女都得到很高的收入。老郭的妻子似乎成了熟练的织藤女工，她愉快地工作着，看见我们来了，一面高兴地招呼，一面不停手地干着活儿。我们没有打扰她，看了半晌就走了。
离开了渔农村，老徐领着我们折回皇岗村去。这是一个千多人的大队，公社主任老庄的家乡，整个村子都是新建的房子，还有许多新房在兴建中，因为没有规划，显得零零乱乱，几乎连汽车都走不通。我们没有找大队干部，下了车随便走走，看看。看了一座尚未建好的高级住宅，看了一家来料加工的“牛仔裤”工场，后来偶然遇见一位老朋友庄启深，他是村上的赤脚医生。庄启深是我们土改时候的战友，战争年代的地下党员。
土改时，我们的区委会就在皇岗村，他是土生土长的党员干部，成为我们斗争中的骨干。但土改后一直不知道他的消息，现在重新见了面，使我感到意外和高兴。他告诉我，他已年过六十，退休了。但他的身体还很硬健，清瘦的脸颊黑黑实实，尚无老年人的衰老气。他非常欢喜地拉我们回家去。在路上，我问他：“你退了休，还领多少工资？”他回答道：“六十元，还当赤脚医生。”我问：“连赤脚医生的收入算在一起，每月有多少钱？”他回答：“二百多元。”我惊奇地问：“二百多元？”他点头说：“是的，我的儿女都出身了，日子过得挺好。老陈，想不到受了二十多年冤屈的人，还有翻身的日子。”我问：“你为什么受冤屈？”公社书记老徐代他回答：“说他私藏黑枪，贪污斗争果实，党籍和公职都给开除了。”庄启深接道：“现在已解决了，恢复了党籍，又可领退休金。
历史证明，我是经得起考验的，许多人逃港了，我没有逃。老实说，我要逃很容易，我有过境耕作证，去了不回来就行了。但革命者有光荣感，我不愿这样做，个人受冤屈，生活困苦是小事，不能使党和国家的尊严受损害。”我赞扬他说：“你做得对。”说着，他领我们转入一条大巷，在一座宽大的楼房前面停住。这楼房有两层，楼下有三个门口，似乎是三个套间。它就是启深的家。这个家和那户渔民的家一样，要脱去鞋子才能进去。客厅铺上一块间花塑料布，刷得清洁光滑，正中的墙壁供奉着祖宗的神座，底下摆着彩色电视机和别的杂物，因为杂物堆得多，有些杂乱。
他一面殷勤地招呼我们，一面从电冰箱里端来汽水和可口可乐。忙了一阵子，便在我的面前坐下。这么多客人来探访他，他有些激动，似乎坐也坐不稳，给客人倒了汽水，又要忙什么。我叫住他：“你坐着吧，别忙来忙去。”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又问：“你怎么学会当赤脚医生？”他的同宗兄弟、公社主任老庄接上道：“他医治奇难杂症有些老经验。”我笑说：“我以后有病就来找你。”庄启深说：“有病没病都欢迎你来，我们二三十年没见面了，如今见上面，真难得呵。”我说：“以后你到广州就来找我。”我给他留下地址，续道：“你该到外面走走，过个快乐的晚年。”他笑嘻嘻说：“是呀，我真是连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日子。”老庄替他补充道：“他家里儿女儿媳多，劳力强，还有两个儿子在我们驻香港的机构工作，所以日子过得蛮顺心。”这么一说，在座的客人们都为这位受过委屈的老党员获得了美好的生活而高兴。
我们在启深的家里叙谈了好一会，然后，老徐带我们到村子附近的渔场吃中饭，庄启深也同行。这一顿中饭是渔场场长请的，他是公社干部。吃的是刚捞上来的乌头鱼和螃蟹。乌头鱼是进口鱼种，一般有三四斤重，大的十斤八斤，样子像鲩鱼，却比鲩鱼好吃，据云香港一斤售价三十多元。螃蟹很大，肉厚而嫩。我们高兴地吃了一顿美味的鱼餐。吃完中饭，已是下午二时了。我们没有休息，立刻又乘车到沙头大队去。路不远，一下子就到了。
沙头大队是一个一千二百多人的大村子，位于深圳河的出口处，面临大海，海水底下铺开着广阔的蚝场。我们在村外下了车，没有进村子，先到海滨去。边防哨所的战士，不认识我们公社的领头人，看了证明，说明来意，才让我们前行。我们在海堤上站立着，凝眸远望，望见平静的海波，望见远处一个新兴城区耸立着高楼大厦，它的名字叫元朗。那淡蓝色的海波，使我回忆起若干年前，我和农民兄弟们乘着带有发动机的小艇，破浪飞行。波浪下面埋藏着人工养殖的珍贵海产生蚝，沙头出产生蚝是著名的，我们到海上去，是探察一下蚝的长势。
现在，据说蚝场又有了新的发展。我们欣赏了远海和近海的风光，便进入村子去。这又是一个新兴的村庄，别墅式的小楼随处皆是，还有许多地方在拆建和兴建中。我往日住过的门窗破烂的合作社小楼，已经寻不着了。村子里的砖头和木头堆得凌乱不堪，建房没有统一规划，参差不齐，几乎连道路都没有。村中心仅有一条可行汽车的大路，由于全大队有不少大小汽车，天天行走，压得路面高低不平，刚下过雨，处处都是水洼，我们的车子不敢进去。老徐带我们穿过几条小巷，去找支部书记。支部书记不在家，家门却敞开着，有两个小孩在玩耍。
这是一间新建的两层楼的房子，很漂亮。我们进入屋里去，随意观看，看到大厅、卧房、厨房、浴室都很宽敞，墙壁镶着瓷砖。此外还有各种现代化设备，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沙发家具等等。如果不是亲临其境，很难相信这是特区农民的真实生活。之后，我们到了大队部，正见到支部书记黄天齐，大队长黄水能，治保主任黄美竹，老徐替我们介绍。当中，年近五十的黄水能，对我还有点印象，和我热烈握手。黄天齐和黄美竹都是四十左右，但对我们几个省里来的人虽是新相识，却表现得很亲切。“我们参观了你的新房子，”我首先对黄天齐说，“很漂亮呵，花了多少钱？”黄天齐说：“拆了两间旧房子改建的，总共花了一万五千元。”曾炜问：“你们去年的分配怎么样？”黄天齐回答道：“我家里六口人，五个劳动力，合共分得一万五千多元。”我们听到这个数字都替他们高兴。对黄水能问：“你们那么多钱，怎么用得完呵？”“是用不完呀，”黄水能答，“我们全队社员在银行的存款有一百多万元。”一位同志问：“你们大队的收入主要靠什么？”尖瘦的脸孔晒得微红，眼睛闪亮的支部书记回答道：“净是生蚝就收入一百五十万元，还有塘鱼、稻谷、汽车运输、来料加工，多啦。”我说：“家大业大，一片富裕景象。”有着年轻人的朝气，一直带着笑意的大队长接道：“我们花了五十多万元建了个水塔，解决了吃水问题，大伙都很开心。”“富裕了，应该更多地关心群众生活。”我建议说，“你们还要搞好学校，搞好文化、体育、卫生，搞好村子上的环境建设，否则，和那许多漂亮房子不相称。”面孔圆润的女治保主任黄美竹笑着答道：“这一条做得很差，村子里还是满地垃圾。”“光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不行。”我用鼓动的语气继续说，“你们应当鼓励年轻人到北京、西安、上海等地旅行，让他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开阔眼界。要不，他们就会胡思乱想，赌钱、大吃大喝、搞封建迷信、干不三不四的事。有钱不会花，会害了年轻人。”黄天齐点头说：“是呀，前一阵子有几个人去游了桂林，回来说得津津有味。可是，他们反映飞机票和火车票都买不到，只有和香港旅客混在一起，多花一倍价钱才买得到飞机票。乡下佬，有钱也不容易出门呵。”是的，就目前看到的特区农村，是突然富裕起来的，像是暴发户，家业庞大，事务繁杂，根本无法考虑文化教育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深圳市在突飞猛进地变化，深圳市郊的村庄，也在突飞猛进地变化！能适应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不宜对他们有过多的要求。
在无拘无束的叙谈中，直至太阳偏西了，我们才和三位大队干部握别，离开沙头村。一天的参观访问，边看边谈，虽是跑马看花，而印象是新鲜的，感受是强烈的，心情是激动的。这些过去是生产落后、生活贫困、人心不安、外逃频繁的边地村庄，只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变为一个令人振奋的新村庄，真是无法想象。现在，边境异常平静，边地上的农民没有外流了，而且要求回来的人很多。他们的生活水平，和香港的工人相比，和九龙新界的农民相比，毫不逊色，或者说，已超过他们。变化如此迅速，秘密在哪里，用大队干部们的话来说，就在于三中全会的英明政策。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农村，在全国来说是很特殊的，也许缺乏典型。但就以它自己来对比，为什么过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变不了？这不能不引起头脑守旧的人深思。这使我想到，我们国家的穷困、农民的穷困，不是命定的，只要坚定地贯彻党中央的政策，解放思想，打破旧框框，大胆地领导农民前进，落后的面貌是可以改变的，改变的速度，有时会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看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几个农村，使我看到我们的农村前途无量，社会主义的远景璀璨辉煌。车子载着我们远离沙头村，远离福田公社，在夕阳斜照的宽阔公路上驰行。老徐、老庄欣然地送着我们回深圳市区去。
（选自《来自特区的报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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