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南下的军列：基建工程兵支援深圳建设

几天后，又一场早已预料的“台风”终于到来：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奉命脱下军装，就地转业，改编为深圳市属建筑施工企业的职工。9月 13日，深圳市政府正式印发《关于基建工程兵两万人集体转业改编为我市施工企业的通知》，转业、改编部队包括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挥部深圳临时指挥所、第三十一支队及其所属八个团和一个职工医院。其中：第三零二团改编为深圳市市政工程公司；第三零三团改编为深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第三零四团改编为深圳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第八零二团改编为深圳市机电设备安装公司；第一团改编为深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十六团改编为深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十九团改编为深圳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第三十一支队门诊部和冶金指挥部深圳临时指挥所医院合并改编为深圳市基建职工医院。

稍后，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指挥部九一二团 353人也奉命来到深圳，改编为深圳市工程地质勘察公司。

9月 19日，秋意正浓，深圳戏院济济一堂，气氛沉重而热烈。深圳市委、市政府在这里召开“基建工程兵驻深圳部队改编大会”，基建工程兵总部首长和梁湘等深圳市领导以及官兵代表两千多人出席。

首先，基建工程兵总部首长朗声宣读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命令。随后，基建工程兵第三十一支队政委王忠民健步上台，代表部队向深圳市移交集体转业人员档案资料，深圳市建委主任王世伦则代表深圳市在移交清单上签字。许多官兵眼里含着泪花摘下了鲜红的帽徽和领章，默默向军旗告别。虽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离开部队是迟早的事，但大家终究有些不舍。

最高兴的是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自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乐呵呵地看着主席台下一张张生动、青春的脸庞，心内翻涌如潮：人口还不到三万的深圳特区，转眼间多出了两万穿着绿军装，却没有帽徽、领章，将永久驻扎下来的“特殊市民”，特区的基建力量加强了。

正式成为特区一员的他们，还来不及体味特区的荣耀，便先坠入了深深的失落之中。他们的身份骤变，从光荣的解放军变成了普普通通的企业工人；工作性质和谋生手段也瞬间变了，从计划经济模式进入市场经济模式，从部队的供给制转入了两眼一抹黑的自谋生路。

这时，深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城市建设体制改革，建筑业尝试招投标，率先打破行业的地区封锁。不仅外地企业蜂拥而至，境外建筑商也急急赶来，与深圳本地的建筑企业争抢“饭碗”。改编后的基建工程兵官兵们得自己找饭吃，自己寻活干，一时难以适应。他们习惯了“以服从为天职”，等着上级安排任务，没有人懂市场经济，也不知道什么“竞标艺术”。他们满怀希望以建筑公司的名义到外面寻找工程时，屡屡碰壁，连竞连败。

他们不懂的东西还有很多。承揽工程要给“茶水费”（回扣），官兵出身的他们正气凛然，不屑屈服于这一竞标背后的潜规则。去银行贷款，也要给一份不菲的回扣出去，他们觉得银行的钱属于国家，凭什么要提回扣？他们义愤填膺，却无济于事，跑断了腿也贷不到一分钱。

一天，一个衣冠楚楚、满身珠光宝气的中间人找到一支部队的昔日团领导，如今的公司负责人。进门便神秘兮兮打开密码箱，拿出一份早已盖好章的数千万投资合同，却迟迟不肯交到公司负责人手中。公司负责人知道他在等 3%的“茶水费”，尽管明白拿到这份合同，公司近千名职工就可渡过难关，但“茶水费”又如何入账？最后，中间人又提着箱子，悻悻然离去。

于是，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找不到活干，一连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一个月最多只能领 50元的生活费。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他们只得各自想办法。或到火葬场干临工，或去外商开的酒楼洗碗，或去给私人包工头干苦力……一些职工家属无奈之下，还背着小孩到火车站要饭；或者趁着黄昏，去市场上捡摊主丢弃的菜叶；也有人提着蛇皮袋，去大街小巷捡破烂。

工程招投标改革，是梁湘实施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但他没想到他们会如此不适应。这两万人是他力主调来深圳的，眼下很多人停薪回家，或只能干些理发、挖沙、修自行车的活维持生计，他很是焦急。

梁湘召集其他市领导开会，商量解决的办法。有人脸上充满同情，提议说，政府应该扶持一下他们，调一些工程项目给他们干，以解燃眉之急。另外一些人则反对，说改革面前人人平等，让他们自学游泳吧，不会游泳的人喝过几口水，呛一呛后就学会了。

梁湘听后，沉默良久。蓦地，他说，学游泳也有个过程，如果把完全不会游泳的人一下子抛到大海里，一定会被淹死，我们起码要抛给他们一个充气游泳圈。他与大家商议后，决定帮助他们的队伍提高技术水平，增强竞标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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