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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走不出”的北大
作者：樊洋 来源：北大人在深圳·第一辑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3-06-08 人已围观
谈起北大校刊，刘晓春说他曾经做了一件“近水楼台”的事情。为了激励老家中学文学社的学弟学妹，他作为学生记者请季羡林先生题字，老先生欣然答应。季先生挥毫写就的“星星火”，至今仍然是吴川一中文学社的刊头，三十多年来一直在点燃南国小城中学生的梦想。
除了在校刊工作之外，刘晓春还主持北大法学社。刘晓春清晰地记得，在刘建民、王爱军等老师的支持下，创办《北大法律导报》，与魏剑、李向东、郑天姝等一起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法学社，刘晓春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当时一些老先生只给研究生和博士生上课，但刘晓春和他的本科生伙伴通过法学社的学术活动和采访，有机会得到陈守一、芮沐、龚祥瑞等老先生的亲身教导，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十分幸运。他说：“其实，刚进校的本科生更加渴望能上老先生的课，学校更应该做这样的安排。”刘晓春清晰地记得，1990年夏天，为了在《北大法律导报》向本科同学介绍国际经济法奠基人芮沐先生的学术成就，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燕南园，他和魏剑坐在凳子上，芮沐先生坐在椅子上，跟后生娓娓道来，树林里碎碎的阳光洒在芮先生的脸上，那情景生动无比。
刘晓春还与著名法学家龚祥瑞先生结成了忘年交。龚祥瑞先生在1936年考取“庚子赔款生”留学英国，回国后长期执教于北大法律系，直至逝世。据刘晓春回忆，老先生对学生的影响不只在课堂，他还会教给学生课堂之外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却也让人终身受益。比如说交谈，龚先生告诉刘晓春：“我讲的时候你就不要讲，等我讲完了你再讲；你讲的时候我也不讲，等你讲完了我再讲。”还有很多这样细微的知识，刘晓春都一直铭记于心。有一次，刘晓春和老先生两人一起坐公共汽车去爬香山，那时候老先生已经79岁高龄了，和刘晓春一路爬山一路畅谈。老先生当时虽已年近八旬，却也非常童真。他有一件夹克是破了补过的，而刘晓春假期里从广东老家刚买了一件新夹克穿在身上。老先生觉得新夹克好看，便想和刘晓春换。但因为自己的夹克是旧的、有补丁的，还非要再加一顶鸭舌帽，和刘晓春把新夹克换了过来。而这顶鸭舌帽是老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求学英国时带回来的，刘晓春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在北大求学时，刘晓春一直与龚祥瑞先生保持着书信联系。他们的每一封信件都有题目。有一年寒假，刘晓春将回家看见的一些社会现象写在信中寄给老先生，题为《南方的风》。老先生收到信后，不拘一格地把这封本科大三学生的信改写为两人之间一问一答的文章，作为他研究生教材中的一篇。在刘晓春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大学确实需要这种不拘一格的精神，若是把教书育人一刀切，切成工业化产品一个个地生产，那就不是北大了，就只能是一个高级职业培训学院了。
▲1990年，刘晓春（左五）作为北大学生代表与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燕京大学校友韩素音在燕园临湖轩对话
故土与异乡
1991年本科毕业后，刘晓春没有留在北京，22岁的他回到了广东。他说：“我家兄弟就我们哥俩，我哥留北京了，我就回来。我们哥俩得有所分工，父母总归年龄大了，我回来至少靠近父母一点。另外，广东改革开放确实比较早，当时的考虑是，学经济法在广东发展可能空间更大。”回到广东后，刘晓春的第一站并不在深圳，而是在广州，在广东省人大办公厅工作。在广东省人大工作期间，刘晓春体会最深的，是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后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正是因为向往改革开放的潮头，1994年春天刘晓春调动到了深圳经济特区工作，后来在香港回归前又被派驻到香港工作。
进入新世纪后，刘晓春于2000年成为深圳市首届领导干部赴美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班的一员，在芝加哥留学。刘晓春半开玩笑说：“我自从读了北大本科之后，就想如果再读其他学位，最好还是读北大的，但这次读MBA是公派留学，没有读北大，是别无选择。”只要有选择，他都会努力回北大读。在他哥哥的鼓励下，去美国留学之前，他在北大经济学院在职攻读了经济学硕士，论文导师是萧灼基教授；留学回来之后，又考取了北大法学院博士生，师从吴志攀教授。
▲1991年，刘晓春本科毕业回到广东。他将《未名湖印象》与北大西门瓷画挂在宿舍墙上。其中，《未名湖印象》系刘晓春自己用泡沫纸剪切而成
刘晓春在芝加哥留学时，曾作为主要策划者与一同去美国学习的同学在学校举办了China Day（中国日）活动，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特别是了解深圳。刘晓春说：“深圳无论是从投资环境，还是从人文环境来说，都可以说是中国一个最开明、最开放的城市。而且深圳和北大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改革的产物，都是创新的产物。北大是戊戌变法留下的唯一最大硕果，而且影响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进程；深圳则是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是中国创新发展的最佳样板。”深圳的发展历程证明了改革开放与持续创新是深圳不断发展的核心理念与核心力量。并且，在很多理念上，深圳与世界之间并没有鸿沟，在许多方面是接轨的，甚至在有些方面还引领着世界潮流。所以，当刘晓春他们离开深圳，前往美国求学时，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有着充分的自信来让世界各国的朋友看到不断改革开放的中国，了解蓬勃发展的深圳。在他们为期一年的学业结束时，21名学员没有一个想留在美国。对此，除了在国内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原因外，他们最主要的想法就是迫切回国，回去为祖国、为深圳做点什么。
2002年留学归来后，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未几，刘晓春从香港调回深圳，走马上任深圳市WTO事务中心副主任。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以及连续二十几年出口额高居全国第一的城市，涉WTO事务很多，任务很重，对很多企业来讲也很新鲜。刘晓春说：“虽然比在香港时收入少了不少，但工作也蛮有意思的，可以用更加全球化的视野来看问题，同时有更加本土化的行动和更强的规则意识，为我后来在国际仲裁院的工作也打下了一定基础。”
除了在校刊工作之外，刘晓春还主持北大法学社。刘晓春清晰地记得，在刘建民、王爱军等老师的支持下，创办《北大法律导报》，与魏剑、李向东、郑天姝等一起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法学社，刘晓春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当时一些老先生只给研究生和博士生上课，但刘晓春和他的本科生伙伴通过法学社的学术活动和采访，有机会得到陈守一、芮沐、龚祥瑞等老先生的亲身教导，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十分幸运。他说：“其实，刚进校的本科生更加渴望能上老先生的课，学校更应该做这样的安排。”刘晓春清晰地记得，1990年夏天，为了在《北大法律导报》向本科同学介绍国际经济法奠基人芮沐先生的学术成就，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燕南园，他和魏剑坐在凳子上，芮沐先生坐在椅子上，跟后生娓娓道来，树林里碎碎的阳光洒在芮先生的脸上，那情景生动无比。
刘晓春还与著名法学家龚祥瑞先生结成了忘年交。龚祥瑞先生在1936年考取“庚子赔款生”留学英国，回国后长期执教于北大法律系，直至逝世。据刘晓春回忆，老先生对学生的影响不只在课堂，他还会教给学生课堂之外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却也让人终身受益。比如说交谈，龚先生告诉刘晓春：“我讲的时候你就不要讲，等我讲完了你再讲；你讲的时候我也不讲，等你讲完了我再讲。”还有很多这样细微的知识，刘晓春都一直铭记于心。有一次，刘晓春和老先生两人一起坐公共汽车去爬香山，那时候老先生已经79岁高龄了，和刘晓春一路爬山一路畅谈。老先生当时虽已年近八旬，却也非常童真。他有一件夹克是破了补过的，而刘晓春假期里从广东老家刚买了一件新夹克穿在身上。老先生觉得新夹克好看，便想和刘晓春换。但因为自己的夹克是旧的、有补丁的，还非要再加一顶鸭舌帽，和刘晓春把新夹克换了过来。而这顶鸭舌帽是老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求学英国时带回来的，刘晓春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在北大求学时，刘晓春一直与龚祥瑞先生保持着书信联系。他们的每一封信件都有题目。有一年寒假，刘晓春将回家看见的一些社会现象写在信中寄给老先生，题为《南方的风》。老先生收到信后，不拘一格地把这封本科大三学生的信改写为两人之间一问一答的文章，作为他研究生教材中的一篇。在刘晓春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大学确实需要这种不拘一格的精神，若是把教书育人一刀切，切成工业化产品一个个地生产，那就不是北大了，就只能是一个高级职业培训学院了。
▲1990年，刘晓春（左五）作为北大学生代表与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燕京大学校友韩素音在燕园临湖轩对话
故土与异乡
1991年本科毕业后，刘晓春没有留在北京，22岁的他回到了广东。他说：“我家兄弟就我们哥俩，我哥留北京了，我就回来。我们哥俩得有所分工，父母总归年龄大了，我回来至少靠近父母一点。另外，广东改革开放确实比较早，当时的考虑是，学经济法在广东发展可能空间更大。”回到广东后，刘晓春的第一站并不在深圳，而是在广州，在广东省人大办公厅工作。在广东省人大工作期间，刘晓春体会最深的，是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后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正是因为向往改革开放的潮头，1994年春天刘晓春调动到了深圳经济特区工作，后来在香港回归前又被派驻到香港工作。
进入新世纪后，刘晓春于2000年成为深圳市首届领导干部赴美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班的一员，在芝加哥留学。刘晓春半开玩笑说：“我自从读了北大本科之后，就想如果再读其他学位，最好还是读北大的，但这次读MBA是公派留学，没有读北大，是别无选择。”只要有选择，他都会努力回北大读。在他哥哥的鼓励下，去美国留学之前，他在北大经济学院在职攻读了经济学硕士，论文导师是萧灼基教授；留学回来之后，又考取了北大法学院博士生，师从吴志攀教授。
▲1991年，刘晓春本科毕业回到广东。他将《未名湖印象》与北大西门瓷画挂在宿舍墙上。其中，《未名湖印象》系刘晓春自己用泡沫纸剪切而成
刘晓春在芝加哥留学时，曾作为主要策划者与一同去美国学习的同学在学校举办了China Day（中国日）活动，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特别是了解深圳。刘晓春说：“深圳无论是从投资环境，还是从人文环境来说，都可以说是中国一个最开明、最开放的城市。而且深圳和北大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改革的产物，都是创新的产物。北大是戊戌变法留下的唯一最大硕果，而且影响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进程；深圳则是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是中国创新发展的最佳样板。”深圳的发展历程证明了改革开放与持续创新是深圳不断发展的核心理念与核心力量。并且，在很多理念上，深圳与世界之间并没有鸿沟，在许多方面是接轨的，甚至在有些方面还引领着世界潮流。所以，当刘晓春他们离开深圳，前往美国求学时，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有着充分的自信来让世界各国的朋友看到不断改革开放的中国，了解蓬勃发展的深圳。在他们为期一年的学业结束时，21名学员没有一个想留在美国。对此，除了在国内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原因外，他们最主要的想法就是迫切回国，回去为祖国、为深圳做点什么。
2002年留学归来后，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未几，刘晓春从香港调回深圳，走马上任深圳市WTO事务中心副主任。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以及连续二十几年出口额高居全国第一的城市，涉WTO事务很多，任务很重，对很多企业来讲也很新鲜。刘晓春说：“虽然比在香港时收入少了不少，但工作也蛮有意思的，可以用更加全球化的视野来看问题，同时有更加本土化的行动和更强的规则意识，为我后来在国际仲裁院的工作也打下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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